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司法鉴定人及其出庭问题研究

司法鉴定人的主体地位决定其是改善和健全现阶段司法鉴定制度的根本途径和关键环节。在当前司法实践中鉴定人出庭难、出庭率低等已成为亟待解决的弊病。高校司法鉴定人作为鉴定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推进鉴定理论化进程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高校司法鉴定人以其身份之特殊性在当今司法鉴定领域承栽着特殊的意义,对其出庭等相关问题的妥善解决必将打开完善我国司法鉴定人出庭制度的关键一环。     

保障鉴定人出庭之程序完善探析——以刑事诉讼为视角

鉴定意见有“科学证据”之称,但因刑事诉讼中的鉴定带有一定的封闭性很少为外界所知晓,鉴定方法也因涉及专业知识亦非多数人所掌握,鉴定意见的科学性常受到外界的质疑.鉴定人出庭对于人民法院查明案情,保证案件质量,化解社会矛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多年来,鉴定人出庭率低这一现象始终没有改变.本文先从决定权错位、制度缺失、积极性缺失三方面分析限制鉴定人出庭的诸多主客观因素,然后从启动主体、启动条件、启动程序、保障鉴定人权利四个方面提出完善对策.     

我国刑事司法鉴定若干问题探讨———基于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的思考

新刑事诉讼法对刑事司法鉴定的规定作了较大修改，对推进我国刑事司法鉴定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有着重要意义；但从司法实践角度看，有些问题仍可探讨。刑事司法鉴定作为证据种类名称修改为“鉴定人意见”和“鉴定报告”更适合司法实践；重新鉴定启动权的不平等、重新鉴定无次数限定、对重新鉴定人的资质未作要求，将无法遏制多头鉴定、重复鉴定的现象存在；鉴定人不出庭作证的法律后果过轻、缺少鉴定人出庭经济补偿的规定、对鉴定人实施人身保护范围过窄且难以落实、专家辅助人提出意见制度构建不完善等问题影响到鉴定意见的质证采信。     

从鉴定人角度谈新《刑事诉讼法》对鉴定人出庭制度的修改

鉴定人出庭制度已在新《刑诉法》中确立，目前实践中，鉴定人也真真切切地来到庭前。但在旧《刑诉法》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在《刑诉法》修改后却没有在根本上得到解决。立法在要求鉴定人出庭之后，并没有解决鉴定人、公诉人、法官自身能力的问题，也没有充分保护鉴定人的利益。从鉴定人角度分析其出庭制度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并就具体细节提出可行性建议，是进一步完善鉴定人出庭制度的需要。     

论鉴定结论的证据效力——基于比较法的思考

不论是英美法系的专家证人制度还是大陆法系的鉴定人制度，鉴定专家都需要出庭，并就鉴定结果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接受控辩双方的询问。而我国刑事诉讼中鉴定人不出庭，导致鉴定结论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无法受到有效的检验；而且在证据能力和证明的关系问题上，证据能力缺乏独立的品格，附属于法官对证据证明力的判断。未来我国需要从鉴定人出庭、鉴定结论的庭前开示、庭审的实质化，以及树立证据能力的独立品格等方面来彻底完善我国司法鉴定制度。     

论公安鉴定意见的证据能力

公安机关内设鉴定机构存在鉴定机构、鉴定人不审核登记,不申请CNAS认可,超范围鉴定,鉴定程序违法等多种不能作为定案根据的现象。应从公安机关鉴定的合法性方面来改变现状,对公安鉴定工作进行重新认识,完善鉴定人出庭制度,充分利用好专家证人制度,制定统一的鉴定技术标准体系,构建完善的质量监控制度,以顺应世界发展趋势,推动公安机关内设鉴定机构真正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     

鉴定制度研究——以民事诉讼法为视角

由于大陆法系国家与英美法系国家的民事诉讼制度不同,其鉴定制度也不相同.鉴定结论是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7种证据之一,但该法未对鉴定制度做出具体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鉴定制度做了具体规定,但我国的鉴定制度尚存在不完善之处,应从鉴定人个人负责制、对鉴定结论的质证和认证、鉴定人的法律责任体系、鉴定人出庭、鉴定人资格认定和登记注册的名册、鉴定人回避六个方面完善我国的鉴定制度.     

司法鉴定人出庭:基于语言学与哲学解释学视角

司法鉴定人出庭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国的司法实践,一方面司法鉴定人出庭确实能从一定程度上减少当事人对鉴定意见的异议;另一方面,司法鉴定人出庭率一直很低。两者的矛盾引发对司法鉴定人出庭的必要性问题的探讨,从最根本的语言与哲学解释学的角度来证明,司法鉴定人出庭是非常必要的。     

论鉴定人出庭作证的技巧

在我国鉴定人出庭率长期低下的情况下,面对出庭,鉴定人如何缓解情绪紧张;如何克服内行与外行就专业问题交流的障碍,对鉴定意见进行阐释,对错误的发问进行反驳;如何科学应对被质证证实的鉴定瑕疵和错误?诸如此类,涉及鉴定人出庭作证的技巧,关乎作证的效果。在鉴定人为控方作证的语境下,研究和掌握出庭作证技巧,提高出庭作证的能力水平,充分实现法庭对鉴定意见质证的功能,这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背景下完善鉴定人出庭制度的内在要求。     

专家辅助人诉讼地位初探

2012年8月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增加规定了专家辅助人制度,当事人可以申请法院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人的鉴定意见或者专业问题提出意见。这一制度对于弥补鉴定制度的不足、提高鉴定人专业素质、保证庭审质证的质量都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法律并未明确专家辅助人的诉讼地位,司法实践会面临诸多问题。应明确专家辅助人的诉讼地位,以完善相关制度,增强可操作性,指导司法实践。     

远程作证的条件及其衡量——基基于澳大利亚司法个案的观察

当下远程作证等电子司法手段的运用缺乏可预测性，恣意性问题逐步凸显。如何构建远程作证规制的观念与方法基础，澳大利亚的实践提供了有效样本。通过其司法个案观察，远程作证条件可理解为积极条件和消极条件的区分，出庭不便的具体情形与阻却远程作证的因素均为法官衡量的基本内容。在两者之间权衡时，摈弃实用主义立场，坚持司法公正的价值取向，以保证远程作证条件适用的一致性与妥当性。     

论司法鉴定人出庭作证

我国的三大诉讼法和仲裁法皆把司法鉴定结论作为法定证据,鉴定人是鉴定结论产生的主体,必然受到诉讼制度和证据制度的规范,而具有一定的法律地位和责任。在我国当前的诉讼模式下,诉讼证据依靠两个屏障加以过滤:其一,当事人、鉴定人出庭质证参与诉讼;其二,由法官的采证、法官的内心确信而形成。所以鉴定人出庭出具作为证据的司法鉴定结论,接受当事人的质询和法官的询问,这是鉴定程序的最后阶段,也是鉴定结论能否升华为诉讼证据的关键所在,直接影响法庭对鉴定结论的采信。鉴于此,鉴定人出庭作证是十分必要和必须进行规范。当前,鉴定人出庭甚少,该制度需要进行调整和完善。     

“司法权威”与“学术权威”的竞存——由“专家法律意见书”存在的几点悖论引发的思考

“专家法律意见书”从性质上说不属于证据，而属于学理解释的范畴。目前，我国法律实践中的专家意见书存在亟须规范的问题，包括以“学术权威”压迫“司法权威”、以专家意见干涉司法独立等。参考国外相关的立法例．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法院应拒绝接收“专家法律意见书”，并采取相应的替代性措施。     

“光芒”还是“阴霾”:聚焦科技证据与《刑事诉讼法》修改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将技术侦查纳入刑事诉讼法、明确电子数据的法律地位、规范录音录像及其视频资料、将鉴定结论修改为鉴定意见等内容,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科技证据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广泛运用,有利于我国革除传统口供主义的弊端,促进正当法律程序改革,但同时也带来了人权保障方面的诸多难题。在将来的修正案中,有必要依据证明力上的关联性、证据能力上的容忍性等积极完善科技证据的收集、审查和质证机制,强化刑事司法机关的科技配置。     

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理解与适用

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关系到司法公正、审判公信和人权公义纵观新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目前我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可分为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核心制度、保障制度和程序制度确立证人强制出庭制度和限定应当出庭证人范围是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题中之义,完善证人安全保护制度和规定证人经济补偿制度是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逻辑结果,规范庭审询问证人程序和明确证人证言采信规则是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认证程序.     

证人出庭作证问题研究

证人出庭作证是保证司法公正的基本措施。针对我国司法实践中普通存在的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的现象 ,有必要从转变司法观念 ,建立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完善证人保护制度 ,贯彻直接言词原则 ,建立证人特权制度等方面 ,有效解决证人出庭作证的问题。     

美国专家证人制度的评价及启示

作为证据之一的鉴定结论对于诉讼中涉及到专门性问题的认定至关重要,而鉴定人制度又是其核心内容。本文首先介绍了美国专家证人的资格、委任和出庭作证;接着就其合理内涵与制度缺陷及其补救措施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最后,在结合我国的现状与借鉴美国的有益作法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议。     

浅析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兼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相关规定

证人出庭作证是实现实体公正和程序正义的双重要求,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证人不出庭作证的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刑诉法修正案（草案）（以下简称《修正案草案》）中确立了强制关键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然而这一规定能否顺利转化为实践中的法则还有待时间的验证。只有对该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进行相应完善,并辅以各方的共同努力才能充分发挥其保障司法公正的重要作用。     

我国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完善

证人出庭作证一直是困扰我国立法和司法的一大难题 ,这一问题直接涉及到我国司法体系的健全程度。我国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存在一些明显的弊端 ,应针对这些弊端采取相应的完善措施。     

论我国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异位——以侦查阶段的制度缺失为主线

专家辅助人制度应能有效改善我国司法鉴定活动现状,但须切实赋予专家辅助人参与和监督鉴定活动的能力。现行立法下,专家辅助人申请阶段局限于审判阶段,而鉴定活动往往集中在侦查阶段,如此造成专家辅助人无法参与和监督司法鉴定活动的矛盾,极不利于专家辅助人制度效果的发挥。要彻底解决我国"自侦自鉴"模式下带来的鉴定意见不公开、不公正情况的问题,应当从鉴定的源头抓起,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在侦查阶段委托专家辅助人的权利,以达到改善侦查阶段的鉴定活动问题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