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摩擦频起，中国如何摆脱维权困境

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对外贸易摩擦急剧增多。在近期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一些国家更是频频以反倾销之名行贸易壁垒之实。由于观念滞后、人才不足等原因，中国企业应对此类纠纷时经常陷入被动。如何掌握、运用国际法律规则，增强中方的法律话语权，以保护民族产业和国家利益，已是我国企业界和司法界不容回避的议题。     

改革开放三十年法学教育的发展及其当前改革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法学教育成就卓著。目前，法学教育与现实政法工作目标之间存在不和谐之处，因此仍有不断改革现行法学教育之必要。有鉴于此，应建立以法律职业为目标导向的法律教育管理体制和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强化政法机关对法律教育的指导管理职能，优化法律人才培养层次结构，实行二阶段国家司法考试和职业培训制度。     

厉行法治:法律监督应如何定位——“依法治国与法律监督研讨会”综述

厉行法治：法律监督应如何定位———“依法治国与法律监督研讨会”综述□本刊记者王松苗法治———以权利平等为基础，以法律的最高权威为标志的民主政治，作为人类千百年来苦苦探寻的治国理想，正为当今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追求，所实践。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中国之需...     

礼法结合之中国伦理化法律

本文阐述了中国古代法律是一部礼法结合之伦理化法律,礼法结合乃中国伦理化法律之最主要传统和特性,文章大体回顾了中国伦理化法律的发展历程,并初步阐明中国伦理化法律之"礼法结合"。最后从法律发展史、法制现代化角度谈及如何建设法治国家、构建和谐社会。     

法治国律师之地位

现代世界文明国家，不问其国体如何，而必以法治主义为基础，则莫之或异也。所谓法治主义者，就国家方面青，其一举一动，须完全以法律为依归；就人民方面言，则“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故凡属法治国家之人民，其日常生活之中，于国家法律之规定，恒三致意，庶于未来之事项，预防违法行为，而免人己问互相侵害其权利；于已发生之事项，依法为适当之解决，而使人己问各得其平。     

贸易摩擦频起中国如何摆脱维权困境

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对外贸易摩擦急剧增多.在近期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一些国家更是频频以反倾销之名行贸易壁垒之实.由于观念滞后、人才不足等原因,中国企业应对此类纠纷时常陷入被动.如何掌握、运用国际法律规则,增强中方的法律话语权,以保护民族产业和国家利益,已是我国企业界和司法界不容回避的议题.     

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动摇

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吴邦国委员长在作常委会工作报告时，郑重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并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以宪法和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确立了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新书

《法律英语:美国法律制度》(第四版)本书为法律英语教学领域的领先之作。作者结合中国学生的特点和需要,精心编选,准确注译,将英美国家法律制度、法律教育、司法系统以及宪法、刑法、民法、商法等各部门法律的精髓和要义,以22课篇幅悉数展现,附有配套音频.     

初探技术流转法律制度与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之关系（下）

在我国,技术流转法律制度由技术转让法律制度和技术转化法律制度两部分构成;创新型国家需把科技创新作为基本战略,以大幅度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形成日益强大的竞争优势;技术流转对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意义重大。历史上技术后进国多是通过引进、模仿、再创新及促进技术流转之路径来实现技术能力提升,进而步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近代美国、德国、日本和当代的韩国,无一例外。对于发展中的中国而言,要实现建成创新型国家之战略,就需要在总结近三十年来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借鉴他国成功做法,完善技术流转法律制度,解决创新型国家建设过程中的瓶颈问题,提高国家创新能力,以更好地落实科学发展观。     

初探技术流转法律制度与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之关系（上）

在我国,技术流转法律制度由技术转让法律制度和技术转化法律制度两部分构成;创新型国家需把科技创新作为基本战略,以大幅度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形成日益强大的竞争优势;技术流转对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意义重大。历史上技术后进国多是通过引进、模仿、再创新及促进技术流转之路径来实现技术能力提升,进而步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近代美国、德国、日本和当代的韩国,无一例外。对于发展中的中国而言,要实现建成创新型国家之战略,就需要在总结近三十年来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借鉴他国成功做法,完善技术流转法律制度,解决创新型国家建设过程中的瓶颈问题,提高国家创新能力,以更好地落实科学发展观。     

基层执法产业化已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新因素

现代国家都以法治为根本，以立法、守法、执法维持国家的正常运转，调整“官”与“民”及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不断推动社会进步。我国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二十几年里，大力抓了法制建设。立法方面已制定400余件法律和法律问题的决定，与之相配套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及部门规章也基本制定，可以说法律体系框架初步形成。     

一部充满宪政、法治精神的法律——中国法学家座谈《反分裂国家法》

中国法学会3月18日举行“学习《反分裂国家法》座谈会”。中国法学会会长韩杼滨代表全国法学界法律界表示坚决拥护《反分裂国家法》。他指出，《反分裂国家法》是一部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法律。这部法律明确规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实现国家和平统一的基础；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最符合台湾海峡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国家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实现和平统一。这部法律还将发展两岸关系、台海两岸协商和谈判等政策主张以法律形式加以明确。     

历史与现实：现代法制中的传统因素及其载体

在中国现行法制中，法律传统因素主要以两种形式存在：一种是以规则、原则、概念等物化了的观念存在于法律制度和法律规范中；另一种主要是以法律意识形式通过人们有法律意义的社会行为表现出来。在实体法和程序法等诸法律部门中，中国法律传统的影子随处可见，而司法行为及民众类法律式的行为中，传统观念的影响也甚为可观。这些传统因素构成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现实基础和背景，而实现法律传统的创造性转换，也就成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论法之难行之源

法之难行已是中国法律实际生活的显豁病症。二十年来产生数以百千万计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但绝大多数难以实行。法之难行的病症不愈 ,法治国家建设和寄托于斯的其他事业 ,都将难能制胜或无以为继。为此需要探清法之难行的根源 ,以明救治之策。难行之根源出在立法、行政、司法、法学研究、历史传统等多方面。救治中国法之难行之症 ,需要察源下药。     

启蒙法理学与中国的法制建设

启蒙法理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固然重复了启蒙哲学的经典主题，却带有鲜明的中国问题和时代特色，为此成就了中国社会成长所亟须的一系列正当性话语。在对法律的合法性、法律权威、法律主权和国家治理等的论证中，强化了对矛盾原理、法律与连续性权威、代表和代理、自由和关系、“统”与“治”、以国为国等问题和关系概念的理解，为进一步进行改革开放时代中的国家制度建设提供分析性的理论资源。     

“法制主义”及其修正——从重庆市“唱红打黑”说起

那些非西方的、非法律的本土资源之于中国法治实践究竟意义如何,是重庆市唱红打黑留给学术界乃至全社会深入思考的问题。中国30年的法治建设大体贯穿着一种可称之为法制主义的思维逻辑和行动轨迹,即以西方法治理念和经验为法治建设之圭臬,推崇国家立法并对其定势性的过分依赖,强调甚至痴迷于通过国家法治理和解决各类社会问题。但是,事实证明法制主义路径之于中国并不畅通,它已然陷入困境。如今以对法律的过分依赖为特征的法制主义及其引致的弊端已呈现出世界性。中国法治的推进应当克服法制主义的弊端,跳出狭隘的国家法视阈和单纯的西方模式,在推陈出新的基础上有效嵌入非西方的、非法律的本土资源,使之成为法治建设的有效资源。     

检察改革的价值取向和首要原则

检察改革作为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正向纵深发展。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司法实践部门，思想空前活跃，研究探讨之风蔚为可观。见仁见智，这些都对当前中国的检察改革理论研究和实践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检察改革过程中，笔者认为，“强化法律监督职能”这一主题，是应当牢牢把握的。 　　一、法律监督是国家根本大法对检察机关性质的定位，也是检察机关的立身之本，检察改革必须以此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国家根本大法鲜明地为中国…     

中国检察制度的特色及依据

中国检察制度就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律监督制度，是由宪法和法律确立的人民检察院依法行使法律监督权，监督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制度。我国《宪法》第１２９条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１条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确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代表国家行使法律监督权．围绕这一规定形成的关于检察机关的性质、地位、任务、职能及活动程序的一系列规则、规范，就构成了中国检察制度的内容．一、中国检察制度的特色。在中国的历史上，就曾产生过封建王朝的御史制度，至清末立宪改制，中国出现…     

关于经济法理论研究的几点思考

有关经济法的概念、地位、调整对象等问题一直是我国法学界争论颇多的领域。的确，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的广泛平顶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探索，一种传统的法的理论无法解释的法律现象越来越突出。但如何认识和阐释这些现象呢？新的法律现象预示着新的法律部门的出现？还是预示着新的法律研究方法的出现？抑或在新的法律现象之下，人们应该反思传统法的理论呢？很遗憾，人们并没有想这么多，而是把过多的精力放在了探索和寻找新的法律部门的思路之上。这在中国法律学者身上表现尤为突出。从经济体制改革之初一直到现在，中国的经…     

中国古代国家形态的变迁和成文法律形成的社会基础

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相比，中国成文法律的出现至少晚了1500 年，这是比较文明史上一个重要的问题。这种差别的根源在于社会组织形态的不同，而要搞清中国成文法形成的原因，关键在于真正理解西周到战国时期社会变化的性质。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城市国家”中，社会的基本组织是以“户”为单位的“核心家庭”；而成文法律即以这样的自由民为对象，是“城市国家”建立和维持其社会秩序的必要手段。基于青铜器铭文的最新研究表明西周是一个“权力代理的亲族邑制国家”，其社会的基本组织单位则是拥有大量人口和土地，并对其成员承担着法律责任的“宗族”。因此，西周时期并没有形成成文法律的需要或条件。但是，公元前771 年西周灭亡，中国古代社会在列国战争中从“邑制国家”逐渐向“领土国家”转变。特别是作为“领土国家”一级行政组织的“县”的出现，为“核心家庭”的发展提供了机体，也使国家第一次与一家一户的小农家庭发生了直接关系。对“县”里的自由农民以及城市中出现的大量平民管理之需要，促使成文法在中国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应运而生。换言之，在美索不达米亚成文法律是古代“城市国家”的必需，而在中国它是古代“邑制国家”向“领土国家”转变过程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