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应明确的问题探析

税收法定原则来源于税收法定主义,要求政府征税需经人民同意,这是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宗旨.从我国的税法立法情况来看,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途径是将立法权逐步回归到最高权力机关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手中.税收法定原则的落实还要求合理确定税法各要素,避免征税主体的自由裁量权,并在立法程序上体现民主法治,这样才能实现税收法定原则的最终目的,即保障纳税人的基本权利.     

论物权法定与我国准物权制度的立法完善

物权法定是物权法上的一个重要原则，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其原有的内容是否仍得坚持，对此需要进行必要的反思。在反思与坚持物权法定原则的同时，有必要引入讨论的则是我国物权法中关于准物权制度的立法完善问题，对准物权立法的完善有助于物权法定原则的维系。     

关于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实务探讨

全国人大目前正在抓紧制定《物权法》,物权法草案第三稿表明,我国物权法立法将力求最大限度地保护包括国家财产在内的财产权,公民私人财产权也将通过多种物权制度获得法律上更加完善及有效的保护。物权法定主义原则是物权立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在全部物权法立法结构中居于枢纽地位。其中,对于不动产而言,物权法定主义的意义在于不动产物权的取得、变动均应遵循洁定要件而为,即物权公示制度。依现代各国物权法方面的规定或相关制度,不动产物权的登记是物权公示制度的核心,并作为其合法性、有效性和公信力的法定要件。因此,实现不动产物权法定主义之核心就是登记制度的完善。     

浅析民事鉴定人制度的完善

我国民事鉴定人制度存在“规出多门,相互矛盾”的立法缺陷,混合型的鉴定人管理模式呈现制度设计原则化、权责体系模糊等不足,加之法律尚未确认鉴定人法定的出庭作证义务,使得民事鉴定人制度在司法实践中仍面对诸多问题.健全立法、强化鉴定人主体资格认证、加强对鉴定人的监督制约、设定鉴定人出庭的法定义务和保障鉴定人的执业权利是完善民事鉴定人制度的有效途径.     

我国建立非常法定财产制的相关问题研究

非常的法定财产制是法定财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通常法定财产制的补充。虽然我国在立法上对非常的法定财产制还未做规定,但是这一制度在我国的建立却有其必要性。本文将在比较分析国外成熟立法之后提出我国建立非常法定财产制的立法设计。     

论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在世界范围内和我国的确立都经过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作为刑法最普遍和最重要的原则之一,罪行法定原则的确立有着重大的意义.然而我国在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规定上仍存在着许多缺陷,为了使其更好的成为我国一项基本的法律原则,应从立法、司法、程序等方面对该原则作出完善.     

物权登记与法定公证制度

公证机关的实质审查无论在能力和"便民"方面较之登记机关更有优势,也是我国政府体制改革的趋势.我国应在物权立法上引入法定公证制度,基于公证跟随登记的原则,与物权登记制度衔接.     

我国票据法立法宗旨的研究

我国票据法尚不完善，而又没有相关的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因此，应该从理论上合理说明票据法的立法宗旨，以便为票据立法、司法和票据实务提供理论依据。票据立法的宗旨应为“保障票据使用的便捷、安全”，为实现此宗旨，票据应确认票据为要式证券、文义证券、无因证券，简化票据的转让手续，规定票据行为独立原则，确立善意取得制度、参加承兑和参加付款制度、追索权制度、利益偿还请求权制度、失效救济制度、刑事制裁制度，并限制人的抗辩。据此，我国票据立法内容应进一步完善、充实，以更好地体现票据法的立法宗旨     

论罪刑法定原则的社会基础

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化 ,当然离不了学者们的创构与证成 ,但是关键还在于社会的现实需要。在一定意义上讲 ,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化与社会的现实结构紧密相关。在中国 ,伴随着一元化社会结构的是源远流长的刑事类推制度 ,而随着市民社会的兴起和二元化社会结构的成长 ,罪刑法定原则终于实现了立法化。     

罪刑法定主义的中日比较研究

罪刑法定作为一项刑法原则已成为世界各国刑法普遍遵循并具有指导意义的原则。然而由于各国政治、经济、法律文化背景的差异,罪刑法定思想所蕴藏的理念也有不同。本文在对中日罪刑法定主义对比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我国罪刑法定主义存在的不足与缺憾,以期更好地完善我国的刑事立法司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     

国防动员中民用资源征用补偿立法思考

国防动员离不开民用资源的征用,有征用就有补偿,因而补偿法律制度建设直接关系到国防动员的效果。我国现行法律在征用补偿上还存在一些不足,文章主要从征用补偿原则立法完善、征用补偿范围立法完善和征用补偿方式立法完善三个方面提出了一些设想和建议,以期促进我国民用资源征用法律制度的科学性。     

破产撤销权研究

撤销权作为体现破产法公平原则的一项关键制度,在保障破产立法宗旨实现、维护诚实信用原则、纠正债务人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为各国破产立法所重视。我国新《破产法》确立了撤销权制度,对打击破产欺诈行为、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从破产撤销权的概念与特征、在我国破产实践中的重要作用、撤销权行使的主体、行使方式、相应的法律后果,以及欺诈行为、偏袒性清偿等各种具体可撤销行为的规制等方面进行了分析论述,并对破产撤销权制度的完善提出立法建议。在立法完善撤销权制度的同时,我门还应考虑相关权益的合理制衡机制,以期在维护债权人利益的同时,也能保障交易的安全与稳定。     

用制度为自由心证保驾护航——以自由心证与法定证据比较为视角

自由心证是连接抽象的立法公正和具体的司法公正的桥梁,但我国立法中没有规定自由心证,学理上对该原则也曾一度持批评态度。本文在肯定应当建立我国民事诉讼自由心证制度的基础上,通过自由心证和法定证据制度的比较分析,初步构建了自由心证制度合理性之保障体系,进一步明确了自由心证制度合理运行的制度条件,并对与自由心证制度相关的、在功能上制约或保障自由心证制度的若干制度的完善提出了意见。     

商事司法对商主体法定原则的突破

商主体法定原则为我国商法学界的通说,但该通说是我国学者对国外立法例的学理阐释,国外学理上并未有类似表达.商主体法定原则的前提是商主体的立法较为完备,不同商主体法之间的转介条款较为合理.我国目前的商主体立法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因此商主体法定原则不适合我国法制现状.司法实务当中对商主体原则多有突破,法院在处理商主体的纠纷过程中,常常用类推适用的方法解决纠纷,表现为同一商主体内部、不同商主体之间和民商事主体之间的类推适用. 这种突破有其合理性,商主体法定本就是学理表达,其对法院审判活动并无实际的拘束力,商主体立法大量漏洞的存在迫使法院必须放弃商主体法定原则,从结果上来看,法院对商主体法定的突破带来积极的社会效果 . 尽管法院的类推适用在技术上存在一定的瑕疵,但法院做法本身并不应被批评,反倒是学理上应该放弃商主体法定原则.     

完善行政立法对行政权力制约的探析

我国的行政立法在指导思想、立法制度、立法内容、立法程序上还有不完善之处。完善行政立法,将行政法定位为“控权”法,贯彻立法的民主、法制统一原则,严格程序,健全监督审查制度,对加强行政权力的制约具有重要意义。     

论毒物致害侵权的时效再造

在涉及潜伏性毒物致害侵权的诉讼中,诉讼时效经过常为被告援引的一项法定抗辩.若不改革现行的诉讼时效制度,那些遭受具有长潜伏期的产品毒物和环境毒物伤害的受害人的权益将无法得到保障.对于这个新问题,国内鲜有具体阐述,因此有必要借鉴美国等这方面制度成熟国家司法实践之经验,重构我国涉及毒物致害侵权诉讼的时效,完善相关立法.     

优先权制度与中国物权法

在罗马法上 ,优先权寓于法定抵押权制度之中 ;在法国民法上 ,优先权制度与法定抵押权制度并存 ;在日本民法上 ,优先权 (先取特权 )制度独立而成为一项完善的担保物权制度。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之所以没有规定优先权制度 ,前者是出于立法政策上的考虑 ,后者是由于立法技术上的原因。优先权制度的价值取向和我国社会生活实际之需要以及现有担保物权的特点 ,决定我国《物权法》应确立优先权制度。在立法模式上 ,日本立法例可资借鉴。     

完善我国著作权立法的几个问题

“著作权法”这一名称不能完全概括其规范的内容，把著作权和邻接权两种性质不同权利统一在“著作权法”名下，使得著作权法的内在逻辑体系混乱，而且容易导致误解，需要正名。著作权的立法宗旨只能反映基本原则的内容，不能代替基本原则，著作权的复杂性决定立法应当明文规定其特有的原则。著作权立法有必要增加和修改某些具体的法律制度。如著作权犯罪、著作权法定赔偿、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的某些规定等等     

现代刑事诉讼法的“帝王"原则:程序法定原则重述

程序法定原则作为刑事诉讼法的首位原则、“帝王”原则,构成了现代程序法的基石, 其地位如同罪刑法定原则之于刑法典。从内容上分析,程序法定原则包括了形式(程序合法性)和实质(程序正当性)两项要件,由此产生了形式意义上的程序法定原则和实质意义上的程序法定原则。作为现代刑事诉讼程序的一种通论性和一般性原则,程序法定原则对于整个刑事诉讼程序具有统摄性,在刑事诉讼各个阶段都存在着程序法定的具细原则。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最后几乎都可以归结为“程序法定”原则的不彰、程序法定价值的不显。基于此,刑事诉讼法典的制定和运行,贯彻程序法定原则是当务之急。     

论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表述

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取向应当是限制国家刑罚权,维护市民社会的自由,这也就要求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表述应当采取消极的表述形式。我国刑法典第3条对此的表述是从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进行的,这不利于罪刑法定原则机能的发挥。对此,在理论上应当进行反思,在立法上应当予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