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西方发达国家的话语霸权

有话语的地方就有权力。话语权是国家实力的表现,包含着对言说者地位和权力的隐蔽性认同,背后则是物质利益和力量的竞争。面对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文化认同、解释权垄断和新闻压制等运作形式推行的话语霸权,发展中国家必须积极寻求应对之策。     

我国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的构建问题研究

构建科学有效的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对于建设责任政府和维护公众利益具有重大意义。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具有静态结构、动态过程、生态环境、心态系统四个维度。目前,我国问责官员复出的规则体系不完善,官员问责与官员复出的程序断裂,问责官员复出的体制性弊端凸显,复出的内在调控力薄弱。建立统一的复出规则体系,构建责任分类管理机制,加强官员问责与官员复出的动态管理,完善复出中的异体参与机制,以及形成法律制度之外的柔性伦理建构和内在驱动机制,是防止问责官员非正常复出的策略选择。     

官员问责亟需制度安排

目前我国官员问责的实践刚刚起步,存在法规体系不健全、问责主体和对象及范围不明确、问责程序不规范、缺乏监督机制等问题,官员问责亟需制度安排。     

警惕数字时代的西方话语霸权

西方各国纷纷布局数字时代的产业重组、技术标准设定和法律法规的兼容,特别是美国与欧盟试图通过成立具有跨大西洋性质的贸易与技术委员会来抢先设定国际数字规则,进而以共同价值观来排挤中国在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经济参与和数字秩序构建。鉴于此,中国应立足自主创新,完善产业布局、强化供应链安全;构建合作网络,形成产业联盟、扩散中国技术标准;推进贸易对话,参与规则制定、反对西方价值观输出,分化西方技术孤立,警惕美国与欧盟利用新的贸易和技术规则建立数字话语霸权。     

官员问责与道歉

“11.21”鹤岗矿难发生次日，黑龙江省省长栗战书公开道歉——这是媒体众口一词的报道。我查了一下新闻，并没有发现栗省长道歉的原话。报道中他只是说：“对于这次矿难，我负有重要的领导责任。总结矿难原因是多方面的，领导忽视轻视，工作落实不到位是主要原因……”     

政府年度工作报告:官员问责机制建设的一个新视角

政府年度工作报告作为系统披露官员政策承诺与业绩报告的重要途径,既是西方发达国家推进官员问责机制建设的最新趋势,也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潜在优势。与选举、预算、司法审判、独立问责等官员问责机制相比,中国独特的政治架构使得政府年度工作报告在建立公众、政务官以及常任文官之间环环紧扣的问责链,实现汇报与验证、信任与质疑、授权与审查的动态平衡,全面提升信息、激励和约束功能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并最终有利于提高官员政策承诺的民意遵从度和实现程度,提升治理绩效。因此,以政府年度工作报告为着力点和突破口,完善其运行机制与配套制度应当是推进中国官员问责机制建设的首要途径。     

被问责官员复出应提前公开

全国人大代表傅企平建议,因公共事件被问责的官员复出应提前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和媒体的监督。他认为,现行的官员问责机制和监督机制缺乏监督力,会极大削弱政府公信力。     

官员问责机制最大漏洞

现有体制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没有理清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之间的权责关系,结果常常是实际决策者没有受到应有的处罚,具体实施者,甚至临时接手者成为问责对象     

问责后官员的复出取向与职业发展

通过问责来限制和规范政府权力、责任和官员行为,最终达到权为民所用的目的,是建设现代服务型政府的必然内容。而被问责官员的出路往往备受公众关注,他们的任意复出、悄然复出、带病复出、低位复出、异地复出等诸多情形更是饱受诟病。学界和公众因此而质疑问责的真正效果。从人力资源管理视角看,问责制意味着退出机制的制度化、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