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二宪法的复合结构

八二宪法常常被视为五四宪法的继承和发展，据统计：“1982年宪法138条中，借鉴1954年宪法的相同和相似的部分加在一起共98条，占87．6％。”但八二宪法和五四宪法在某种意义上却貌合神离，彭真曾说：“对于现在的宪法修改草案规定的人民民主专政，不能理解为只是简单地恢复1954年宪法的提法和内容。”     

尊宪守宪，行宪护宪——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三十周年

30年前的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现行宪法。这是新中国颁布的第四部宪法，与广纳民意、深得民心的1954年宪法一脉相承，同“文革”色彩鲜明的1975年宪法、“左”的思想尚未彻底清除的1978年宪法进行了果断切割。现行宪法根据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使命和任务，全面体现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浅析1923年《中华民国宪法》

《中华民国宪法》颁布于1923年10月10日，又称1923年宪法，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部正式宪法。由于它是直系军阀曹锟为掩盖其“贿选总统”的丑闻所炮制的，因此又被人们斥之为“贿选宪法”。但从《中华民国宪法》文本本身来看，该宪法内容比较完整、结构清晰、立宪技术比较成熟，是一部较为完备的宪法。本文欲从宪法学和政治学的角度对1923年宪法进行分析。     

增强宪法自觉，促进宪法发展——习近平《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周年》核心要义解读

本文围绕习近平总书记《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周年》一文首次提出的“宪法自觉”与“宪法发展”，全面和系统地描绘了过去40年“宪法自觉”形成和增长的演变过程，分析了宪法理论和宪法制度发展对于“宪法自觉”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对于“宪法自觉”在理论、政策、制度和实践层面所表现出来的特征进行了概括和总结，得出了加强党对宪法工作的领导、提升全民宪法素养、建立和完善国家宪法日制度和宪法宣誓制度是增强宪法自觉、促进宪法发展的内在的制度和精神动力的学术结论。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在加强宪法解释方面，“宪法自觉”仍然存在需要提升的空间，只有在宪法实施方面产生了宪法行动的“自觉”，宪法制度才能真正地得到发展，宪法的根本法权威才能得到有效发挥。     

蒋碧昆：亲历第一部宪法

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首届毕业生，蒋碧昆有幸参与了1954年宪法的制定。与刘少奇的亲戚关系，加上宪法学者的身份，令他的一生命运跌宕起伏。多年后，已是我国完法学界泰斗的蒋碧昆评价：“那个时候，五四宪法实际上已经非常先进了．”     

论宪法原则

本文从宪法逻辑学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宪法原则。涉及了宪法原则的三个法理特征,即宪法原则的正当性、确定性和有效性。作者认为,宪法原则是一个典型的价值问题,而非事实问题,因此,解释以价值形态存在的宪法原则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应当是“宪法原则应该是什么”,而不是“宪法原则是什么”。作者主张,宪法原则应该是“决定‘形式宪法’形式和内容的基本价值准则”,宪法原则的功能在于“反对特权现象”,宪法原则源于立宪主义的实践和对宪法功能与普通法律功能的区分。宪法制度必须以“反对特权”为目的来设计相应的手段性措施。这是宪法制度构造的逻辑起点。由此可以产生“目的性宪法原则”与“手段性宪法原则”两类互为因果的宪法原则体系。     

宪法解释案例补充宪法规定的实证研究

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法制工作委员会不是宪法授权的宪法解释机关，也非法律解释机关，它们对宪法、宪法性法律的解释非宪法上的宪法解释，仅为法律现实中“活的宪法解释”。这表明尽管中国宪法解释没有制度化，但“活的宪法解释”已被宪法惯例所认可，从而构成中国宪法解释实务不可分割的部分。本文选择其中22件有关补充宪法规定、宪法溯及力以及宪法关于地方国家机关领导人称谓等方面“活的宪法解释”补充宪法规定界限的问题，分析它们在中国宪法实施中的实际地位与作用。这些“活的宪法解释”案例的方法、程序、效力．将为今后建立的宪法解释制度提供法律试验，积累必要的案例。并且在中国规范的宪法解释制度最终确立之前，将继续存在．研究这些不为人们了解的“活的宪法解释”，是研究中国宪法实施、宪法解释及其法律解释制度实际情况的重要部分。     

宪法既要好看 也要好用

在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说：“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我们要坚持不懈抓好宪法实施工作，把全面贯彻实施完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2012年12月8日，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委员会在广州举行了宪法与完政——纪念现行《宪法》颁行30周年研讨会。本文为全国律协副会长朱征夫在宪法与宪政——纪念1982年《宪法》颁布30周年研讨会上的致辞。     

宪法切实施行的基础性条件

八二宪法颁布实施三十年，学界对这部1949年以来“最好的宪法”的研究也日益深入。但从当前的文献看，研究的焦点集中于对其内容及实施的缺陷与完善上。毫无疑问，对完美宪法文本及其实施孜孜以求，对有宪法而无宪政忧心忡忡，这些都是中国宪法理论与实践中的真问题。然而事实上，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始的殖民地解放运动，早已开始了亨廷顿所言的三波民主化浪潮。所谓宪政转型，也在大致与此相同的历史区间里，与民主和法治转型大体同步或相伴相生。只有经过了成功的宪政转型，宪法才能真正得到切实的施行，才能不再仅仅是摆设，而真正“管用”。     

试揭宪法概念的面纱——从宪法是否自古就有谈起

对宪法概念的争论一直持续着，并将一直持续下去。之所以有这么多的不同观点，其根源就在于对宪法是否自古就有这个问题的回答各异。肯定者普遍认为，由于地理环境、文化等各种因素的不同，各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宪法；而否定者则认为宪法产生于申世纪的英国，其标志是1215年《自由大宪章》和1295年“模范议会”或者出现于近代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他们认为宪法主要是限制王权或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律，只有具备这种特征的宪法才是真正的宪法。但是尽管这些学者的观点不一，他们对宪法的定义大多都没有跳出“宪法是根本法”这个范畴。只不过定义切入的角度不同，主张宪法自古就有的学者们主要是从宪法的内容属性方面对之进行定义，而其他学者则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对宪法进行定义。笔者认为，宪法内容方面的属性才是宪法的本质属性，而形式方面的属性则是由其派生的。本文通过比较分析，试图从内容方面探究宪法的真正定义。     

立法实施能够全面实施宪法吗——对我国宪法实施模式的反思与完善

2008年以来，我国一直将宪法实施寄希望于立法实施模式，意图依靠立法机关制定具体法律来实现宪法全面实施。然而，由立法怠惰与立法本身局限性导致的立法缺失问题，构成了立法实施模式的“阿喀琉斯之踵”,单一的立法实施模式始终难以克服立法缺失问题。鉴于此，我们有必要改变传统将立法实施与司法实施对立的思路，转而将两者相结合，从而有效解决单一立法实施模式面临的困难，推进宪法全面实施。结合现行宪法体制，我国应当建立起“立法实施为主，司法实施为辅”的宪法实施模式，允许司法机关在有限的情形下直接适用宪法，并加强对司法机关实施宪法的监督。     

宪法与法律关系新解

大多数著作都论断宪法与其他法律的关系是“母法”与“子法”的关系，但却无法解释众多的社会立法难以从宪法规定和宪法精神寻觅到其立法的正当性，是宪法的规定有所疏漏，还是对宪法的要求过高？本文试着反思传统论断，并对中国法律作出三种分类，以求理顺宪法与其他法律的关系。     

在宪法轨道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四十年

我国现行宪法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产物。现行宪法紧跟时代步伐与时俱进,分别于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2018年经历了五次修改,确保了宪法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通过宪法的全面实施,国家各项事业和各项工作全面纳入依宪治国轨道。弘扬宪法精神、增强宪法意识、坚定宪法自信的宪法文化基础已经形成。作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正在得到系统性落实。四十年的宪法发展史证明,现行宪法是使国家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根本法制保证。面向未来,宪法应该更加注重实施和监督,通过发挥“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更好展现国家根本法的力量,更好发挥国家根本法的作用。     

怎样发现宪法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周年》一文中明确提出“宪法精神”概念。宪法精神对当代中国宪法的实施具有重大的意义,但理论和实践中不宜泛化使用“宪法精神”概念,要在揭示宪法文本中宪法规定、宪法原则背后蕴涵的宪法原理的基础上,运用宪法解释的方法,通过明确宪法文本中宪法规定之间、宪法规定与宪法原则之间以及宪法原则与宪法原则之间的价值关系,来“发现”宪法精神。科学和有效地“发现”宪法精神,有助于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宪法文本中宪法规定和宪法原则的内涵,提升宪法作为立法依据和合宪性审查依据的确定性,推动宪法实施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宪法学概念体系的不断完善。     

韩大元：现行宪法实施三十年的基本经验与特点

现行宪法实施三十年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经验值得充分肯定：一是现行宪法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列宁曾经科学地回答了“纸上的宪法”与“现实的宪法”之间的辩证关系，通过四次修改活动，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新出现的变化及时地写入宪法，包括“非公有制度经济人宪”、“市场经济入宪”、“依法治国入宪”和“人权入宪”。     

党对宪法工作全面领导的方式和机制研究——习近平《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周年》重要思想解读

习近平总书记在《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周年》一文中首次提到“党对宪法工作的全面领导”。“宪法工作”虽然目前尚属于政策性术语，但该概念具有真实和丰富的实践内涵，具有很强的解释中国宪法实践中各种宪法现象和问题的能力。“加强党对宪法工作的全面领导”这一理论命题具有必要性、可行性，加强党对宪法工作的全面领导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宪法条文援引技术研究——围绕宪法修正案的援引问题展开

我国在采用宪法修正案方式修改宪法后,造成了宪法条文援引上的困境。宪法修正案导致两种意义上的宪法,即“形式文本”和“内容文本”,我们必须加深对宪法修正案技术的认识,强调以形式文本作为援引宪法条文的惟一标本。同时,通过宪法解释,不仅有助于消除宪法修正案带来的冲突,还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宪法修正案的运用,从而增强宪法的稳定性。     

有用的宪法与有限的宪法——奥巴马的宪法观研究

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曾有长达十年以上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宪法教师的经历，研究其宪法观有多方面的意义。奥巴马对宪法的讨论集中在他的大作《无畏的希望》第三章“我们的宪法”中，其核心观点是：宪法既是有用的，也是有限的。奥巴马的宪法观启示我们不要疏远宪法、不要迷信宪法、不要苛求宪法。     

《共同纲领》的纲领性和宪法性

《共同纲领》在“序言”中规定了“一般纲领”（新中国的性质和政治基础），“总纲”和其它五章规定了“具体纲领”（军事、经济、国防、外交等制度），其中有大量政策性内容，对后来的几部宪法有重要影响。《共同纲领》的宪法性体现在宣告新政权的合法性、规定权利义务、构建国家政权体制三方面。纲领与宪法有着一定的相同性，但二者也有明显的不同，分析这些不同点，对我们进一步认识宪法的作用具有一定益处。     

我国民事案件中的宪法适用问题

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在民事诉讼中得不到适用，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最高院2008年12月的一纸“废止”，似乎让长期以来民事案件宪法适用的学术讨论以尴尬收尾。但随着公民宪法至上理念的深入人心，民主法治意识的与日剧增，对侵害其人格尊严权、自由权等完法基本权利的民事纠纷迫切需要解决的呼声则越来越高。本文拟在我国没有宪法诉讼制度的前提下，从现有法制框架出发，探讨民事案件宪法适用的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