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科技投入与农业发展

文章基于我国2011—2020年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并验证农业科技投入是否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业发展过程中存在中介效应。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促进农业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发展之间具有双门槛效应,当农业发展水平跨越其门槛值之后,数字普惠金融的促进效应加强;科技投入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业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中介效应,且我国中西部地区科技投入的中介效应明显强于东部地区。基于此,要加快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进程,完善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助力农业发展的功能,让乡村共享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成果。     

国内价值链嵌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产业集群的中介效应和市场化程度的调节效应

农业产业国内价值链嵌入是“双循环”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优化农业资源配置和促进农业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以国内价值链嵌入为出发点，系统阐述国内价值链嵌入、产业集群、市场化程度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利用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地区层面数据和市场化指数，以农业产业集群为中介变量，市场化程度为调节变量，实证检验国内价值链嵌入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路径。结果表明：国内价值链嵌入有利于农业经济增长，且对农业产业集群产生非线性影响；产业集群在价值链嵌入与农业经济增长中起中介作用；市场化程度增强了产业集群在价值链嵌入和农业经济增长中的中介效应。分组研究还发现，低市场化程度的地区，市场化程度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更强。最后，提出要推动农业价值链延伸和农业产业集群发展、继续深化市场改革，促进农业经济持续增长。     

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塌陷的影响：来自省级层面的经验证据

本研究在探讨区域塌陷内涵的基础上,系统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其影响的具体机制,然后采用2011—2018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工具变量法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区域塌陷的作用效果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整体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明显缓解了区域塌陷,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均成立;分区域来看,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效缓解了东部与西部的区域塌陷,但加深了中部地区的区域塌陷。进一步地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通过提升区域创新水平、增加居民收入、促进产业升级以及提升居民消费水平这四种机制来缓解区域塌陷。因此各地要积极引导数字普惠金融切实服务实体经济,切实开展跨领域产业融合,通过数字普惠金融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等方式,逐步走出塌陷,助力经济实现高质量协调发展。     

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及作用机制

本文运用协整方法对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及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建立协整方程及误差修正模型，对比研究了金融规模扩张和金融机构效率提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结果显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一定带动作用，但需与实际利率、资本生产效率等因素结合才能共同构成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实现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互动仍需较长过程。     

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的“门槛”效应述论

由于既定收入分配的不平等,金融服务在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其"门槛"效应影响了微观经济主体的收入分配和最优效用行为选择。对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数量关系的系统分析,有助于研究其中的微观作用机制。微观经济主体利用金融服务进行要素投入选择,决定人力资本、物质资本投入等,从要素角度促进经济增长;利用金融服务进行消费需求、投资需求等因素影响经济增长过程。上述影响机制又因初始收入的不平等所造成的享有金融服务的差异性,反过来影响了微观经济主体。因此降低金融服务的"门槛",特别是给低收入者创造更多的金融服务机会,是促进社会收入分配公平和经济稳定增长的关键举措。     

财政分权、人力资本与高质量就业

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本文选取2005—2021年30个省级面板数据,基于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财政分权、人力资本与高质量就业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对就业质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经过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地区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对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比东、中部地区更加明显。传导机制分析发现,财政分权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进而促进高质量就业水平的提升。人力资本在财政分权对高质量就业作用的关系中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财政分权对就业质量的作用呈现边际效应递增的规律。因此,我国应当进一步完善财政分权制度,实行多元化的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多渠道提升地区人力资本水平,从而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     

数字经济时代下的共同富裕——基于长三角的实证

一体化战略下长三角地区发达的数字经济为推进共同富裕奠定了基础，基于长三角41市2009—2020年的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从总体发展程度和共享发展程度两个维度探讨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及空间溢出。研究表明：一是长三角数字经济水平显著推动共同富裕，并且对总体发展程度影响更大；二是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都市圈内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具有推动作用和空间扩散效应。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实践为实现全国层面的共同富裕提供了样板。     

数字经济、要素市场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具有高技术性、高成长性、高融合性、高协同性特征,数字经济发展在增加经济系统高端要素投入数量的同时,实现了对传统要素质量的改造升级,提升了要素生产效率。而且,数字经济可降低要素配置成本,盘活市场中"沉睡"的要素资源,激发要素蛰伏的潜能,优化要素市场化配置规模和效率。进一步的实证检验得出:数字经济的经济高质量效应显著为正,要素市场化在数字经济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中介效应显著;东部地区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效应与要素市场化的中介效应均高于中西部地区。为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应加快培育壮大数字经济新动能,加强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完善和治理能力提升;进一步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提高要素市场化配置规模和效率;完善区域数字经济与要素市场化协调政策,推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四川省经济增长中的金融贡献度研究

通过统计计量方法，将金融引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对四川经济增长中的金融贡献度进行实证分析，进一步证实金融对四川区域经济增长的巨大作用。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金融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通过三个方面得以体现：第一是促进生产要素投入量增加；第二是促进生产要素生产率提高；第三是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或促进本地区经济总量增长。通过分析金融在这三个方面的贡献，可以直观地认识到金融发展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和影u向。     

法律制度、金融发展与经济转轨

金融发展能够促进经济增长,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是通过创造流动性、分散风险、收集信息和监控企业等途径来影响经济增长的,而金融发展本身主要是由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决定。通过法律制度与金融发展关系的理论和经验回顾,文章提出了我国金融发展必须注意的经验和教训。     

数字经济赋能乡村发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助推机制及路径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是我国“十四五时期”的重要使命,数字经济作为乡村发展的新动能,成为助推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驱动引擎。基于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研究发现：直接效应表明,数字经济可以显著地助推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机制检验表明,科技创新是数字经济助推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机制;数字经济对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因此,为促进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应加强数字新基建覆盖度、构建数字技术应用体系、创建数字生活应用场景、完善数据流动共享机制、蓄力打造科技创新环境,以实现乡村高质量发展。     

基于民间金融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以甘肃省为例

近年来,民间金融快速发展,盛行全国,在地方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本文以甘肃省为例,根据民间金融在甘肃省的发展现状,总结归纳了民间金融对甘肃省的经济效应,并采用ADF检验、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甘肃省民间金融和经济增长进行实证分析。分析表明甘肃省民间金融的发展促进了地方经济增长,同时也推动了民间金融的发展。最后,基于民间金融的负面效应提出相应的建议,以期完善金融体系,更好地促进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     

物流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贵州省的实证分析

物流业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通过采用计量经济学的相关方法,对贵州省物流业发展与经济增长数据进行ADF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后表明物流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均存在长期均衡关系,OLS回归测算出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具体模型,格兰杰非因果性检验表明物流业发展是经济增长变化的格兰杰原因。最后得出结论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获得感的影响研究

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设计居民获得感的综合评价指标，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获得感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提升居民的获得感。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高居民家庭收入、缩小家庭收入差距而提升居民获得感，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高家庭消费水平、优化消费结构而提升居民获得感。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居民获得感的作用在中低收入样本和老年群体样本中较为显著。     

金融的法律决定论

金融与法的联系是在金融发展理论演变的过程中出现的,是金融发展理论研究的一个新方向。金融发展理论演变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是强调银行在推动创新过程的作用;二是强调金融规模与经济增长的统计相关性;三是将金融变量引入内生性经济增长模型;四是强调金融发展中的法律因素,将法律作为金融的工具变量来考察金融(法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我国地区经济增长与对外开放程度的关系分析——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采用1996～2009年我国30个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进口额(IM)、出口额(EM)、外商投资企业投资额(DI)四个变量来研究对外开放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关系。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对模型进行F检验、Hausman检验进一步确定模型为变系数固定效应模型,同时进行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判断出模型具有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由此提示我国地区经济增长与地区对外开放程度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在这一基础上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分析和估计,更有效的分析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短期影响和长期均衡。研究表明从非均衡态向长期均衡状态调整力度不大,在短期影响中滞后期的LnGDP在经济发展中对本期的LnGDP有正的影响,而解释变量LnEM和LnIM当期和滞后1期的变化系数均为正,表明LnEM和LnIM对本期的LnGDP有正的影响。     

金融集聚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影响

基于我国“一带一路”倡议规划的区域，以2012—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利用面板门槛模型考察金融集聚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影响可发现，金融集聚通过知识积累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显著促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的开展，但是表现出门槛效应和边际效率递减的特征。其中，“一带一路”沿线省份金融集聚的促进作用显著且存在门槛效应；非“一带一路”沿线省份金融集聚的促进作用不存在门槛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一路”沿线省份金融集聚的促进作用高于“一带”沿线省份，位于东部的非“一带一路”沿线省份金融集聚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影响不显著。由此建议实施差异化金融资源配置政策，抓住“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机遇，协同推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数字营商环境如何驱动青年创新创业——基于多城市的政策和调研分析

数字经济时代，加强数字营商环境建设成为政府构建新发展格局、激发市场活力的着力点，以进一步促进创新创业快速发展。青年群体作为创新创业活动的主力军，面临着创业资金不足、帮扶力度有待细化、创业指引有待提升等三大痛点。本研究通过辨析数字营商环境的特性与青年群体创新创业的痛点间联系，验证了数字营商环境对青年创新创业活动的积极作用。一方面梳理了当前国内经济发达城市在这方面的政策经验及做法，另一方面通过访谈调查进一步验证了数字营商环境对于青年群体创业活动存在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营商环境的建设有助于降低青年群体的创业门槛，提高创业相关政务服务效率并提升整个市场的活力，进而促进了青年群体的创新创业活动。     

主观阶层认同、非农收入与女性农民工幸福感——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实证

女性农民工逐渐成为推进工业化与城镇化的主力军，其幸福感的需求呈现由谋生到发展的变化，提高女性农民工幸福感成为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本文基于社会阶层认同理论，运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3、CSS2015、CSS2019）三期数据，构建有序logit模型，借助中介调节效应分析法检验主观阶层认同对女性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主观阶层认同对女性农民工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存在代际差异与务工区域差异。主观阶层认同对女性农民工幸福感的作用呈现出受调节的中介效应，其中非农收入起到了中介作用，社会公平感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因此，构建向上流动的社会机制、健全可持续增收机制、营造平等公正的社会环境、推进包容性城镇化建设等有助于持续增进女性农民工幸福感。     

FDI对经济增长的VAR模型分析——基于山东省的实证研究

通过建立一个VAR模型,对山东省GDP和FDI近20年的数据进行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分析,结果发现两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FDI每增长1％ GDP将增加0.41％,短期误差修正系数为3％.通过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进一步分析,结果显示GDP和FDI对促进山东省经济增长均具有显著的长期效应,但是对促进FDI流入的效应则不断减弱；FDI对山东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到20％,山东省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内生增长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