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专门问责机构研究

作为两个最具美国本土特色的专门问责机构,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设立于美国议会内,总监察长办公室存在于多个联邦行政机关之中,通过对这两个问责机构从设立至发展历程的全面梳理与解析,可以展现问责理论在美国本土环境中的构成及其发展,从而为重构最适宜当代所需的民主问责机制提供启示和借鉴。     

司法与民主的对冲与平衡:对司法问责的审视

司法问责植根于司法与民主之间对冲和平衡的原理及实践。司法问责中包含着司法问责的正当性、司法问责的主体、司法问责的事由、司法问责结果等基本内容,并在类别上体现为法定性问责、公权性问责、社会性问责,而司法选任和司法惩戒则合力构成了司法问责的制度性基础。司法问责的理论内核表现为意图对民主权力行使同司法权合理运作之间的边界和维度进行有序勾勒。任何一国司法问责的具体操作都需立足于自身政治体制中司法与民主之间的现实基础,而逐步对司法权属性和运作、国家权力配置和格局、问责基本内容和要求等予以合理审视和考量。     

问责压力何以影响精准问责？——基于2015—2021年生态环保问责案例的实证分析

精准问责是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议题,深入探讨如何实现精准问责对于推动问责工作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论文以2015—2021年269起生态环保问责案例为研究样本,运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政治问责压力、法律问责压力、社会问责压力和专业问责压力对问责工作精准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当前我国问责工作的精准度状况差异性较大,具有一定的提升空间。其中,政治问责压力中的领导批示和社会问责压力中的民众诉求对问责精准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政治问责压力中的提级问责和巡视巡察对问责精准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法律问责压力和专业问责压力对问责精准度的影响均不显著。上述研究结果从实证层面检验了问责工作的精准度状况,阐释了问责压力对精准问责的作用机理,同时也丰富了问责研究的理论认识,为问责工作的精准化实现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建议。     

行政问责风暴后的反思

今年以来,不断发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和食品安全事故以及由此引发的官员问责风暴给我们以深深的震撼,也引起了文中对行政问责制度及其存在的一些问题的思考.在此,本文以"问责风暴"为切入点,对我国的行政问责风暴提出了相关见解.     

加强我国行政异体问责初探

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建立不久,尚处于同体问责阶段。公众问责、人大问责和司法问责是异体问责的主要内容,但是,我国在这三个方面都十分薄弱。因此,加强我国行政异体问责制度建设任重而道远。本文拟对我国异体问责制度进行初步探讨,指出我国异体问责制度存在的不足之处并提出完善建议。     

行政问责程序的作用及其设计

行政问责制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行政问责程序,行政问责程序的建立健全对构建行政问责长效机制具有重大意义.目前我国问责制发展的障碍在于不完善的行政问责程序.问责程序包括启动、实施、救济等阶段及其具体环节.     

政治问责研究：新的进展

20世纪以来,政治问责已是政治学和公共行政学中的一个核心主题,建立一个更加对公民负责的政府也是世界范围内国家建设或者重建的主要目标。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这一领域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论文将总结和评论这些研究进展,并阐述其对中国的政治问责而言所具有的理论与实践的意义。     

对我国问责制度若干问题的探究

如何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问责制度,有诸多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究。在问责形式方面,应该包括政治问责和行政问责,即异体问责和同体问责两方面的内容。在问责主体方面,重点应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和广大社会公众的问责主体地位,并以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加以保障。在问责客体方面,要明确各级党政机关及其工作部门或工作机构领导班子的组成人员为问责的主要客体,并明确问责客体的问责形式和职责划分。在问责范围方面,应明确问责的主要指向应该是政治责任和道义责任,并增加问责范围的透明度。在问责方式方面,应重视公开道歉与引咎辞职的作用,同时避免以政治和道义责任来掩盖和推脱纪律和法律责任现象的发生。     

从新一轮"问责风暴"看我国的官员问责制度

在2008年一年间,全国范围内有一大批官员因为相关责任事故引咎辞职或被免职。这一次被问责的官员涉及的层级之高、波及范围之广、处理速度之快在中国的官员问责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同时也暴露出我国官员问责体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针对2008年发生的一系列官员问责事件,结合国外问责制度比较成熟的国家的经验,本文对我国的官员问责制度进行分析,探求我国官员问责如何由风暴型向程序化、制度化转变。     

论公众参与行政问责的现状与对策

公众参与行政问责是公众主张或指控政府及其官员责任的社会行动。公众问责是以公众为主体的异体问责,具有相对于同体问责和其他异体问责的独特优势。但由于当前我国公众参与行政问责机制诸多方面的缺陷与不足,限制了公众问责的发展,抑制了公众问责的功效。本文指出要促进我国公众问责,就必须促进政务公开,畅通问责渠道,建立问责回应机制,完善公众的权利保障,加强对问责者的激励,提高公众问责的技巧和能力。     

完善我国行政问责主体的法理思考

行政问责主体是一个多元的问责主体,既包括同体问责,又包括异体问责,是自律与他律的有机结合,是内因与外因的共同作用。各问责主体在其各自的权限范围内,问其该问的责,以确保问责到位、合法、有效。     

治庸问责的多维解析

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出，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雷厉风行推进治庸问责，是对“四个危险”保持高度警惕，为实现科学发展、跨越式发展这一“非常之事”而采取的“非常之举”。监狱工作在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中有自己的角色定位。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监狱系统必须从多个维度认识治庸问责，把治庸问责推向深入，用实际行动有效应对“四个危险”。     

从“问责”层次论“治庸问责”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湖北省委、省政府掀起的“责任风暴”与“治庸计划”，在社会引起强大反响。“治庸问责”主要针对党员干部精神之庸、能力之庸、责任之庸“三庸”问题，达到“治庸提能、治懒提效、治散提神、治软提劲”的效果。本文通过工作创新问责、工作目标问责，工作纪律问责和工作连带问责四个层次“问责”分析，探索建立“治庸问责”的长效机制，体现“治庸问责”针对性，强化系统性，提高实效性。     

督办代表建议可否引入问责机制——采取问责方式可以增强办理代表建议实效

各地在办理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代表提出的议案、建议、批评和意见中，结合实际情况，采取了多种办理措施，建立了办理代表议案、建议的制度、办法等，使代表议案、建议办理工作步入了制度化、规范化的运作程序。人大代表的民主监督权利得到了较好的落实，但在办理实效上仍然还存在一些差距。为提升办理代表建议实效，将办理代表建议效果列入问责机制，有利于加大代表建议的办理力度，产生良好的社会效应。     

行政问责的公民诉讼路径探索

行政问责制度作为权力监督的重要一环，既可以督促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同时也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免受行政权力的侵害。现阶段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不少缺陷，在问责的启动主体和问责运行程序等方面还有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赋予公民提起诉讼的权利，以公民直接利用诉讼的方式启动行政问责是可以考虑的一条新路。     

行政问责的法治化思考

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还存在很多问题，它的法律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公民参与政府问责的积极性不足，权责难以界定，问责主体缺位，目前仍局限于同体问责。本文将从其法治化的角度综合分析，建议进一步加快行政问责制度建设与立法步伐，尽早将其纳入法治化的轨道与发展框架，严格划分权界限，公民参与政府问责要制度化，厘定官员问责标准，强化异体问责的力度，使问责主体多元化，要统筹兼顾，确立和完善相关的配套制度。     

对完善中国官员问责制度若干问题的研究

如何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官员问责制度有诸多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索。在问责主体方面,要把同体问责为主改为异体问责为主,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和广大社会公众的问责主体地位,并以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加以保障。在问责客体方面,要明确各级党政机关及其工作部门或工作机构领导班子的组成人员为问责的主要客体,明确问责的主要指向应该是政治责任和道义责任,要在党务系统与政务系统之间进行严格的职责划分。在问责程序方面,要扩大问责范围,规范问责标准,完善问责过程,公开问责结果。     

问责审计与腐败治理

审计是建立财政监督问责机制的必然要素甚至是前提条件。审计问责进而有助于政府的财政管理和廉政建设。然而,尽管审计对于问责有本质的、必然的意义,这种必然性本身并不能构成问责制。"问责"所依赖的是公正的原则、可行的目标、合理的体制和有效的程序之结合。     

美国问责制的基本构成

问责制是美国民主宪政体制的重要构成部分。在联邦层面，问责对象涵盖所有联邦行政部门及其所属行政官员。所涉官员承担责任可细分为个人责任和角色责任。人民是理所当然的有权问责主体，但更多地是由垂直和水平关系中的专门性机构和人员代表人民刑事问责权。问责的事由主要包括财政问责、公正问责和绩效问责。问责的程序则主要包括报告和调查、说明理由与批评性争论、以及制裁与救济措施的实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