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经济的俭与奢

我国古代圣贤历来崇俭黜奢。节俭或奢侈是否促进了社会发展,有关这一问题的争论在近代经济学界从来没有停息过,这些分歧或对立使得我们对于社会问题及其社会发展有了与时俱进的新理解、新观念: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重申并力倡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不但是对传统美德的弘扬,更是对发展道路的深刻认识。     

侦讯如何从技术走向艺术--美国学者英鲍的现代侦讯九步法评价

有效地制定、实施侦讯策略是获得犯罪嫌疑人完整、真实口供的重要前提.通过对现代侦讯九大步骤法内容的介绍和评价,提出了制定和实施侦讯策略应遵循的科学心理依据以及应坚持的法律性和道德性原则.     

“一二·九”运动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关系研究

"一二·九"运动作为一场深刻的具有广泛群众性的政治思想运动,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推动全民族抗战发挥了独特的历史作用,通过从政治社会化的角度探究中国共产党在"一二·九"运动中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深入分析学生运动的动力因素和斗争策略,进一步揭示"一二·九"运动为抗日战争做的思想、组织、干部等方面的准备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基于九型人格的警察识人心理训练探索与实践

公安教育渴望得到心理学的助力,而九型人格理论不仅适用于一般心理健康程度的人,还适用于存在异常心理,甚至具有犯罪心理活动的人群.本文展示了上海公安学院以九型人格理论为核心内容所开设的《人格类型分析》心理训练,并介绍了该课程通过实证研究方法所提升的训练效果和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包括学生各九型人格类型的比例、"识人能力"数值等...     

《刑法修正案(九)》中反恐立法的教义维度与实践展开北大核心

《刑法修正案(九)》对于反恐立法的强化与重视前所未有,由于立法技术的局限性和反恐情势的复杂性,法教义学必须及时跟进,既响应反恐严打的刑事政策,回应社会对于反恐刑事治理的需求,又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的法教义学立场。在此立场下,将第120条之一中的"运送"作偏正理解,将第120条之四中的"利用恐怖主义"与"利用极端主义"作同一理解,以及对"国家法律"进行广义理解,理性扩张反恐刑法规制范围。同时,强调反恐刑法的谦抑维度,对反恐刑法中的兜底条款进行限制,对第120条之五进行目的性限缩,以实现反恐正义的法治允诺。     

涉外公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法律适用问题研究——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第九编第八十三条之规定

20 0 2年 1 2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31次会议讨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草案 )》第九编是关于“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法”。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生所组织了该所的教师和研究生对第九编进行了专门的讨论 ,中国国际私法学会也在 2 0 0 3年 9月召开的年会上把这个问题作为主要的议题 .本专题编发的几篇文章主要就侵权领域和夫妻财产制的法律适用规则进行研究 ,对我国《民法典 (草案 )》中的相关条文的修改提出了具体意见。     

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变迁与反思——以《刑法修正案(九)》的出台为视角

1997年《刑法》以数额为中心的定罪量刑标准缺乏社会适应性;各法定刑量刑幅度交叉现象严重;贪贿犯罪刑罚减免规定存在宽严皆失的弊端;生刑与死刑差距过大,资格剥夺措施一直缺位。《刑法修正案(九)》虽针对诸多问题作出了调整,但贪污与受贿的关系、终身监禁的落地实施等问题仍有待研究。为此,应降低贪贿入罪标准,扩大地方自由权,以无期徒刑重构终身监禁制度,厘清贪污受贿关系并严密刑罚裁量情节,废除贪贿犯罪刑罚减免制度。     

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变迁与反思——以《刑法修正案(九)》的出台为视角

1997年《刑法》以数额为中心的定罪量刑标准缺乏社会适应性;各法定刑量刑幅度交叉现象严重;贪贿犯罪刑罚减免规定存在宽严皆失的弊端;生刑与死刑差距过大,资格剥夺措施一直缺位。《刑法修正案(九)》虽针对诸多问题作出了调整,但贪污与受贿的关系、终身监禁的落地实施等问题仍有待研究。为此,应降低贪贿入罪标准,扩大地方自由权,以无期徒刑重构终身监禁制度,厘清贪污受贿关系并严密刑罚裁量情节,废除贪贿犯罪刑罚减免制度。     

从《刑法修正案(九)》及司法解释看行贿犯罪的困境、惩处与预防

反腐肃贪的大背景下,新出台的《刑法修正案(九)》及《贪污贿赂司法解释》对行贿犯罪的惩处力度加强。但司法实践中,因受刑事理念、证据制度、社会心理因素等影响,重打击受贿而轻行贿,行贿犯罪立法从严而实践依然可能偏轻的现象短时期内无法转变,如何落实行贿犯罪的从严惩处仍是现阶段的重大课题。对此,在借鉴污点证人制度、零容忍原则等基础上,其一,要理性解读重受贿轻行贿的刑事理念;其二,要明确贿赂的界定范围和不正当利益的判定标准;其三,建立行贿犯罪的特殊证据规则与惩处机制;其四,建立行贿犯罪的预防机制。     

从《刑法修正案(九)》及司法解释看行贿犯罪的困境、惩处与预防

反腐肃贪的大背景下,新出台的《刑法修正案(九)》及《贪污贿赂司法解释》对行贿犯罪的惩处力度加强。但司法实践中,因受刑事理念、证据制度、社会心理因素等影响,重打击受贿而轻行贿,行贿犯罪立法从严而实践依然可能偏轻的现象短时期内无法转变,如何落实行贿犯罪的从严惩处仍是现阶段的重大课题。对此,在借鉴污点证人制度、零容忍原则等基础上,其一,要理性解读重受贿轻行贿的刑事理念;其二,要明确贿赂的界定范围和不正当利益的判定标准;其三,建立行贿犯罪的特殊证据规则与惩处机制;其四,建立行贿犯罪的预防机制。     

关于事业单位岗位管理问题研究

实行岗位管理是实现我国事业单位基本用人制度改革的主要途径。事业单位在设岗时要遵循科学的设岗原则,确定合理的岗位结构比例,制定岗位规范等。政府应为实现岗位管理下放管理权限,制定配套政策,营造良好的改革环境。     

城市道路持续密集施工条件下配套交通管理的措施研究

城市道路持续密集施工不仅会占用路幅、扭曲线型、破坏路面，而且具有规模大、范围广、时间长、变化频、密度高、重叠多等特点。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牢固树立配套工作全局观，努力实现参与主体多元化，并且在有效整合各类资源的基础上牵头实施或敦促推进相应的岛套措施。     

从"佘祥林案"看我国的刑讯逼供

佘祥林错案的发生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笔者认为,佘祥林错案之所以发生,其首要原因在于刑讯逼供.在我国明确禁止使用刑讯逼供时,为何这种野蛮的审讯方法还是挥之不去?笔者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法治社会遏制刑讯逼供,就要求把观念落实到制度上,依靠具体制度来避免刑讯逼供的发生.     

审美还是实用：精英文学的另一种危机

精英文学并非最初的文学形态,它在物质生活资料极大丰富、艺术由实用走向审美的过程中产生。封建社会是艺术审美化的转折点,由于有国家或者富有的私人充当艺术“保护人”角色,因此精英文学在这一时期异常兴盛。随着封建时代结束,精英文学的“保护人”没有了,在物质基础突然被抽空以后,精英文学开始面临生存的困境。如何摆脱因为“重审美淡实用”以及物质基础匮乏而导致的不利局面,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认真思考。     

史籍中所见的台湾平埔族“四社番”

史籍中对台湾平埔族的“四社番”屡有记载,历代均将其作为“熟番”的代表人群。然而“四社番”一词具体指代的原住民群落却在不同时期有所区别,“四社番”一词的含义的变迁反映了汉人移民逐渐从平原向山地拓殖,并使所到之处的原住民族群纷纷褪去原有的文化特色,与汉人社会融为一体的过程。     

唐初五十年类书与诗对文学的影响

唐初五十年类书的编纂和诗的创作,对唐初文学被学术同化具有深刻影响。首先,唐初类书不过是词藻堆砌,将词藻当做学术进行研究,其直接的影响是造成文学在研究领域被学术同化。其次,唐初的诗是＂类书式＂的诗,从而造成了文学在创作领域被学术同化的现象。     

比较文学视阈下的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1978-2017）

自俄罗斯文学进入我国学者的视野起,比较文学即被应用于其研究当中。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比较文学更是以其跨文化性和开放性的特点为我国的俄罗斯文学研究带来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是,相较于比较文学在其他国别文学研究中的应用,我国学者在中俄文学关系、俄罗斯文学的中国形象建构研究等问题的研究中,存在着研究思路与话语陈旧、方法运用生硬刻板、中国学者的主体性意识与民族立场弱化、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质量成果欠缺等一系列问题。此外,我国学者编撰的俄罗斯文学史著作也折射出其在世界文学眼光与比较文学意识方面存在的欠缺。     

民国时期浙江畲汉民族的互动与友好——以两则口述史材料为中心

民国时期，浙江畲汉两个民族之间的互动，较之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频繁，两个民族之间的了解也更为深刻。史料（尤其是口述史材料）证明：在同一块土地上，畲汉人民用鲜血和汗水凝结而成的友谊，成为民族和睦相处的佳话。畲汉互动，可分为三个层面：政治层面、文化层面和民间交往层面。     

东干文学研究对海外华语文学理论构建的启示

东干文学是中亚的华裔文学,是海外华语文学领域中的新成员。东干文学在文字、语汇、文化等方面有着其他区域华语文学无法替代的特性,比如东干文字的拼音化、对晚清乃至宋元时代语汇的保留以及文化上兼具俄罗斯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多元性。这些特性以及与之相关的研究方法都为海外华语文学在学科的命名、整合研究以及未来发展中的生机与危机等理论构建与深化提供了一些启示。     

文艺的突围与话语的孕育——20世纪30年代“文艺大众化”理论话语研究

在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20世纪30年代“左联”所倡导的“文艺大众化”从文艺的形式与内容、作家立场、社团组织、实践功能等方面探讨了文艺如何大众化,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发展,在中国特定语境中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文艺人民性”话语形式的孕育。20世纪30年代“文艺大众化”也展现了文艺突围中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艰难探索的过程,体现出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系统化、共识性理论方略的追求,但由于理论论争不彻底等因素,影响了话语表现的不同意见。但从思潮史、理论史的角度而言,20 世纪 30年代“文艺大众化”对马克思主义“文艺人民性”话语的孕育,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历史迈进仍然具有积极的理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