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神明裁判及其影响

神判是一种法文化现象,在世界许多民族和地区都曾普遍存在过.神判的方式多样,内容丰富,原始社会的宗教巫术仪式和原始生活习俗是神判的重要来源.神判实质上是一种纠纷解决机制,程序公开、审罚合一、野蛮与文明融为一体、无公诉与私诉之分、标准的不确定性与结果的确定性并存以及原始宗教色彩浓厚是神判的基本特征.神判对审判制度、诉讼制度以及西方国家诉讼的程序至上和宣誓证据有重要的影响,在法律的形成和发展方面,神判的作用也是不可小视的.中国虽然也有神明裁判的遗迹,但其影响却远不及西方.     

中国古代审案制度考析

“鞫罚不分,侦审一体”,是中国古代审案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奴隶社会审案制度的特点表现为：（１）神明裁判（２）重口供,运用五听之法推理求情。（３）大多采取疑罪从轻原则。（４）刑讯（５）奴隶制后期,出现除口供外的其他证据。封建社会审案制度的特点表现：（１）口供是一种最重要的证据,无供不定案。（２）审讯时可依法刑讯。（３）“五听”之法,是审案的基本方法。（４）开始对其他证据予以认同和重视。     

证据裁判原则之我见

证据裁判原则是现代诸多国家刑事诉讼法中普遍确立的一项基本诉讼原则,它是指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应依证据进行,没有证据,不得认定案件事实。①本文在此就证据裁判原则作了简要的论述。     

关于证据裁判原则的法律思考

证据裁判原则是现代诸多国家立法中普遍确立的一项基本诉讼原则,它是指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应依证据进行,没有证据不得认定案件事实。本文就证据裁判原则的内涵和实施困境作了简要的论述,并就如何进一步完善我国证据裁判原则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古代中国证据取得之“鬼神取证”

无论是在古代审判还是现代审判中,证据是法官掌握案件真相、进行合理裁判的重要手段,对于案件的推理都离不开证据的辅助。在我国古代,有着一整套的证据制度规定,在鉴定技术、知识有限的情况下,也会运用＂鬼神之术＂来取证。本文简要论述了这种取证方式在古代社会的运用,分析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这种取证方式存在的原因及其存在合理性。     

裁判公开制度研究

裁判公开与审理公开是审判公开制度的两大基本内容,但我国却疏于对裁判公开进行必要的研 究与规制。其实,裁判公开具有丰富的价值功能,各国立法对裁判公开的层面选择并不完全相 同。我国程序立法应当重视裁判公开的多层面性,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作出立法 选择。     

证据裁判原则评介

证据裁判与自由心证两大原则构成现代证据法的基石。证据裁判原则要求法官应当依据证据认定犯罪事实。充分关注证据裁判原则 ,科学界定其基本内容 ,贯彻其基本要求于立法之中 ,便成为我国刑事诉讼理论与立法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刑事诉讼中防止突袭性裁判问题研究

突袭性裁判未让当事人充分利用程序法所提供的攻击和防御的机会,同时违反法院诉讼关照及释明义务,打破合理预期。禁止此种裁判,源于“诉讼主义”原理及由此产生的程序正当性要求,也是维系法的可预期性与裁判公信力的需要。刑事诉讼的特殊性,使禁止突袭性裁判面临一些特殊的情况和困难。德、日刑事诉讼法中关于“法律观点变更”及“起诉书的变更”的规定具有借鉴价值。我国刑事诉讼禁止突袭性裁判的历史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但目前在犯罪事实增量、量刑情节及法律适用、认罪认罚和二审案件,以及改变证据构造上,仍存在突袭裁判。防止突袭裁判,应当明确若干法律界限,在增强程序正当意识的基础上,加强诉讼释明,确认突袭性裁判违法性,完善相关立法和司法解释。     

“民事证据裁判原则”辨识

证据裁判原则是刑事诉讼法中的一项原则。受刑事诉讼法理论的影响,证据裁判原则也在民事诉讼中被人们所提及。但基于民事诉讼的特定语境——民事纠纷性质、实体法属性、纠纷当事人关系、民事诉讼规范体系的特定性,证据裁判规范的要求就具有了与刑事诉讼法不同的意义和价值。其例外情形、原因及发生机理也有所不同。基于民事案件事实揭示的机理和民事诉讼法强调"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要求,在民事诉讼中,证据裁判作为原则的意义和地位远不如刑事诉讼。对于如何认识证据裁判的规范地位和意义,无论是民事证据规范文本的规定,还是人们对例外情形的认识,都存在着一些误识。误识的主要原因是脱离了民事纠纷的特性,按照公法思维而非私法思维去认识证据裁判的意义。文章就此进行了澄清和辨析。在民事诉讼中,对于事实认定而言,更重要的是自由心证原则。     

论民事诉讼证据裁判原则

现代民事诉讼遵行证据裁判原则,即当事人和法院应当运用经过证据调查后具有证据能力的证据来证明和认定案件事实.在证据裁判原则下,争讼案件的实体事实应当采用"严格证明",而非讼案件的实体事实和程序事实采用"自由证明"即可.不过,真实性已经得到确定或者不存在合理争议的事实、经验法则、交易习惯等,通常不适用证据裁判原则.法院违背证据裁判原则的,构成上诉或再审的理由.     

从神明裁判到科学断案

法的适用阶段以适用法的活动为核心,围绕着诉讼进行,诉讼程序的设计又以裁判官的断案方式为中心。纵观中外法制史,断案方式在各国各地区都经历了曲折而又戏剧化的演变过程,研究这一历史过程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好的了解法制的发展状况,对于当今法律适用中的诸多问题也能得到更加理性的解答。     

论我国文书提出命令制度及其完善——以德、日文书提出命令制度为比较视角

2015年颁行的《民事诉讼解释》第112条确立了文书提出命令这一制度,该项制度的确立对于贯彻证据裁判主义,提升民事诉讼当事人证据收集的能力以及保证人民法院准确认定案件事实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对德、日两国文书提出命令制度的考察以及与国内该项制度的比较研究,可以看出目前国内在该项制度的设计上还存有不足,因此有必要在借鉴德、日两国相关做法的基础上对国内文书提出命令制度进行必要的改进。     

中国古代重大疑难案件的解决机制研究

在中国古代的诉讼审判活动中,司法机关经常会遇到一些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国家法律条文没有涉及的疑难案件。对于这类疑难案件,许多政权都采取了审慎的态度,并经过长期的探索,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解决机制。例如,在司法程序方面,对全国各地发生的疑难案件,地方司法官员通过逐级奏谳的形式,由中央最高的司法机关进行讨论,作出权威性的法律解释;通过严格的考试制度选拔高素质的人才担任司法官员,利用法官的智慧来判明案件真相;如果确实因为证据不足、无法查明案情真相时,实行疑罪收赎的措施;对于那些重大疑难案件,尽可能征询社会各方面的意见,然后作出判决。中国古代上述这些解决疑难案件的司法经验,虽然距今年代久远,但仍有认真总结和学习借鉴的必要。     

民事证据排除裁判及其效力

证据排除纠纷的主体是当事人,当事人对于解决这种纠纷应当享有处分与主导的权利。因此应当给予当事人以基本的听证保障,构建起正当的证据排除程序。而合适的裁判形式的选择也关系到当事人的权利保障和法院职权的顺利行使。中间判决是适合于民事证据排除的裁判形式。民事证据排除裁判具备争点效。应当在我国构建合适的证据排除裁判。     

论司法公信力与裁判文书公开

公信力,按照一般理解,公指社会公众,信指信用、信任,力指一种由社会普遍认同的权威态势。裁判文书是人民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对具体案件的实体或程序问题做出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权威性书面结论,是法官对案件进行审理后的成果,也是当事人从法院讨得的说法。     

“拒不认罪、从重处罚”的证据裁判主义审视

在证据裁判主义的审视下,公诉人和审判人员对被告人“拒不认罪”表述的“从重处罚”之量刑意见,存在着两个“证据裁判悖论”:一是它限制、剥夺了被告人的质证权利,二是它紊乱了公诉人、审判人员在证据裁判程序的角色;同时,对于被告人“拒不认罪”的各种情形,公诉人和法官皆有相应的控诉证据和裁判证据模式,即“庭前供述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和（零口供）“其他证据的相互印证”两种（控诉或裁判）证据模式。对被告人“拒不认罪”进行“从重处罚”是不应当的,也没有必要。     

论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证据裁判

我国民事诉讼立法模式应为裁判型,而非现在的调解型。民事诉讼程序的专业化、规范化、技术化、程序化是我国民事诉讼法发展的应然之路。在此过程中,证据裁判原则是程序专业化、规范化、技术化、程序化的核心体现和具体标志。我国民事诉讼法,应以当事人处分主义所体现的诉讼和解代替诉讼中的调解,诉讼程序实现"去调解化",以证据裁判原则确立为契机,重塑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品格。民事诉讼证据裁判原则的确立,是对于我国长期以来坚持的"查清事实"为基本目的、"以事实为依据"的基本原则的修正,对于我国民事诉讼理念现代化的提升具有积极意义。     

新刑事诉讼法证据规则评析——基于证据裁判原则的视角

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裁判原则要求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依据证据,证据应具有证据能力且需依据法定程序进行审查判断,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要达到法定的证明标准。依证据裁判原则的基本要求进行审视,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在证据制度的规定上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与缺憾,主要表现为立法条文过于粗疏、操作难问题依旧突出、诸多内容遗漏等,这些有待进一步充实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