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企业家犯罪的社会生态学分析——以两类企业家犯罪的差别为视角

企业家犯罪根据企业所有制形式不同,可分为国有企业家犯罪和民营企业家犯罪两类。企业家犯罪具有很强的"生态性",即其特征和表现与所处社会生态环境高度相关。"抑商情结"是两类企业家犯罪差别的精神基础;两类企业在社会资源分配体系中所处的不同地位是其企业家犯罪差别的物质基础;两类企业家与企业本身的利益关系不同是其犯罪差别的动力基础;两类企业家的不同属性是其犯罪差别的个体性基础;而刑法干预在经济领域的泛化则是两类企业家犯罪差别的法律基础。为企业家的生存与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是应对企业家犯罪的治本之策。     

2017中国企业家刑事风险分析报告

正第一部分企业家犯罪概况一、企业家犯罪的总体数量与结构在2016年12月1日至2017年11月30日的上传的刑事判决案例中,共检索出企业家犯罪案例2319件,整体数据情况如下:在本统计年度中,企业家犯罪2481次。其中,国有企业家犯罪数为375,约占企业家犯罪总数的15.1%,民营企业家犯罪数     

国内首家刑事风险防控专业研究报告 2015中国企业家刑事风险报告

正第一部分企业家刑事风险概况一、涉案企业家的总体规模在2014年12月1日至2015年11月30日的统计年度,共搜集企业家犯罪案件793例。其中,国有企业家犯罪案件143例,占案件总数的18.03%;民营企业家犯罪案件650例,占案件总数的81.97%。在本年度793例企业家犯罪案件中,共涉及犯罪企业家921人。其中,犯罪国有企业家共170人,占犯罪企业家总人数的18.46%;犯罪民营企业家共751人,占犯罪企业家总人数     

从企业家犯罪的罪名结构透视企业家犯罪的制度性成因——以245起案例统计为基础

在犯罪成因上,企业家犯罪不同于传统的街头犯罪,外在环境与制度条件对企业家队伍的成长方式及其追逐财富的路径选择具有很强的建构性。透过245起具有统计价值的企业家犯罪案例中的罪名结构特征,可以具体地说明企业家犯罪的制度性成因:融资类犯罪比重大凸显民企融资的制度性瓶颈;受贿罪突出反映出国有企业家制度性的角色错位;国有、民营企业家罪名差异显现市场公平竞争的不足;民营企业家的主要罪名分布反映出刑事手段介入市场活动的泛化倾向;背信犯罪的高发折射企业家精神的缺失。     

从企业家犯罪的罪名结构透视企业家犯罪的制度性成因———以 245 起案例统计为基础简

在犯罪成因上，企业家犯罪不同于传统的街头犯罪，外在环境与制度条件对企业家队伍的成长方式及其追逐财富的路径选择具有很强的建构性。透过245起具有统计价值的企业家犯罪案例中的罪名结构特征，可以具体地说明企业家犯罪的制度性成因：融资类犯罪比重大凸显民企融资的制度性瓶颈；受贿罪突出反映出国有企业家制度性的角色错位；国有、民营企业家罪名差异显现市场公平竞争的不足；民营企业家的主要罪名分布反映出刑事手段介入市场活动的泛化倾向；背信犯罪的高发折射企业家精神的缺失。     

2016中国企业家刑事风险分析报告

<正>第一部分企业家犯罪概况一、企业家犯罪的总体数量与结构在2015年12月1日至2016年11月30日的统计年度,共搜集企业家犯罪案件1458例。其中,国有企业家犯罪案件203例,占案件总数的13.9%;民营企业家犯罪案件1255例,占案件总数的86.1%。在本年度1458例企业家犯罪案件中,共涉及犯罪企业家1827人。其中,犯罪国有企业家共     

我国民营企业家犯罪的困境与出路

民营企业家犯罪是我国当前比较突出的问题,严重制约着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从近年来民营企业家犯罪的相关数据来看,不仅案件数量和涉案人数在逐步增加,而且涉罪的类型和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分析当前民营企业家面临的犯罪困境,既有自身认识方面的,也有制度设计方面的,比较突出的是"官商勾结"观念中的求利困境、"国进民退"背景下的求生困境和"资本短缺"现实中的融资困境。因此,有必要采取积极措施消解民营企业家所面临的犯罪困境,帮助民营企业家走出犯罪泥潭。具体措施包括:对民营企业家进行价值观念、法律意识及责任意识方面的引导,提高民营企业家的自我认识能力;完善民营企业内部的管理制度、预警机制及问责机制,进而规范民营企业家的市场行为;改善民营企业家的制度环境;加强民营企业家的法律保护。     

我国企业家贿赂犯罪不起诉制度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企业家贿赂犯罪案件数量日益增多.在实践中,各地检察机关即使对涉案企业家采用不起诉处理方式,也多是适用酌定不起诉.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目前尚未建立完整有效的企业家贿赂犯罪不起诉制度.因此,有必要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企业家贿赂犯罪不起诉制度.     

2023企业家刑事风险分析报告（2022暨2017—2021数据对照分析）

<正>前言(一)本报告的目的与价值企业家作为市场要素中最活跃的因素，作为创造财富、推动经济发展的社会精英群体，其犯罪现状如何，不仅能反映出企业家群体的自身问题，更能标示出当下制度环境与营商环境中存在的问题和隐患。毕竟，企业就是制度创设的充满活力的盈利组织，而且企业家是社会创新的重要引擎。这决定着制作和发布本报告的目的具有多元指向性：其一，对相关决策机关，通过揭示企业家犯罪的规模与特征，有助于正确判断企业家犯罪态势，     

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生成中的情境分析

在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生成中,从腐败犯罪动机的产生到犯罪行为的实施,并非行为人单方面作恶的结果,其间还存在企业组织在与民营企业家互动过程中所形成的有利于腐败犯罪动机外化的犯罪情境的刺激。这一犯罪情境的形成不仅与各种具体的外部客观事实作用相关,也与行为人对这些客观内容的主观体验密切相关。最终这一犯罪情境促成行为人形成具有具体指向性的腐败犯罪动机,并将其转化为外在的事实性侵害行为。     

GDP考核对企业家犯罪预防的消极作用——从湖南双峰红头文件事件说起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的重大成果之一,是中国的GDP总量超越日本,紧随美国,成为世界第二。但是,从企业家犯罪预防的角度而言,在法治缺失的环境下,GDP的快速发展并非佳音。因为地方党政组织及其负责人可能因对GDP的刻意追求而阻碍司法机关追究犯罪企业以及企业家个人的刑事责任。更有甚者,地方政府对执法活动的阻挠竟然堂而皇之地以红头文件的形式进行。地方党政组织对执法以及司法活动的阻挠,不但削弱了立法与司法的权威、冲淡了企业家的守法意识,而且使得GDP发展失去了应有的意义。为了改变这种现象,除了落实宪法规定与改革考核机制之外,应该加大个人责任追究。     

中国企业家犯罪的文化进路———历史性抑商情结的现实展开简

受贿罪在国有企业家中位居首位，依次是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而触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非法集资罪的全部是民营企业家，滋生出来的“官本位”是最重要的价值取向。这种现状与传统的抑商情结有密切的联系，具有历史的巧合与现实的必然。抑商是为统治秩序和权力服务的，抑商情结可以解释当前中国社会价值紊乱的历史原因，国企民企的多种犯罪的实质是与制度性缺陷有密切的联系。     

面向新世纪,发展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

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以及我国加入WTO后国际竞争的日趋激烈 ,使我国的企业面临增强核心竞争力的课题 ,而发展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是解决这一课题的关键。基于此 ,本文就我国企业文化的现状 ,发展中国特色企业文化的意义和发展策略进行了论述。     

论反腐体系科学化视野下的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刑事治理对策

日益成熟的中国市场经济孕育出了举足轻重的中国民营经济体,然而在这一欣欣向荣的表象背后却隐藏着中国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的高发风险。在反腐体系科学化大背景下,通过调查分析,发现当前中国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呈现规模"稳定增长"、腐败犯罪形态多元等特点,这种独特现象不仅与民众仅仅重视反公职人员腐败的褊狭观念相关,也与"重公轻私"的刑事制度设计相关。因此,进行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防治,必须矫正民众的认识误区,基于制度诱因,用好刑事法治抓手,从观念、立法、司法等方面多管齐下,最终促进我国反腐败实践的协调推进。     

创新财务管理 提升企业竞争力

创新机制,激发活力.企业经济效益好坏有外部因素也有内部因素,但主要是由企业内部因素决定的.企业只有转变机制,转变观念,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加强企业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建立有效的内部管理机制,生产出高质量、低成本,适应市场需要的产品,才能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企业家:中国企业最稀缺的人力资源

企业家是中国企业最稀缺和最宝贵的人力资源。为了缓解中国企业家资源稀缺的状况 ,必须加快建立企业家市场 ,在企业家选择、成长、激励和约束机制上作出制度安排 ,为优秀企业家脱颖而出和健康成长提供制度保障。     

企业家行贿:公权力放大后助推的恶质文化

大量的贪腐案件说明,公权力放大后被贪腐官员和非法民营企业家所利用,成为他们进行权钱交易的工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民营企业家为获取非法利润,和贪腐官员相互勾结,大肆行贿受贿,将中国传统礼仪演绎成贪腐官员收取贿赂的恶质文化。这种恶质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公权力放大后助推的结果。要改变这种现状,必须改变公权力被放大、被滥用的现象,使民众敢监督、能监督,并从根本上遏制民营企业行为中的潜规则和暗箱操作,促使民营企业家从通过权力运作获得利润转向通过市场运作赚取利润,唯此才能有效地控制民营企业家行贿现象的发生和蔓延。     

东北与东南沿海地区青年企业家群体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差异比较

文章采用实证方法,对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东南沿海地区青年企业家群体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进行了比较分析,指出东北老工业基地青年企业家在理性主义和创业精神,群体主义与责任意识,法律规范意识与亲情主义,创新精神及金钱、财富和权力观等方面存在着不足,并针对区域文化创新,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高青年企业家人文素质,培育"商性"观念和加强创业教育方面提出了建设性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