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标治理工具的信息优势及适用限度——基于信息权视角的多案例研究

从信息权视角分析四个基层指标治理案例发现,指标治理是管理过程中的一种信息工具,它将复杂的政策目标与任务分解信息、监督检查的过程信息、结果激励环节的绩效信息等,转化为一系列标准化数值,实现目标任务信息向下准确传达、结果激励信息向上清晰反馈、监督检查信息简化,从而简化管理流程,从工具层面突破科层制的程序僵化、目标替代、激励不足等弊病。数字技术以强大的信息获取、信息收集、信息分析处理与信息连接能力,进一步提高了指标治理工具在目标设置、结果激励、监督检查三个维度的信息效率,使管理者的信息权与控制权优势被空前强化,拓宽了指标治理工具的适用范围。但信息工具的指标治理有其适用限度,从工具意义上,可测性与可比性是其适用的前提条件;从价值意义上,在基层治理过程中还应尊重基层自主权,激发基层干部担当作为,避免指标滥用伤害基层干部工作热情。     

软考核激励：村级治理行政化中的治理动力实现机制——基于鄂中A镇的经验调查

在基层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村级组织仍能保持治理活力，其核心在于村干部治理动力的合理动员。现代综合考评体系强化了村干部的行政化取向，村级治理唯上性增强。弹性化的考核安排可以释放自治活力。通过其内含的行政-社会激励式动员机制、类中心工作的精力配置办法和与社会条件相适应的检查强度，促使村干部积极回应村民诉求，实现“软考核激励”效果。作为一种治理管理工具，软考核激励机制可以重塑互动型的乡村关系，留存村级自治空间；并借助多重激励兼容功能，激发村干部干事创业的动力；最后，在保持治理目标不偏移的情况下，实现行政体系对社会治理资源的总体动员。由于软考核激励机制可以形塑“国家”与“社会”双强的治理效果，是基层治理体系“三治”融合的有效实现形式。     

基层何以失序:灰色空间中的分配不正义难题——基于北京市问题村H村基层治理实践的考察

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基于北京市问题村基层治理实践的考察表明:"灰色空间"是理解问题村庄治理实践的重要起点。引入"灰色空间"这一概念,通过梳理当地灰色空间结构与类型,进而揭示其生成与维系机制、影响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优化路径。研究表明:"灰色空间"是介于正规空间与黑色空间中的模糊地带,本质上是对"灰色利益分配权"的竞争,进而形塑出去公共性的、寡头主导的灰色秩序,用工分配权、土地开发权、工程发包权、议程设置权等是其常见灰色权力类型,利益密集是经济基础,规制不足是制度空间,干部自利是其心理动力机制,以公共规则替代私人化规则是其重要优化路径。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不在于村级组织正规化或村干部职业化,而是为基层治理实践提供一整套公开透明、公平公正、规范有效的现代规则体系。     

同构压力与目标替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中的“形式化”问题及治理

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政治话语和理论创新要求下，基层治理受趋同、规范、竞争与模仿等同构压力影响，少数治理主体为寻求政治认同、规避责任风险与获取竞争优势等，采取名实分离、以“迹”为“绩”、以“创”代“行”和悬浮服务等策略，引致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形式化”。同构压力下基层治理以党建目标替代治理目标、以话语创新替代制度创新的目标替代行为，及由此带来的制度耦合困境，是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形式化”的根源。要化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形式化”问题，关键在于明确组织路线服务于政治路线与中心工作，实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价值目标重构、推进党建引领多元治理主体功能再造、推动党建制度创新转化为治理效能，构建多元治理主体耦合联动的共同体。     

乡镇政府缘何容易陷入“形式主义泥潭”

通过压力层层传导、层层加码机制,各项任务的"落实责任"下卸到乡镇政府,而县级政府及其部门掌握着"资源分配权"和"检查验收权",乡镇政府便在"权责失衡"中一路负重前行、忙乱应付,由此造成了乡镇政府工作中的"形式主义"。     

科级天花板下的官员隐性晋升研究——基于W县基层官员晋升路径的案例分析

大国治理和多层级政府的国情下，各级官员极易触达职业晋升的“天花板”。尤其在基层治理中，大多数官员更难以逾越“科级天花板”限制。那么基层政府如何激励大量“晋升无望”的官员呢？基于W县基层官员晋升路径的案例分析，发现“制造科层台阶”和“隐性微进步激励”起到重要作用，即科层组织会演化出除正式职务职级晋升之外的微小台阶式隐性晋升激励机制。具言之，这些隐性晋升激励机制根据权力纵向交互和横向影响的强弱可分为：发达地区任职、班子排名前提、靠近政治中心、风险规避减弱等。非正式制度在乡土中国基层治理中起到重要作用，本研究以生动案例呈现出制造科层台阶这种非正式晋升激励的类型、运行规律和运作效果，丰富了非正式激励制度的相关研究。     

强化财政监督管理 源头预防职务犯罪——荆门市财政局预防职务犯罪的做法

职务犯罪是犯罪主体利用工作职责和权力影响，以为个人谋取私利为目标，从而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违法犯罪行为。财政作为政府的经济管理部门，拥有资金管理、使用、分配权，是容易出现职务犯罪的敏感部门。多年来，湖北省荆门市财政局以“管好钱、用好权、服好务”为宗旨，深化各项财政改革，加强财政资金管理，严格队伍建设，有效预防了财政干部职务犯罪。市财政系统连续三届被评为全市文明系统，局机关连续三届被评为省级文明单位。一、深化财政改革，构建预防“保障线”改革和完善财政制度，可以从体制、机制的源头上预防职务犯罪，是一…     

数字技术赋能基层社会治理的运作逻辑、价值悖论及调适路径

数字时代，利用数字技术实现社会治理创新已成为一种共识和趋势。数字技术赋能基层社会治理的运作逻辑体现为工具主义、化约主义和避责主义。虽然数字技术为基层社会治理带来了现代化的曙光，但数字技术并不能独自带领基层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坦途。基层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实践证明“基层社会治理+数字技术”并不是实现现代化的万能公式，相反，两者会在耦合互嵌的过程中产生一些价值悖论，这主要表现为“协同与分化”“高效与低能”“自由与束缚”“赋权与集权”等多元目标之间的冲突和张力。要最大限度地发挥数字技术的赋能作用，就要从制度、理念等多角度入手对二者之间的价值悖论进行调适，缓和数字技术与基层社会治理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最终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目标。     

“服务—治理—管理”新型关系与社区治理新探索

随着社会利益结构、社会组织形式以及社会关系等的持续巨变,传统固化的“单位人”逐步为“社会人”和“个体人”所替代,社区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社区成为民生问题、社会矛盾的汇集点的同时,也提供了延伸公共服务、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空间.在构建“服务—治理—管理”新型关系的过程中,基层社区展开了全方位的实践探索,逐步形成“管控型”转向“服务型”的社区治理新理念新思路、社会资源配置社区化的社区治理新机制、网络化基层时代的社区治理新技术以及社区社会工作与社区治理的新途径.没有永远的最新,只有永远的更新.我们将会看到更多来自基层的令人惊喜的治理智慧.     

“点到”即可“为止”？——数字监督下乡的治理情境、效应及张力

随着国家治理资源和重心持续下沉,村居小微权力监督正规化、精细化的命题凸显,在如火如荼的数字化变革背景下,数字监督下乡蔚然兴起。以Z省“基层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应用平台”运行为例,研究发现,数字监督下乡的确显现诸多积极效应,诸如驱使小微权力运作更趋规范透明的制度效应,捕获异常信息实现智能预警的防腐效应,以及方便居民参与监督并“秒获”回应的民主效应等。但实践中数字监督下乡也遭遇一些“别扭”与“意外”的情形,显示数字监督下乡易于引发一些深层次治理张力,诸如其所负载的科层治理与基层自治治理之间的张力,所主张的精细治理与基层简约治理之间的张力,所追求的规则治理与基层情感治理之间的张力。消解这些张力,需要明确数字监督下乡的行为边界,以谦抑姿态实现数字监督下乡有所进亦有所退。     

潍坊奎文区探索创立“由民做主”基层社会治理模式

今年以来，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通过全面强化基层民主自治，在社区积极推广“由民做主”基层社会治理模式，鼓励引导群众依法参与重大事项决策、依法参与“三旧”拆迁改造、依法参与公共事务管理，让群众知情有渠道、参与有平台、监督有手段、当家有机会。     

乡村振兴视阈下的基层社会治理转向

近几年来,随着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大量资源的下沉逐步地解决了基层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乡(镇)一级承担着政策宣传、组织发动、落实项目、资金管理等方面的直接责任,外来资源的输入、承接和分配过程中“村三委”在群众中越来越具有存在感。从总要求来看,乡村振兴较之新农村建设,用“治理有效,,替代“管理民主,,,要求加强和创新农村社会治理,使农村社会治理更加科学高效,更能满足农村居民需要。在资源下沉的大背景下,基层社会治理会呈现怎样的态势?能否为社会治理有效带来新的契机?这些问题成为了研究基层社会治理转向的焦点。     

实现三个转变建好五个体系

在山东，我们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加快民政事业发展步伐。总的思路是，努力实现“三个转变”，从现在起５年内基本建立“五个工作体系”。 “三个转变”：一是指导思想的转变。根据“三个代表”的要求，在工作对象上，从过去主要为传统的民政工作对象服务，转向为城乡困难弱势群体为主的广大群众服务；在工作目标上，从过去主要保障困难群众的生存权，转向既保障群众的生存权，又注重维护他们的发展权和民主政治权利；在工作重心上，从过去以农村为主，转向城乡并重。二是工作方式方法的转变。从过…     

基层监督执纪应与激励保障协同共进

为了在基层治理中更好地贯彻监督执纪,促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提高广大基层党员干部的积极性、能动性,亟需在加强基层监督执纪的同时,坚决地推进基层激励创新机制、容错纠错机制、权益保障机制、干部培养机制以及县乡体制机制的深化改革,以期构建制度体系协同、制度绩效互强的基层现代治理体系。     

企业法人的产生、管理和监督──洪湖市部分企业的调查

企业法人的产生、管理和监督──洪湖市部分企业的调查蔡历辉洪湖市共有国营企业１４８家，自企业推行租赁承包以来，历经三届，企业的厂长、经理有的滚动承包至今，有的象走马灯式的换了一茬又一茬，然而就这些集决策权、指挥权、人事权、分配权、奖惩权等诸多权力于一身...     

基层治理中的社会情感建设

中国共产党基层治理的优良传统和法宝是群众路线，“与群众打成一片”是基层治理的工作写照，“弄脏你的脚”是基层治理的工作方法，“人心和情感”是基层治理的“灵魂”。文章从社会情感建设的历史、理论与实践三重逻辑出发，论证社会情感建设是中国基层治理的重要特色和传统优势，分析、探索社会情感建设在基层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与实践路径。海南D村和西藏G村的实践给基层治理带来新的启示，其核心要素是“情”，主要包括：发挥基层党建引领作用，做到“有情治理”；休戚与共，融情入理，引导群众参与式发展；命运与共，兼顾效率和公平，培育共同情感，增强认同感和归属感，让社区真正成为人民的物质和精神“家园”。     

公共行政中的“行动”问题重思——基层治理中“责任陷阱”的化解之道

随着公共行政嵌入的环境以及面对的问题走向复杂化，公共行政研究逐渐转向“结构”和“行动”的复合型思路。然而，公共行政中对于行动的分析更多是关于“行动者”的实证研究，公共行政中的“行动”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分析与总结普遍性的理论。现实中，基层行政是行动分析的重要场景，其中关涉政策过程中的责任问题。在复杂的行政体系和治理情境中，行动者的行动受到了“责任陷阱”的局限，严重影响到政策效能的输出。究其原因，在于多重“委托—代理”关系对于行动者注意力分配的影响以及行动选择的限制。为了破解“责任陷阱”的结构性梗阻，实现基层行政的“责任治理”，应该从调整问责机制和赋予基层行政自由裁量权两个方面展开。     

乡村治理中的“行政激励型项目”及其实践——基于浙江省J镇的调查

项目制在基层治理实践中可分为普惠型项目、特惠型项目和行政激励型项目三种类型。本文通过对行政激励型项目基层运作过程的观察，发现其在意志导向、实践形式、运作机制、决策方式和实践功能等方面有着区别于普惠型项目和特惠型项目的特征。乡镇政府对行政激励型项目的创造性运用，有助于克服治理权力和治理能力提升难题，能够有效缓解基层治理困境。行政激励型项目的基层治理实践表明，项目资源只有满足村庄的现实需求，村民又能参与其中，基层政府才能获得自下而上的权力认同，基层治理才能取得实效。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的发展变迁

农村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新中国成立以来,从计划经济时期的“政社合一”,到改革开放后“党建引领”与“村民自治”的协同推进,再到十八大以来农村基层党建引领下的基层治理创新,农村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不断进行着协调互动。农村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互动关系的变迁实质上是“党治农村”模式的实践变迁,它们围绕农村“土地产权”的变化,实现了农村工作理念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     

“枫桥经验”60年：历史演进、核心意蕴与当代价值

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基础也在基层。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源于基层实践的“枫桥经验”,经历了农村“四类分子”社会主义教育改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社会基层治理三个发展阶段。历经60年岁月的洗礼,“枫桥经验”不断创新治理理念和治理方法,在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实现了从社会管制到社会管理再到社会治理的伟大飞跃,形成了一套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基层治理方案,成为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典范和旗帜。“枫桥经验”在基层治理的创新与成功实践在当代彰显了重要价值意蕴：提升人民群众的参与感与获得感;推动基层社会治理走向善治;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