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侦查疑难问题研究

对技术侦查概念的界定可以从其内涵和外延两个维度去考量,在特定类型案件侦查中,技术侦查措施适用的时间起点应提前到立案之前的“初查”阶段.技术侦查的适用对象应遵循特定案件中特定人员的“双特”原则.在保持现有审批制度的基础上,技术侦查审批应加强技术监督、司法监督以及对技侦证据的审查.技侦证据的使用应遵循最后使用原则和有条件转化原则.技侦证据的审查应仅限于对证据内容的审查,审查的模式有常规模式、限制模式、庭外模式.     

论技术侦查证据的使用

2012年刑事诉讼法,将实践中长期使用的技术侦查纳入刑诉法进行确定,成为法定的侦查措施之一.一方面赋予技侦取得的证据直接使用的资格,另一方面让技术侦查从"幕后"走向"台前",有利于对其监督.近年来技侦证据使用问题较多,本文将对技术侦查、技侦证据及其使用展开论述,探究技侦证据的使用.     

技术侦查证据使用问题研究

随着技术侦查手段的广泛应用,技侦证据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使用问题受到了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越来越大的关注。为解决实践中的各种问题以及规范技侦证据在诉讼中的具体应用,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技侦证据的法律效力以及技侦证据使用的具体规则和法律程序。本文就该规定的相关修改背景、具体内涵进行了评析和论述,并就其未来具体实施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出了相关的意见和建议。     

我国技术侦查证据审查规则立法研究——以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为研究对象

在肯定技术侦查立法在总体上进步的同时,不能忽视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第二章新增第八节存在的立法设计上的缺陷,存在与刑事诉讼相关制度相冲突、与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相背离的情况,不利于刑事诉讼的程序控制功能的发挥以及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两大目的的有效实现。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之际,有必要再次提出关于技术侦查措施一节在立法设计上存在的问题,以期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的内容得以进一步完善,尤其是其中秘密侦查措施与技术侦查实属不同的特殊侦查方法的事实加以澄清,对二者的性质及刑事诉讼制度之于两者的不同运用加以厘界,从而使刑事诉讼法在司法实践中的实施得以按照立法原意更有效地开展。     

解读“技术侦查”与“乔装侦查”——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为中心的规范分析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即《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明文规定在《刑事诉讼法》第二编第二章第七节后增加第八节"技术侦查措施"。但是,《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在技术侦查措施的立法技术上采取了"概括授权"的方式,即仅笼统规定侦查机关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有权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而并未明确列举可采取的技术侦查措施的具体种类和手段。与此相关,《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在"技术侦查措施"这一章节下同时授权公安机关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时候,经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可以由有关人员隐匿其身份实施侦查,此即"乔装侦查措施"。问题在于,《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在乔装侦查措施的立法技术上同样采取了概括授权的方式,除列举性地规定了作为乔装侦查方式之一的"控制下交付"之外,并未在立法上明文列举乔装侦查措施的具体类型和方式,其结果是造成《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技术侦查措施"、"乔装侦查措施"等基础概念含义不清、相关法条内容模糊,减损了法条的可操作性,威胁到司法的确定性,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冲击《刑事诉讼法》保障人权和打击犯罪的终极目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施行在即,上述基础概念的界定问题不解决,司法实务中将无法正确操作《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与"技术侦查措施"和"乔装侦查措施"相关的程序与制度。因此,应运用法律解释的方法对"技术侦查措施"和"乔装侦查措施"这两个基础性概念进行规范解释,勘定"技术侦查措施"和"乔装侦查措施"的合理内涵与外延。     

论技术侦查措施——以新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为视角

2012年的刑诉法修正案正式规定了技术侦查措施能被检察机关使用,但是其实施权却在公安机关.而在实践中公安机关实施技术侦查措施却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面对法律规定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本文将探讨检察机关实施技术侦查措施的可能性与必要性,特别是其正当性应如何在法律层面上体现,如何寻求其有效性和合法性的平衡,试从职务犯罪中的技术侦查手段入手,对检察机关运用技术侦查的正当性进行探讨.     

侦查取证与新《刑事诉讼法》的对接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将于2013年1月1日起施行。新《刑事诉讼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进一步完善了证据制度,由此对侦查取证行为提出新要求。司法机关必须积极更新执法理念,强化证据意识,转变办案模式,在侦查取证的理念、标准、程序等方面积极适应新《刑事诉讼法》的新要求新规定,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有效提高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使侦查取证与新《刑事诉讼法》无缝     

新刑诉之技术侦查——以证据运用为视角

我国新刑诉法新增技术侦查措施一节,本节对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情况、程序的审批机关以及所获得材料的证据效力等做出了规定。为什么新刑诉法要增加技术侦查措施这一节?在新刑诉颁布前实务中对这种情况是怎样处理的,本文将结合国外规定对上述问题以及在新刑诉下,通过技术侦查获得的哪些材料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而哪些不行、又由谁来决定哪些材料可以用作证据等一系列具体问题进行探讨。     

证据制度的完善与自侦工作的应对——以基层检察院贯彻落实新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证据是刑事诉讼的核心,而职务犯罪案件的整个侦查过程都是围绕着证据的收集和运用展开的.新刑诉法在证据制度方面的修改,做到了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和谐统一,对于基层检察院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充分利用机遇,合理化解压力,在此过程中逐步转变侦查方式方法、优化侦查模式,才是明智之道.     

进步与不足：新刑事诉讼法技术侦查措施规定之反思

在新刑事诉讼法中规定技术侦查措施有重要意义。其进步之处是体现了重罪原则、人权保护原则、程序法定原则和必要性原则。其不足的地方是概念不清,条件范围不明确,适用程序模糊,缺乏明确的监督救济程序,对隐藏身份及控制下交付的秘密侦查规定过于原则和抽象,有关技术侦查措施所获得证据庭外核实的规定不足。要坚持合目的性、手段节制原则、程序法定原则。同时,要通过司法解释明确适用程序、救济程序和监督程序。     

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如何应对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

新《刑事诉讼法》扩大了证据的类型及证人保护制度、延长了拘传、报捕的时间以及加强拘传和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的相关规定,同时修改了有关禁止犯罪嫌疑人强迫"自证其罪"、技术侦查、律师提前介入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重要环节,这些都对职务犯罪的侦查工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新《刑事诉讼法》背景下侦查到案制度实施问题研究

为了提高侦查效果与加强人权保障,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新增了口头传唤措施,并延长了传唤、拘传期限。对两个经济水平差异较大的地区的考察发现,新法实施以来,口头传唤和留置适用率很高,而拘传或传唤很少适用,这与其被扩张性适用和强制性适用直接相关,而到案后的羁留期间被侦查机关任意控制,虽能满足侦查需要,却极易侵犯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无论是根植于侦查实践的合理性需要,还是域外立法或司法的成熟经验,均映射出我国现行侦查到案制度中权力配置的内在矛盾——无证到案手段的不足与临时性羁留权力的过度。长远地看,解决这一矛盾需要在立法层面进行制度重构,最终目标是建立以无证到案措施为主的到案措施体系,以及到案后的期间控制与司法审查制度。     

何谓“严格的批准手续”——对我国《刑事诉讼法》技术侦查条款的合宪性解读

批准手续是控制技术侦查权、保障公民权利的关键所在.新《刑事诉讼法》尽管要求技术侦查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但是对批准手续的内容、主体、程序均没有明确.历史上,技术侦查批准手续完全呈封闭状态,从批准权的设置、运行到批准文件的备案都由侦查部门自我决定,不受其他任何机关的监督和审查.这既不利于落实宪法中的法检公互相制约原则,又可能侵犯公民受宪法保护的通信权、住宅不受侵犯权、言论自由等基本权利.鉴于国内外在技术侦查领域的利弊得失,这个“批准手续”一定不能是只受侦查部门自我控制的、粗疏的、不受外部监督的批准手续,而应该是一个中立的、细化的、受到外部监督的批准手续.具体来看,批准主体宜由法院充任,而申请主体应当为侦查机关的高级主管人员或得到其授权的人员；申请时应提供具体的事实和理由,而在批准时应当落实“重罪原则”、“必要性原则”和“相关性原则”.     

分析新刑事诉讼法技术侦查措施规定的进步与不足

技术侦查措施与公民的人身权利密切相关,因此无论何时都要严格遵守相关的使用程序,坚决杜绝越权使用和滥用等现象,无论是确定使用对象或是批准使用权限,这其中的每一项措施都要有合适的实施方式和期限,都要严格按照法律的相关规定来进行,所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在法律上对技术侦查措施进行规范是我姑刑事诉讼法的一大进步,其进步之处在于体现了重罪原则、人权保护原则、程序法定原则以及必要性原则,但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当前我国的新刑事诉讼法对技术侦查的规定存在概念不清晰、条件范围不明确等方面的不足。     

浅析诱惑侦查合法化之必要性及具体适用——以新《刑事诉讼法》为背景

对于新《刑事诉讼法》是否承认诱惑侦查的合法性,学界颇有争议。本文认为,诱惑侦查的合法化具有必要性,它的合法使用,不仅有利于有效预防和控制犯罪,提高侦查效率,也有利于权衡各种法益。针对诱惑侦查的负面影响,我们需要细化法律的规定,严格诱惑侦查的批准程序和监督程序,对采用诱惑侦查手段获得的证据要进行严格的审查和有效的保护,全面提高侦查人员自身的素质和法律意识,同时,要建立相应的救济制度,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知识产权刑事案件证据调查与认定——以新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刑事诉讼法的本次大修是适应社会转型的需要,它在证据方面的修订对知识产权的刑事法保护有着重要影响,如增加了电子数据形式、增设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的转换机制、增加了专家证人形式、规范了诱惑侦查措施等。不断完善的程序法必定会逐渐增强对知识产权的刑事法保护。     

律师调查取证权研究——以新《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律师拥有的调查取证权没有强制性,因此,在实际的刑事调查中所涉及的个人或单位没有义务参与作证,所以一旦被调查人不配合调查工作,取证就会难以继续.保障律师调查取证权贯彻落实,必须赋予其法律效力,给予律师有强制取证的权利.唯有如此,才能够制衡刑事审判中控辩双方的力量,使律师能够更有效地维护犯罪嫌疑人的权益.保障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并完善相应制度,能够更有效地促进司法公正、社会和谐.     

我国职务犯罪侦查中的沉默权研究——以《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为视角

沉默权是一种在刑事诉讼中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重要诉讼权利。随着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原则的确立,沉默权成为职务犯罪侦查中必须面对的问题,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应该重新审视沉默权,积极面对,研究其起源、成因以及因对策略,以实现尊重和保障人权与打击职务犯罪案件并重,保障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的尊严。     

特殊侦查权力的授予与限制——新《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的得失分析

当代刑事司法面临的是愈加纷繁复杂的社会,犯罪种类增多,犯罪手段多样化,某些种类的犯罪手段更具有科技化的特征。随着刑事司法人权保障的提升和诉讼对抗性的增强,传统的取证,尤其是取供手段受到严格的程序限制,为刑事司法手段的革新提供了内在的要求,将科学技术手段用于刑事司法已经成为一种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