建立和完善重大群体性事件源头化解机制的对策和建议

群体性事件是社会变革、体制转型、利益冲突、观念碰撞的时代背景下,产生、蔓延和发展变化的一种社会现象,是各种社会矛盾综合作用的表现形式。因此,建立一套完善的重大群体性事件源头化解机制,应当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为情报监控机制;第二层次为民怨化解机制;第三层次为矛盾缓和机制。     

“无直接利益冲突”矛盾的化解理念与路径研究——基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视角

“无直接利益冲突”矛盾是近年来我国社会出现的一种新的矛盾形式,暴露了我国在社会治理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本文基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基本理念和实践模式,分析了“无直接利益冲突”矛盾的主要特征及其产生原因,指出了我国政府在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矛盾中应坚持的基本理念:以人为本、包容贵和、共建共享和公平正义,在思想基础、现实基础、制度基础、社会基础和实践模式等方面探讨了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矛盾的路径。     

多维视阈下非直接利益冲突的化解之道

近年频发的非直接利益冲突是我国社会矛盾的新形态,它在巩固发展成果、加强执政地位、提高公共福祉、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起着非常消极的掣肘作用。针对此类冲突的体制性根源,应从优化发展模式、完善制度供给、加强权力监督、规范司法运行、培育公民社会、创新社会管理等方面探寻化解非直接利益冲突的治本之策。     

健全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工作机制探讨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经济转轨时期,各种传统的和新型的社会治安问题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各种社会矛盾触点多、燃点低、处理难。面对社会矛盾主体多元化趋势加剧,矛盾成因复杂程度加剧,以及矛盾发生尖锐程度加剧的局势,各相关部门在加强社会管理、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工作中,要着力健全利益目标导向机制、利益诉求表达及调处机制、群众权益保障机制和利益冲突预警应急机制,努力化解老矛盾,有效预防新矛盾,构建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视阈下“非直接利益冲突现象”成因及对策研究

和谐社会视域下＂非直接利益冲突现象＂将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长期存在,对其成因进行分析,树立预先化解在先的理念,不断化解社会矛盾,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东台市政协委员为“十二五”期间加强社会矛盾化解工作支招

针对东台市社会矛盾排查化解工作的实际,东台市政协常委、市公安局政委邱治刚建议在市十二五规划的编制实施中,完善四大机制、努力化解社会矛盾。一是完善源头治理机制。社会矛盾源头治理有多项措施,当前要突出抓好风险评估工作。风     

“无直接利益冲突”现状及其防范

"无直接利益冲突"是近年来我国新出现的一种社会矛盾表现形式,一般是指当直接利益冲突发生时,众多与冲突没有任何直接利益诉求的人,出于某种非理性的心理而加入其中,从而形成的一种"继发性冲突"。对"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特征、根源、防范和化解措施进行探讨,对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矛盾化解视角下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与创新

当前社会矛盾冲突的新特点给社会管理带来前所未有的新挑战。探索社会矛盾化解的新思路应深入分析社会矛盾产生的深层次根源。嘉善作为首个国家级县域科学发展示范点,必须在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上有新的突破。要规范源头治理机制,实现社会管理从被动维稳向主动创稳转变;要健全利益表达机制,实现社会治理从行政管制向民主协商转变;要完善排查调处机制,实现社会矛盾化解从单一事后处置向合力超前处置转变。     

试析群体性事件的产生原因和人员构成

当前群体性事件的深层原因是 :1 从社会结构角度看 ,权力的不平等导致利益冲突。 2 从经济角度看 ,分配不公导致利益冲突加剧。 3 改革不配套 ,一些措施超出特定社会群体的社会预期和承受能力。 4 社会控制机制弱化 ,社会整合机制滞后。从阶层的角度分析群体性事件的人员构成有 :民工 ,以下岗国企职工为主要成分的城市贫农 ,政府官员和教师。对策建议 :理顺经济秩序 ,完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 ;从积极的角度看待群体性事件 ,为社会不满情绪提供必要的宣泄渠道 ;畅通合法渠道 ,把矛盾纳入法制化轨道 ;公安机关要讲策略 ,将执法成本降至最低限度 ,并谋求社会援助 ,共同应对。     

“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的探究与思考

“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属于社会泄愤事件,有时看似偶然,实属必然,背后蕴含着深层次的原因,这不仅仅是民怨长期积累后的一种爆发,更揭示了当前某些地区管理体制、分配机制等存在的弊端。预防和处置“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要坚持以人为本,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要坚持依法行政,加强领导干部队伍建设;要坚持预防为主,加大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力度;要坚持把握原则,依法妥善处置“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     

转型期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体制机制探究

我国正处于社会结构转型与体制转轨的关键时期,总体上社会发展平稳向好,但是也要看到社会群体利益冲突激增,社会群体事件时有发生,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对于预防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各地区认真贯彻中央精神,结合各地实际,以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政策制定、重大工程项目建设等决策事项为重点,积极探索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本文通过梳理我国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体制机制运行的主要做法与运行成效,总结目前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面临的突出问题,提出进一步完善我国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体制机制的主要思路与政策框架,包括更加注重完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顶层设计,更加注重明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精准定位,更加注重落实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长效机制,更加注重完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保障机制,更加注重健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防范预警机制。     

利益冲突与制度创新、政治稳定的互动分析

对社会不平等一般理论的分析,有助于考察我国社会群体利益分配与利益冲突的具体情况。多元的分配制度决定了我国社会群体利益分配上的差别。利益冲突推动制度创新,制度改革的不到位又带来新的利益冲突并影响到政治稳定。     

行政调解和谐之道

在各种利益冲突和磨擦不断出现、社会矛盾更加复杂、各种纠纷也大量增加的宏观背景下;在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治安案件果不能及时疏导化解,有可能发展成群体事件,甚至激化为刑事犯罪案件的微观背景下,公安机关必须有效地承担起行政调解的职责,加大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治安案件的调解力度,及时化解各种社会矛盾,消除各种不安定因素,维护社会稳定。     

化解基层矛盾的安吉模式

去年春天,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吉县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调研时强调,基层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要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把党员、干部下访和群众上访结合起来,把群众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工作规范起来,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切实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安吉县的做法值得推广.     

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的和谐社区建设

我国的社会管理创新是在由单位管理走向社区管理的背景下，面对社会需求的多元化和社会矛盾的复杂化而推进的一项国家决策。作为社会管理的基层平台，目前我国社区建设的多元主体间存在着复杂的利益冲突与矛盾，矛盾化解机制也尚不健全。加强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的和谐社区建设，应当理顺社区主体之间的关系，创新社区组织体系；创新社区矛盾疏导与有效解决机制，稳定基层社会秩序；倡导社区民众参与社区治理，增强社区凝聚力。     

畅通诉求预防社会矛盾纠纷

接诉即办机制倒逼各区党委政府、各职能部门和服务企业从"有一办一、举一反三"到"主动治理、未诉先办",化解了大量的矛盾纠纷,一些积累多年的问题正在逐步解决。下一步应重点思考和研究如何建立和完善从源头预防社会矛盾纠纷的机制。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努力将矛盾化解在基层。     

改善民生：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根本立足点

“无直接利益冲突”,是我国当前社会转型时期严重影响执政基础的一种新的社会矛盾。“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性质和特点,决定了化解这一矛盾的根本立足点是改善民生。民生是事关社会发展、社会进步、和谐社会构建,甚至政权更替的关键。改善民生,化解“元直接利益冲突”矛盾,必须大力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把改善民生作为政府的基本职能;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把改善民生作为最大的执政政绩;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把改善民生作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最终目标;着力弘扬务实之风,夯实改善民生的根基;与时俱进地推进制度创新,不断建立改善民生的制度支撑;不断构建为公共服务的共享保障机制,为改善民生提供稳定的社会保证。     

论新时期“无直接利益冲突”矛盾预警与应急机制

"无直接利益冲突"是社会冲突的众多参与者与事件本身无关,只是表达、发泄一种情绪。其通常表现是起哄、扎堆、看热闹,严重的可引发骚乱。社会矛盾预警应急机制可有效预防和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新时期,"无直接利益冲突"呈现出的新情况、新趋势、新动向等特征,迫需构建这种机制。构建这种机制,需夯实"无直接利益冲突"预警应急的基础,建设科学、高效的矛盾预警与应急系统。     

完善大调解机制 夯实和谐社会根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是一个没有矛盾的社会．但应该是一个社会矛盾一旦发生，就能得到及时化解，并且以低成本方式化解的社会。要建设这样的和谐社会，从社会基层建立完善大调解机制显然是很好的选择。     

和谐社会:利益矛盾与冲突的协调

要任何一个社会都是充满了矛盾和冲突的社会。和谐社会不是一个没有利益矛盾与冲突的社会,而是一个能够有效地协调与整合利益冲突的社会。中国社会的改革与发展已经塑造了不同于以往的利益矛盾与冲突,利益主体和形成机制发生了极大的变革。建立自下而上的、重新组织化的、通过谈判和契约方式、由国家作为最后协调者的机制和体制,将有助于在新形势下构建更有效地协调与整合利益冲突的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