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宗教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犯罪的社会控制

我国复杂的民族状况决定了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犯罪控制的特殊性及难度，宗教因素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应当在我国民族地区发挥预防犯罪的社会控制作用。本文拟从基本范畴界定、宗教在我国民族地区犯罪社会控制中的运行方式、宗教控制少数民族地区犯罪可行性、宗教对于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犯罪社会控制的意义几个方面对宗教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犯罪的社会控制作用问题作一个阐述。     

渝东南少数民族地区毒品犯罪研究

近年来,渝东南少数民族地区毒品犯罪问题日趋严重,其毒品犯罪类型多表现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种植毒品原植物罪,非法持有毒品罪与容留他人吸毒罪等,其中以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最甚。该地区毒品犯罪的产生与发展实质上是与该地区独特的经济、历史、文化与社会控制等诸多内外在因素有关。而防止此类犯罪产生与发展的对策则是从满足少数民族民众当前的迫切生活需求出发,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民族地区的社会管理。     

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犯罪矫正

我国复杂的民族状况决定了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犯罪进行矫正的特殊性及难度,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犯罪矫正既要考虑到国家法律的一元性,也要考虑到民族民间文化为犯罪矫正提供的多元化进路。不论是精神性矫正模式、社区性矫正模式还是正式性矫正模式．都需要针对少数民族同胞设计具有民族特点的犯罪矫正机制,使犯罪矫正工作在我国的少数民族地区获得更高的质量。     

西部民族地区涉毒犯罪——用文化人类学的视野分析

毒品问题是西部民族地区严重的社会问题,而当地少数民族也是毒品问题的受害者。本文尝试从文化人类学的基本理念出发,从社会整体性、文化相对主义以及田野工作视角对西部民族地区当地人群毒品犯罪问题展开思考,为毒品犯罪的研究开启新的视野。     

论少数民族犯罪的司法控制

少数民族犯罪如何实现司法控制 ,本文探讨了少数民族地区的严打问题、非犯罪化与轻刑化如何实现问题、如何对少数民族犯罪进行矫治问题 ,提出了结合民族地区实际具体处理的原则和对策。     

用民族文化体现党的科学理论——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推进理论大众化经验之五

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需要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潜移默化地与民族文化相融合，使党的科学理论既得到广泛传播普及，又符合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近年来，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在传播普及党的科学理论中，尊重、保护、传承、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引导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在对本民族文化和中华文化的认同过程中学习科学理论，     

少数民族地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特征认定——基于西南地区的实证研究

基于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因素和宗教因素的特殊情境,少数民族地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除具备组织特征、经济特征、行为特征、危害特征的共性特征之外,还需把握地缘性和血缘性犯罪组织突出、文化领域的意识控制、对抗性突出的个性特征。新形势下,原始性暴力减弱而隐形暴力增强、组织结构智能化、政治利益减弱而经济需求增强的特征演变也需引起重视。少数民族地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特征认定需要自身的思路建构,包括妥善处置刑事司法政策的内部张力、方法论的运用以及特征认定的注意事项。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适用

我国复杂的民族状况决定了对少教民族地区的犯罪控制具有不同于汉族地区的特殊性和难度,这就要求在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时,要注意研究该刑事政策在少数民族地区适用的特殊问题,处理好国家统一的刑事政策与少数民族习惯法之间的关系.对轻罪、重罪的不同犯罪,结合少数民族犯罪的特点和少数民族犯罪人的个别情况,做出同时具备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不同处遇措施.     

论中国共产党在长征期间的民族政策

中国共产党在长征中十分重视民族问题,制定了正确的民族政策:一是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二是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语言文化;三是重视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和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利益保护;四是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这些民族政策的实施,确保了红军顺利地通过了少数民族地区,最终实现了大转移,影响和推动少数民族地区革命斗争的发展,也为党进一步制定民族政策积累了经验。     

民族纠纷案件处置与和谐社会构建

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是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群众纠纷案件处置恰当与否直接影响到民族关系的顺利发展.社会转型时期,少数民族群众纠纷案件原因有其复杂性、多元性,表现为民族问题与非民族问题相互交织、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相互混杂、少数民族群众素养与现代社会管理理念相互摩擦冲突、民族文化意识强化与多元文化意识相互融合等方面的矛盾.和谐社会构建涉及少数民族群众纠纷案件处置需要提升司法解决民族纠纷案件的能力,尊重少数民族群众的心理诉求,对纠纷案件事态发展进行危机管理,以法治为本、以和谐为基奠定制度化处置程序机制.     

知识产权犯罪动因论析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网络膨胀着社会各方面的发展,知识经济潮头涌现。知识产权犯罪作为知识经济的消极衍生物,处于滋生蔓延状态。知识产权犯罪具有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心理原因,这些原因有机整合为一个原因体系。     

西部民族地区毒品犯罪之宗教防治功能

西部民族地区毒品犯罪防治具有特殊性,其中宗教因素能够发挥其防治毒品犯罪的社会控制功能。宗教对有关毒品违法犯罪问题持有否定性态度,这对西部民族地区防治毒品犯罪宣传教育等工作具有重要作用,并且对法律规范起到一定的补充作用。     

论经济犯罪对社会治安状况的软影响

经济犯罪是指行为人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为谋取不法的经济利益,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依照《刑法》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现代经济犯罪的成因比传统刑事犯罪要复杂得多,经济体制改革、法制转轨.人口流动之类的社会因素均可能诱发各种各样的经济犯罪。经济犯罪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一起经济案件可能导致一个或数个企业陷入困境甚至倒闭;一些大案要案涉案资金数额巨大,给国家、集体和公民个人造成巨大损失;尤其是经济犯罪往往与腐败现象紧密相连,经济犯罪滋生腐败,腐败行为掩护经济犯罪,极易引发上访等集体性案件的发生,威胁国家政权的巩固。     

网络犯罪“犯罪场”初探

科技发展 ,一日千里 ,计算机已从单机时代过渡到网络时代。网络时代衍生出的一种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形态———网络犯罪 ,已呈愈演愈烈之势。这种现象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网络犯罪“犯罪场”与传统犯罪相比 ,在时空因素、被害人因素及犯罪控制机制弱化因素等三个方面具有特殊性 ,防控犯罪难度相对较大所造成的     

中国黑社会犯罪生存发展的社会和法制因素

有效地打击和遏制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维护社会稳定,是我国长期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和法制原因：党内和社会腐败现象给黑社会犯罪寻求政治保护提供了可乘之机;特定社会环境下社会管理职能弱化和某些失误,给黑社会犯罪提供了发展条件;立法、执法方面的某些偏颇是黑社会犯罪滋生、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犯罪实证研究--以S市M区的统计数据为基础的分析

对s市M区统计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城市涉嫌犯罪的少数民族人员以无任何前科记录的初中文化水平以下的外来男性农民和无业人员为主;实施的犯罪行为比较轻,相对集中于盗窃罪,寻衅滋事罪,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等几个罪名;共同犯罪的规模较小,共同犯罪人之间的联系比较松散,作案手段多元化、相对平和,重特大案件罕见;适用刑罚比较轻缓,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罚金为主。城市少数民族人员犯罪并不是严重的社会现象,其数量和严重程度远远低于汉族人犯罪。因此,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犯罪问题不应当特殊化,应当在人口流动和城镇化的背景下,理性客观地对待少数民族人员犯罪问题,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采取措施使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尽快融入大城市。     

警惕个体恐怖犯罪的泛滥

个体恐怖犯罪在我国的出现越来越多,危害越来越大,然而它与有组织的恐怖犯罪有明显的区别。引起个体恐怖犯罪的原因有很多,既包括对社会严重不满和对他人极端仇视等复杂原因,也包括了社会转型期各种复杂矛盾引起的问题。为了防范此类犯罪,我们要更多地了解个体恐怖犯罪的特点和危害,以便采取相应的措施来进行应对。     

城市化过程中的犯罪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这已成为人类文明的主要标志,但是城市化过程中的犯罪问题应引起我们的深思。城市化过程中的犯罪类型是多样化的,原因也具有多元化,既有引起犯罪现象的一般原因,也有特殊时期的特定成因。面对复杂的犯罪现象和犯罪原因,我们不能只依赖单一的主体和片面的预防措施,应该发挥多种预防力量的整合作用。     

从经济犯罪看犯罪生态学之重构

将生态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思维方式、理论成果运用于犯罪学领域,犯罪生态学得以重构,现代犯罪生态学由此产生。这是传统犯罪生态学理论的质的飞跃。从研究经济犯罪的角度审视,犯罪生态学的重构路径和学术价值在于:运用现代生态学学科概念、理论学说、观念体系,对犯罪现象、原因和预防进行分析;运用生态自我调适和自我控制的方法来减少犯罪产生的条件,达到从根本上抑制犯罪的目的。     

认同危机与国家安全——基于新疆跨界民族问题的视角

新疆跨界民族问题与国家安全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民族意识膨胀、回归运动、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渗透、跨国犯罪仅仅是新疆跨界民族问题的特殊表现形式,其实质就是跨界民族的国家认同危机。新疆跨界民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既共生互融又冲突和对立,从我国地缘安全的视角看,国家认同高于民族认同。在国家认同的建构中要充分尊重与发展新疆少数民族也包括跨界民族的民族认同,实现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整合与互融,从而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国家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