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群主义视角下的社会信任构建

我国社会普遍存在着信任危机,其原因是市场经济的冲击、伦理道德规范的缺位、法治社会的不完善、传统的人际信任模式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而新的信任模式尚未建立起来。以社群主义为视角,从确立社群的优先地位、重视社会美德价值、倡导国家积极有为、建设多元性社群四个方面着力构建我国的社会信任。     

中国农村居民的社会信任

信任是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福建省寿宁县和厦门市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农村居民的社会信任与信任对象的个人特点有紧密联系。一方面,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是否党员、是否担任村干部这些社会经济地位等因素都对个人的信任度有显著影响;另一方面,社会交往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农村居民的信任度。     

从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重建社会信任的法制路径

信任危机,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病态体征,已经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的良性运行。因此,寻找一个合法有效的理论路径,重建社会信任已成为一项迫切的学术使命。而契约社会作为一种法治型社会,通过对风险的限定减少了信任建立的不确定性及非理性,从而为信任的重建确立了普遍的基础和客观的标准。因此,从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就成为重建社会信任必然的逻辑走向。而要构建契约文明的图式,首先就要消解二元社会交往结构,走出信任主体的非对称性误区,凸显文化视觉中的契约意识,实现非理性的情感信任到理性的规则信任的转化;其次要保障法律制度的有效供给,营造社会关系多样化的创造空间。     

着力推进社会主义社会文明建设

党的十七大召开后，社会文明正日益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新的、先进的文明形态，与其他三个文明呈平行关系，四个文明“四位一体”，彼此依存，不可分割，形成了完整的现代文明体系。因此，必须着力推进社会主义社会文明建设，这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是明确社会事业的发展、社会体制的改革、社会转型的方向的需要。     

建立社会信任需要深化改革

社会信任是包括社会组织和个人在内的社会成员普遍遵守公共生活准则的人际关系状态。从表象看,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信任要好于现在,但实际情形要复杂一些。改革开放的大量举措对建立社会信任是有益的。我们普遍感到的社会信任缺失,不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而是因为改革不平衡、不深入。尊重与扩张私人财产权是社会信任的基础。收入与财富合理分配是社会信任是必要条件。政府公信力是社会信任的重要支柱。健全法治是社会信任的基本保障。扩大公共领域社会分工有助于完善社会信任。     

信任社会:个体认同实现的社会基础、机制和启示

个体作为独立为其生活负责、自主把握人生命运的个人主体,是现代社会对于个人存在方式的规定。个体认同是个人对这一身份、规定性的确认。个体的主体本质和社会性质决定了个体社会信任对于个体认同的重要意义。现代性塑造了个体社会信任的本质、内容和形式,货币、法律、社会角色、专家系统成为个体的置信对象,从而使个体认同在国家认同和社会进步的意义和层面上展开。这给了我们重要启示:构建包括促进个体认同价值取向的现代社会信任体系,能够推动我国社会个体认同的实现。为此,需要社会和个体双方的共同努力。     

基层社会治理视角下社会信任重塑研究

社会信任是重要的社会资本,是凝聚基层社会共识的重要保障,是建立基层社会规范的基本要求,是化解基层社会风险的关键所在。基层社会治理的能力、质量和效果都与社会信任有着密切的关系。当前,基层社会信任缺失导致以信任为纽带的社会有机体出现一系列问题,社会规范形成滞后、社会组织发展缓慢、公民参与能力不足,严重制约了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重塑社会信任,需要全方位地建立基层社会信任的制度基础、物质保障、文化共识,形成社会信任体系的良性互动,让社会有机体健康有序运转。     

浅论风险社会中信任秩序的模式重构

转型期的中国已经进入一个风险社会,信任资本缺失导致的社会冲突和信任感的普遍匮乏,已经严重地影响到社会秩序的稳定与进步。因此,必须改变以血缘家族关系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特殊主义人际信任模式,代之以制度信任为核心的普遍主义信任模式,才能使风险社会中的社会转型与政治秩序保持稳定。     

着力推进社会主义社会文明建设

党的十七大召开后,社会文明正日益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新的、先进的文明形态,与其他三个文明呈平行关系,四个文明"四位一体",彼此依存,不可分割,形成了完整的现代文明体系。因此,必须着力推进社会主义社会文明建设,这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是明确社会事业的发展、社会体制的改革、社会转型的方向的需要。     

社会资本与组织信任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杭州市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当前人们对于社会组织的信任现状以及社会资本与组织信任的关系.研究发现:(1)人们普遍缺乏对于社会组织的信任,尤其是对于体制外组织的信任更低一些;(2)人们对于社会组织的信任可以分为四大类别:体制内教育组织、政府性组织、体制内企业组织、体制外企业组织,并且信任程度依照上述顺序减弱;(3)社会资本的建立有助于增强人们的组织信任.最后,本文提出了发展民间组织、畅通公民与组织间的信息渠道、加强政府信任建设、增强人们的社会公平感、满足社区居民需求、关爱弱势群体、加强制度建设的对策建议.     

基于博弈论的社会转型期青少年社会信任心态研究

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正面临着一定程度的诚信和信任危机。尤其是青少年的社会信任心态备受关注。本文基于青少年社会信任心态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从威慑型、了解型、认同型三个维度分类,从博弈论的角度分析青少年社会信任心态中体现的三种博弈关系,即囚徒困境博弈、重复博弈和信任博弈。最后,针对这三种博弈,提出青少年社会信任心态引导策略。     

警惕“侠贪”颠覆社会信任

杰文津在2009年第28期的《瞭望》上撰文指出：山西省繁峙县副检察长、反贪局长穆新成被实施“双规”后，穆家查出的财产金额超过一亿元。案发后，据称他仍然得到了不少当地居民的力挺。甚至被称为“劫官济贫”的大侠。繁峙有舆论支持这一判断的观点颇似有理：一、此人从不贪占公款，     

社会信任与腐败

对于社会信任和腐败之间的关系,多数研究都假定社会信任程度越高,腐败程度就越低。但严格来说,相反的命题也是成立的,裙带关系、任人唯亲等现象也体现出较高程度的信任,且这种信任程度越高,腐败现象越容易滋生。社会信任可分为一般信任(包括经济交易双方的相互信任,公民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信任,人们对法律体制、国家机构的信任)和特殊信任(基于血缘、情感、关系网络的小团体内部的排外性信任),实际上,一个社会的一般信任程度越高,这个社会的腐败程度就越低;而在一个对制度和陌生人缺乏一般信任的社会中,程度越高的特殊信任将越成为腐败滋生的土壤。这给我们认识腐败、预防腐败和进行反腐败斗争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中国社会信任问题研究述评

信任,是社会良性运行的"润滑剂",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20世纪70年代以来,针对中国社会的信任问题,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并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概括地说主要有以下较为系统的信任研究理论或流派,它们分别是:信任文化论、信任结构论、信任制度论和信任转型论。     

构建德育教育新模式探析

进入21世纪后,社会进入市场经济的大发展时期,“知识经济”、“资本营运”、“全球化”、“信息社会”、“网络”、“平民文化”等关键词在更深的层次上演绎着中国的社会变革,构成了高等教育改革、高校德育发展的复杂背景,使高校德育教育面临挑战和思维的变革。     

村民的政府信任对社会信任的影响——来自贵州和江苏农村的调查

调查显示,村民对立法机关、想象政府、政府决策、高层政府官员的信任度较高,对实际政府和政府行为的信任度较低;村民对家人、邻居、朋友的特殊信任较高,但对大多数人和陌生人的普遍信任较低,呈现出典型的差序格局。通过线性回归分析发现,村民政府信任对社会信任的增长有正向的促进。其中,村民对想象政府和实际政府的信任与社会信任呈正相关关系,但对检察院和法院等司法系统的信任却与社会信任呈负相关。而BinaryLogistic回归的结果则表明,少数民族村民的社会信任度远远高于汉族村民,具有统计学显著性。这些结论为提升村民的社会信任水平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开会的不信任与信任

杨于泽在3月24日的《中国青年报》上撰文指出：开会本是推动工作的方法，现在却弄得领导不高兴、出席者很痛苦。真可以说怨声栽道了。现在的会议五花八门。但领导讲话总是会议高潮。开会，实际上就是办一个“速成班”，由领导担任主讲教师，统一大家的认识，教你一套工作方法。这其中包含的是一种体制性不信任，“上”担心“下”目标不明、方法不当、不能自负其责。     

信任的社会心理学分析

在当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经济的全球化等因素使人类关系发生了根本变革,信任问题变得日益重要和复杂.信任构成了一个社会经济繁荣与稳定的心理基础,因此,从社会心理学层面探讨信任的产生机制、作用、影响因素及解决信任危机的途径是十分必要的.     

浅析农村干群关系中的社会信任问题

干群关系历来是我党十分重视的问题。农村中的干群关系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干部与群众之间相互信任的程度 ,决定着干部与群众关系的密切程度。相互之间信任程度越高 ,则干群关系越密切 ,反之 ,则干群关系越疏远。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 ,农村一些地方干群关系紧张 ,相互之间信任度降低 ,严重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 ,影响农村的稳定。因此 ,要密切干群联系 ,就必须增强农民对农村干部的信任度。　　一、当前农村一些地方干群关系中信任度降低的原因分析　　 (一 )干部方面1.缺乏干事创业的责任感。从基层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