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言词原则和传闻证据规则

直接言词原则。直接言词原则,是大陆法系国家关于庭审的一项重要规定,--般分成两个部分,既直接原则和言词原则。直接原则,即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应直接审查所有的证据,听取证人、被害人、鉴定人的陈述。这个原则还有审理不间断的含义。言词原则,则要求证人以口头方式作证,只有在法律另有规定的情况下才能作为例外,以书面方式作证。原则上不允许以侦查案卷记载的内容作为法院判决的基础。     

从警察圈套看刑诉中的证据规则

本文从美国的一则警察圈套案例开始,比较了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之证据采纳规则,针对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有关证据规则的规定。就警察在采证问题上,为准确、迅速地打击犯罪,并在有效保障人权的基础上,提倡可以实行警检一体化的模式。     

直接言词原则在审查刑事证言中的适用

直接言词原则作为一项基本的刑事诉讼原则 ,已被现代许多法治国家立法所采纳。我国《刑事诉讼法》虽未明确规定直接言词原则 ,但其有关立法已体现出直接言词原则的精神 ,可是其对证人参与刑事诉讼及证言的使用范畴规定得不甚明了 ,不能真正体现直接言词原则在刑事证人证言适用中的重要价值。分析直接言词原则的起源及其诉讼价值 ,针对我国的实际及国际发展趋势 ,我国应在立法上明确这一原则 ,并吸收一些可行性建议     

论传闻证据规则在刑事诉讼中的确立

确立传闻证据规则能够推动刑事审判方式改革,强化法官与当事人的面对面,推动诉讼程序正当性和诉讼结果公正性。本文针对现行刑事诉讼相关立法对传闻证据规则尚无明确规定的现状,对《刑诉法》相关条文的完善提出建议。     

论直接言词原则

在现代民事诉讼中直接言词原则的技术功能越来越受到重视,因而大陆法系国家普遍确立了直接言词原则,但我国尚未确立直接言词原则。本文通过对直接言词原则基础理论及价值的分析,提出了在我国落实直接言词原则的几点建议。     

传闻证据规则，抑或直接言词原则？——民事诉讼书面证言处理的路径选择

传闻证据规则是以证据资格为核心的规范体系，直接言词原则是以审理行为为核心的准则要求，不是相互衔接包容的同一路径。由于传闻证据规则与我国民事诉讼程序理论与实践缺乏契合性，即使引入传闻证据规则的规范内容，也不能改变我国以诉讼行为要求为证据运用基本内容的制度特色。在书面证言问题的处理上，只能基于大陆法系的传统采用直接言词原则，在该原则的指导下形成一整套原则和例外的具体制度体系。     

刑事人身辨认证据种类辨析及相关证据规则的适用

2012年3月14日,全国人大通过了经过全面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在新《刑事诉讼法》中,辨认笔录第一次以法定证据的形式出现在了我国的刑事立法中.随后出台的配套司法解释以《刑事诉讼法》为依据,构建了较为完备的人身辨认证据规则体系,这改变了长期以来辨认笔录作为证据于法无据、作为侦查线索运用混乱的失范局面,是一个显著的进步.但规范层面的概念界定并没有完全消除理论上对于人身辨认证据种类方面的争论,人身辨认在证明对象、心理机制和证明方式上与相关言词证据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人身辨认证据规则的适用增加了困难.因此,有必要从人身辨认证据种类界定入手,探究辨认证据在证据规则适用上的特殊问题,力图强化辨认证据的审查判断,以降低错误辨认的可能性及其对案件实体结果的不利影响.     

论我国民事证据规则的完善

当前,我国除了诉讼法“证据”专章及相关司法解释中有若干重要的证据规则外,《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在证据规则上有了重大进步。但这些规则毕竟是一种零散不全的规定。要适应我国民事经济审判方式的改革,     

刑诉证据规则若干问题研究

我国目前制定独立的证据法典时机尚不成熟。刑事诉讼证据立法的指导思想应有前瞻性、现实性、开创性。程序事实应成为证明对象之一。完全引入外国的证据开示制度并不现实。对于瑕疵证据,采用一刀切的方法对维护当事人合法权利、打击刑事犯罪产生不良影响。从完善刑事诉讼证据规则出发,我国有必要引入交叉询问制。     

言词证据运用规则初探

人民法院在审判刑事案件中,接触最多、歧义最大、判断难度最高的证据是言词证据。言词证据的收集具有技术含量少、获取效率高、办案成本低等特点,历来备受办案人员重视。另一方面,言词证据的运作也存在准确性低、稳定性差的致命弊端。如缺乏相应的规则,极可能酿成错案,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因此,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立法机关和刑事诉讼专家均高度重视并着力研究言词证据的运用规则,使之日趋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的司法解释对此也在予以规范,并且已取得一定的效果。然而,随着国家民主法治建设的发展,探索制定有中国特色的、专门的刑事证据规则,以充分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保障司法公正,这一任务已现实地摆在我们面前。本文试图从人民法院审判方式改革的角度,对言词证据的运用规则作初步的研究,以期为我国的证据法立法提供建议。     

浅析正当防卫案件的证据规则

正当防卫的成立与否,究竟应当由控辩双方的哪一方来承担责任,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本文认为防卫方应积极抗辩,尤其是对于防卫前提的抗辩,这关系到正当防卫是否成立;防卫方仅对是否构成正当防卫进行证明,而关于是否防卫过当的证明属于检察院的责任。     

传闻法则与直接言词原则之比较研究

英美法系国家的传闻法则原则上排斥传闻证据的适用,只有符合例外情形时才允许采纳传闻证据。大陆法系国家的直接言词原则要求法官亲自参与审判,不得以间接的证据方法代替直接的证据方法,除非符合法定的例外情形。传闻法则与直接言词原则虽因法律传统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但两者所欲达成的目的一致,并非对立的概念。我国由于既没有确立传闻法则,又没有规定直接言词原则,导致言词证据的证据能力不受规制,传闻证据大行其道。这样既侵犯了被告方的诉讼权利,又不利于案件真实地发现。为此,我国宜确立传闻法则,但同时应借鉴直接言词原则的成功经验。     

言词证据的音像记录

我国侦查取证手段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法制的健全而不断完善。用音像技术记录言词证据便于收集、保存和使用，为刑事诉讼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明手段，具有其它取证形式无法比拟的优越性。[编者按]     

直接言词原则的诉讼价值

直接言词原则是近现代各国普遍确立的一项重要的诉讼原则。直接言词原则的诉讼价值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直接言词原则有利于实现实体真实;第二,直接言词原则有利于实现程序正义;第三,直接言词原则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和效益。     

论我国民事诉讼中的最佳证据规则

最佳证据规则是普通法系的一项古老的证据制度,该制度起源于英国,但此后被美国不断发扬光大,并广泛应用于证据立法和司法审判。在历史演进中,最佳证据规则虽然在现代呈弱化趋势,但其精神却从未退出历史舞台。我国民诉法确立的原始证据优先原则与该制度也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然而,由于立法技术和体例的原因,我国证据立法中并未明确最佳证据规则的地位,相关制度规定也存在立法分散、内容矛盾等缺陷。因此,我国需要对该规则加以完善,使其更有效地应用于司法实践。     

直接言词原则的双重价值维度及其在我国的适用

直接言词原则不仅与发现真实密切相关,更在宏观层面上影响刑事诉讼的权力配置。双重价值维度使得该原则对刑事诉讼构造、庭审中心主义、审判公开实质化、刑事错案防范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反对使用庭外笔录是该双重价值维度的主要制度体现。我国刑事审判制度中证人到庭作证与庭前询问笔录、被追诉人当庭陈述与庭前讯问笔录等问题应以直接言词原则的双重价值维度为视角加以剖析。在落实直接言词原则的过程中,三个问题值得思考:一是该原则的范畴边界,厘清其"界外"、"例外"、"违反"三者间的界分;二是正确理解该原则的相对性;三是该原则应成为当前制度的解释指南。     

多媒体示证与刑事证据规则的冲突及协调

多媒体示证与常规示证方式相比有其明显的优势,但是它的应用必然会对传统的刑事证据规则产生冲击,两者如何协调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应确立多媒体示证的必要性原则、客观真实性原则及配合使用原则,并正确界定使用多媒体示证的范围,使其在司法实践中更好地发挥其积极作用。     

论我国刑事诉讼电子证据规则CSSCI

我国三大诉讼法陆续将电子证据作为一项独立的证据种类纳入立法,这给我国传统证据规则带来了冲击。纵观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对于电子证据的收集、保全、审查、判断、运用等方面证据规则的规定,仍旧散落在部分法律条文及相关司法解释当中。多数学者都承认我们迎来了电子证据时代,但"有立法、无规则"已经成为制约电子证据发挥其应有作用的最大瓶颈。实践中司法机关不得不参照既有的证据规则,常常会出现"不会用、不敢用、不能用"的现象,导致相当数量的电子证据被排除在案件事实证明范围之外,不利于案件事实真相的查明和作出公正的裁决。对于电子证据的运用,除了要遵循证据的真实、完整、合法等基本规则,还要结合电子证据自身特点对其规则进行完善。     

直接言词原则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现状及完善

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吸收了美英对抗式诉讼制度的一些要素，确立了我国刑事审判中的直接原则和言词原则。为建立完善我国刑事审判制度尤其是证据制度，深入讨论坚持实行直接言词原则的重大意义、坚持实行直接言词原则的法律根据、实行直接言词原则的现状、坚持实行直接言词原则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