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伦理建设的价值取向

行政伦理是以责、权、利的相互关联为基础,以调节个人、组织、社会之间的关系为核心的行政行为准则和规范的总和,它在现代公共行政和责任政府的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当前,构建一套现实、合理、完整的行政伦理规范系统,首先必须设定其基础性前提,即行政伦理建设的基础价值取向、棱心价值取向、根本价值取向及目标的价值取向.     

公共哲学视野下的新公共服务理论探析——一种对“新公共服务”的读解

公共行政学发展是在理论本身不断地反思批判和不断超越中走向成熟。在对时下流行的新公共管理的反思批判中,美国学者丹哈特①的“新公共服务”渐成体系并且论证了其对新公共管理超越的地方。新公共服务将理论视角聚焦到公共生活的主体——公民而不再是“掌舵”的公共行政人员。公民具有相当的公共理性这既是新公共服务潜涵的理论吁求,也是公共哲学的一个基本主题,而公共理性是基于最基本的公共生活事实和公共文化背景。从传统公共行政到新公共管理再到新公共服务的发展变迁中蕴含着公共哲学话语转换之意涵亦即公共哲学将从传统形而上高度向公共生活的经验层面转换的趋势。     

公共能量场隐喻与后现代公共行政范式——福克斯、米勒后现代公共行政述评

建立在政治与行政二分法、泰勒管理主义和韦伯科层制基础上的传统公共行政自降生以来相继受到了新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的挑战,但与这些理论不同的是后现代公共行政从批判现代性入手,从本质上颠覆传统公共行政的工具理性、效率主义、独白式话语垄断范式,试图构建一个没有价值预设和判断标准的公共能量场,从而实现传统公共行政向后现代公共行政的范式变迁。     

略论传统行政伦理的现代转化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德治为本”的社会,传统文化中包含着光辉的行政伦理思想和丰富的行政伦理实践,其作为一种道德资源在现代公共行政管理中仍有其重要的价值。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些传统的行政伦理思想不能满足现代民主政治和公共行政的要求,需要对之进行现代的诠释和整合,促进其现代转化,方能成为现代公共行政的基石。具体来说应该从伦理精神、伦理生活和伦理制度等三个层面来探讨传统行政伦理的现代转化。     

公共行政价值取向再审视

价值追求是灵魂,公共行政价值是公共行政的灵魂.通过公共行政价值的追溯,才可能认识到政府的应然作为和实然差距.本文从欧债危机引起的公共行政价值争议出发,审视了西方公共行政价值取向的发展历程,即由机械性效率为导向的传统公共行政价值发展到以社会性效率为目标的新公共行政价值,再到以竞争性效率为原则的新公共管理价值取向:总结了中国公共行政价值的发展历程,即由公共行政价值基础相对贫乏到服务增长主义的公共行政价值取向,再到注重公平正义的公共行政价值.最后通过对比中西方公共行政价值的走向,提炼当代公共行政价值目标,即公共性是公共行政的第一价值,效率是公共行政的价值工具,民主性是公共行政的价值前提.     

公共行政的价值选择与观念转型——和谐社会视野中的阐释

和谐社会构建背景下公共行政价值选择的实质是行政功能的重新选择与定位。行政系统应注重发挥其矛盾协调功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建构功能、社会公平维护功能等。公共行政价值选择的目标是实现和谐行政。实现公共行政价值,行政主体应积极推进行政观念的转型,由事后处理型行政观转变为事前预防型行政观、由非伦理型行政观转变为伦理型行政观、由非协调型行政观转变为协调型行政观。     

从“效率”到“服务”——政府管理新理念

西方公共行政的价值取向经历了传统公共行政的效率至上、新公共行政的社会公平、新公共管理的市场与顾客导向到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服务为本的嬗变。以“服务”为价值取向的新公共服务理论必将成为政府管理新概念。     

论公共管理价值生成的宪政基础

公共管理的本质是其公共性、服务性和效益性。宪政的核心和实质是保障公民权利,约束政府权力。公共服务导向型的公共管理,不能再追随和传承传统公共行政以及新公共管理以效率为核心的价值观,其价值生成须臾从宪政所要求的人权、民主、限权、法治的价值理念中去寻找合法性基础。     

分离状态下的公共行政与公共伦理之整合

公共行政过程中对"行政"权力的过于强调和对"公共"属性的无情漠视致使公共行政与公共伦理长期处于分离状态,公共行政天然地涵摄了其内在伦理属性--公共件,因此,对分离状态下的公共行政与公共伦理进行整合有其必然的价值内蕴,公共行政制度伦理化和伦理制度化则是公共行政与公共伦理进行整合的应然双向路径.     

公共精神：公共行政现代化的价值维度——一种基于和谐社会视角的分析

近代以来直至当前的和谐社会之诉求,现代化始终是萦绕在中国人心目中的一个实质性问题.然而,现代化又是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系统工程,公共行政现代化是其应然维度之一.现代化从"器物"到"政制"直至社会精神文化和伦理价值观念这一结构性的深化历程,更昭示了公共精神正是公共行政现代化须臾不可"缺场"的价值向度.实际上,从公共行政自身发展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双重维度去探究和反思公共行政的现代化现象,我们也发现公共精神不断地从边缘向中心位移,从"遮蔽"状态走向"解蔽".其中,公共行政现代化所涵摄的民主理念、公正理念、契约精神、公共服务精神以及和谐、科学的发展理念等公共精神既是公共行政现代化本身,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骨核与价值引擎.一种多元宽容、诚信友爱、公平正义、和谐有序的社会公共生活能够得以形成和延续必须以发育良好的公共精神为其基本精神质料和社会价值支撑.我们需要从不断健全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开新传统公共精神资源,大力培育公民社会、拓展公共治理的实践参与,加强公共意识教育、提升公共理性水平等几个方面努力来促进公共精神的化育与养成.     

论民主的价值

民主的价值是民主存在的内在依据和发展的根本动力,它由民主的个人价值、社会价值和国家价值有机构成.在这三者中,民主的个人价值是核心和根本,是民主的国家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存在根据;民主的国家价值和社会价值是民主个人价值得以实现的要求和保障.     

浅谈哲学的价值

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它存在的价值,以最大最高的普遍性问题为对象而存在的哲学也不例外。从对哲学的解释出发,阐述哲学的内涵,从而引出哲学的价值,指出哲学是一门思考的学科,是一门增长自身修养和智慧的学科,是一门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学科,是一门提高人生境界和人的素质的学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的培育

当前，大学生的价值观中存在着诸多问题，我们应该积极主动地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大学生价值观的培育：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大学生价值观念培育的指导思想、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作为大学生价值观念培育的核心内容、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作为当代大学生价值观念培育的主旋律、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当代大学生价值观念培育的道德准则。     

关于普世价值问题的评析

普世价值一直是一个存在争议的话题,对它的看法学界众说不一。本文从普世价值的来源方面考查了普世价值存在争议的原因,并针对反对普世价值的各种观点做了回应,剖析了普世价值的内涵与意义。     

论质量的价值

从讨论质量和价值的本质出发，阐述了质量的价值和质量创造价值的过程及原理。质量价值产生的两种方式为：功能的增长必然导致价值的增值；根据质量交换规律而以质量换回价值，定义了一种质量的经济价值计算方法：事物质量的经济性价值等于事物的总经济价值与它的抽象成本性价值之差。所有人类活动产物的价值都是人的行为质量的价值，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按行为质量分享广义资源的时代。     

论西方宪政的价值维度

宪政是西方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弄清楚宪政的价值诉求,对于正确认识宪政的特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认为,宪政是以保障人权为根本价值目标,以法治为治理基础,以分权制衡和有限政府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型构观念和相应的制度设计.西方宪政包含人权、法治、权力制衡等四个方面价值要素.其中,人权是宪政的价值核心,法治是宪政的秩序基础.权力制衡和政府"有限"则是宪政的理想愿景.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研究

经过长达200多年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发展壮大,已经成为十分重要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两个传统哲学流派进行了批判和继承,一是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二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经过长期的实践检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不断丰富,内涵价值不断提升,实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有机统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显得尤为重要,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仅是占领意识形态主阵地的重要法宝,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梦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     

太平天国运动的传播学价值研究

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信息传播事业是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一部分,历来都被统治阶级所掌握,清朝也不能例外。但是面对清政府的言论出版之禁,太平天国的农民领袖们冲破了种种舆论枷锁,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方式,将自己的宗教思想、革命理想及纲领政策等传播出去,在革命进程中起到了教化思想、宣传动员、提供新闻信息等作用,为我们展现了中国近代社会信息传播的一个横断面,也为传播学中的媒介发展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内容。     

资本驱动下的企业价值探析

企业价值有众多驱动资本,其中实物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是驱动企业价值的关键因素。只有在初次分配中合理地按各驱动资本分配财富,才能提升企业价值,实现企业目标。     

Why the intrinsic value of public goods matters

Abstract

Existing accounts of public-goods distribution rely on the existence of solidarity for providing non-universal public goods, such as the humanities or national parks. There are three fundamental problems with these accounts: they ignore instances of social fragmentation; they treat preferences for public goods as morally benign, and they assume that these preferences are the only relevant moral consideration. However, not all citizens unanimously require public goods such as the humanities or national parks. Public-goods distribution that is based only on citizens’ preferences, therefore, means that non-universal public good are at a constant risk of under-provision, and has negative implications for human flourishing. The paper, therefore, develops a complementary justification for the distribution of public goods, that decouples the distribution of public goods from ad hoc preferences, and grounds the distributive justification in the intrinsic value of these goods. There are three reasons to include intrinsic-value considerations in public-goods distribution: responding to crowding-out effects; promoting shared heritage and cross-fertilization. Finally, the intrinsic-value justification may indirectly promote solidarity. Thus, the intrinsic-value and the solidarity justifications need not be mutually exclusive, rather they can be mutually reinforc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