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法理学教材的知识体系创新

我国现有法理学教材的知识体系的主要问题是欠缺多样性(多元性、个性化)和科学性、学理性和规范性、创新性和实践性,针对这些问题,必须要在今后的法理学教材的知识体系的变革与完善上,与时俱进,融贯中西,兼容并蓄,知行合一,从而达到和实现法理学教材和学理的体系多样性(多元性)、科学性、创新性和实践性。     

法理学“指导”型知识生产机制及其困难——从法理学教材出发

从知识生产机制的整体视角来看,中国法理学教材还没有走出苏式法理学的框架。苏式法理学教材的"指导"型知识生产机制基于法理学与部门法学具有不同的研究对象这一基本原理,认为法理学是部门法学的指导性学科,并由此决定了"指导"型知识生产机制的运行机制;运行机制包含正面向度和反面向度两个方面,正面向度指的是法理学针对部门法学生产"指导"型知识,反面向度指的是部门法学帮助法理学生产"指导"型知识,法律关系理论和法律行为理论分别典型地对应着这两个方面。然而,对上述理论的检讨表明,"指导"型知识生产机制在运行机制层面是无效的;进一步地,该机制在基本原理层面及其理论基础层面也是错误的,因而应当被抛弃。     

法理学与两本《法理学》教材

法理学之为法理学的根本在于它是一种使人过有善德的生活的知识。现代法理学逐渐向科学的靠近,逐渐模糊和开始遮蔽这种对法理学的基本认识。在我国,这种趋势集中体现在法理学教材的编纂和体现在其中的基本认识。本文通过对两本法理学教材对法律的历史、基本的法律立场和法律技艺的处理的比较,从而凸现这一现象,进而指出法理学教材编纂所应当持有的法理学的知识观。     

见识多元与知识整合:中国法理学的两难境遇

我国法理学的现状是目前法学界尤为关注的问题。作者从自身所从事的专业视角对我国法理学的现状进行了学理性描述,认为中国法理学正处于见识多元与知识整合的两难境遇中。其中法理学的见识多元主要体现在对法律及法律变革、法理学的功能及发展方向、法学家的作用等方面的分歧上。而法理学的知识整合则是中国社会向法治社会迈进时进行社会动员、发展中国的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提升法理见识多元与知识整合的明显冲突。这种冲突具体表现为：法理见识多元的民间化与知识整合的官方化、法理见识多元的自治性与知识整合的霸权性、法理见识多元的明道性与知识整合的事功性以及法理知识整合的无序化与这种整合的见识化诸方面。为此,笔者提出了中国法理知识整合体制化的新思路。     

民国时期法理学译著的知识社会学考察

通过对民国时期法理学译著总体情况的对比考察,我们可以察觉法理学作为法学基本理论学科是如何适应社会的大背景并调整理论导向的。同时把法理学译著数量的发展变迁放在社会文化因素之下进行透视．可以展现法理学是如何影响社会形态的演进和发展的。法理学译著仅仅是一个视角,学术是面镜子,但最终凸显的都是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特定“社会居所”的变迁。     

通往司法的法理学——中国法理学的现实主义路向

法理学研究与司法实践是建构法治国家的两个紧密关联的重要方面。当前中国法理学研究中存在宏大叙事和文本主义的倾向,在司法实践中则有死守"法律形式主义"的可能,两者因与现实脱节而构成目前中国法理学研究的困境,而引致这种困境的则是占据主导的传统"立法者的法理学"。通过超越传统司法推理模式,转换"立法者"的姿态,而以法律现实主义的立场与方法,确立一种通往司法的法理学,或可摆脱前述困境。     

在历史丛林里穿行的中国法理学

在新中国法律制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 ,法理学经历了一次学问传统的“断裂”。进入 2 0世纪 90年代 ,中国法理学学问传统的裂痕在逐渐修复 ,法理学之自身“学术”因素得到强化 ,法理学者之“知识共同体意识”愈来愈得到彰显。但当代的法理学还面临西学强势如何因应、确立中国话语体系及研究范式、如何建立独创性理论的问题。未来的中国法理学应当培育世界知名的法理 (哲 )学家 ,应当形成具有中国风格和特色而又能够与世界法理 (哲 )学界展开对话的独创理论与学说体系 ,应当能够反映时代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总体精神及其成就     

中国法理学的研究路径

各个时代的法理学是针对各个时代所面临的问题的一种思考和回答。近代西方法理学的发展进路 ,即从自然法学到法实证主义再到法社会学 ,是西方法学家对西方社会近代以来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的思考和回答。中国法理学研究也应该是围绕中国法制进程中所面临的问题而不断的展开。当今中国法制实践中的主要问题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 ,即法的实施领域中的问题而不是立法领域中的问题。因此 ,当今中国法理学的研究主要应该围绕着怎样保证国家的法律在社会中得到合理地、正当地实施的问题而进行。从法理学研究的谱系上来说 ,当今中国法理学的研究方向主要是法实证主义     

论中国法理学的实践转向——三十余年法理学学术史考察

随着中国法理学界对改革开放30年抑或建国60年学术总结的逐渐降温,针对现有材料做一番综述的综述就显得殊为必要。在进行分析之后,可以发现已有综述尽管涵盖宽广、视角多元,但是总的来看忽略了对整个学科思维的总结与评判,尤其是缺少了对实践转向的揭示。由此,本文力图在学术史的视角下,归纳出三十余年中国法理学转向的两个层次:学科整体与法学实践剥离到契合的转向和学科内部从单一宏观到多元微观的转向,并提炼出支配学科转向的实践主导意蕴。     

法理学基本问题的形成与演变——对法理学知识谱系的一种考察

当今法理学基本问题主要包括 3个 :法律是什么 ?法律应该是什么 ?如何认识法律 ?前 2个问题是法律的本体论问题 ,后 1个问题则是法律的认识论问题。法理学也经历了一个与哲学类似的从本体论到认识论 ,再到语言哲学的转变过程 ,其中主线条就是对上述 3个问题的回答。这种知识谱系的讨论对于进一步深化我国法理学的研究 ,对于我们正确认识法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方式 ,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法理学的中国性、问题性与实践性

法理学不应被降格为琐碎的技术,而应坚守精神的高度,应为一种德性的法律生活提供精神的牵引与人文的支撑。法理学界在围绕法律全球化、法律理想图景、法制现代化、法治与和谐、法治与社会公平、人权保障、司法改革、法学方法论等问题展开的研究中,中国意识、问题意识、实践意识的日渐凸现,加速了法理学研究的分化与聚合、进深与提升。取道中国,立足当下,发乎问题,关注实践,将是未来中国法理学成长的支点。     

中国法理学研究中的“身份”焦虑

现代法治理论反对基于身份而衍生的特权,并不完全反对对"身份"的追求。由于当代中国法理学对身份问题研究误解了梅因关于法治是"从身份到契约"运动的思想,因而对基于"身份"的法理学意义有不正确的认识,在"身份"问题上出现了焦虑症状以后,仍不能正视"身份"问题的重要性。中国法理学还没有自身的独立性,没有做出独特的理论贡献,以至于出现了这种"身份"的焦虑。要想提升法理学的学科地位,需要认真研究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理论,以法律方法论塑造法理学的实用性,使法律话语成为主流。     

关于“双规”的法理学思考

本文论述了目前“双规”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以及“双规”所引发的一些社会问题,从法理学上对“双规”作了分析。     

从“运动”到“法治”——中国法治转型的前历史考察

本文通过对中国法治兴起的前历史考察,试图在理论上解释为什么建国后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内,群众政治运动会取代法制建设成为中国政治运行的基调,并在此基础上就未来中国法治做一个转型法理学的设想。     

中国近代“法理学”、“法律哲学”名词考述

在中国,"法理"古已有之。但"法理学"、"法律哲学"名词则自域外传入,并为中国法学家所广泛认知与界定。总体而言,不仅存在着"法理学"与"法律哲学"概念的错混,而且在实质上,"法理学"理论的发展,比"法律哲学"更见成效。     

“法治”演进与我国法理学发展

在社会主义中国,＂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其演进变化经历了三大阶段。作为法理学的重要内容,其每一次演进都透视着我国法理学的发展轨迹。随着法治理念的确立,我国法理学的发展也呈现出了新的特点。     

五十载风雨路 跨世纪法理学——“沈宗灵学术思想暨当代中国法理学的改革与发展研讨会”综述

<正> 一九九八年,是我国著名法学家沈宗灵教授从事法学教育和研究五十周年。沈宗灵教授早年负笈美国,归国后从事法学教育和研究工作。在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中,他在当代中国法理学、现代西方法理学和比较法学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曾任中国法学会法理学会总干事和比较法学会总干事。他的足迹记载了当代中国法学理论的建设和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为此,在北京大学法律学系的支持下,《中外法学》编辑部和该系法理学教研室,于九月十二日举办了题为“沈宗灵学术思想暨当代中国法理学的改革与发展”研讨会,以志庆祝。有关领导、各地学者、沈     

意义与功用的纠葛——简论作为法学“元理论”的法理学

法理学是对法律现象的总体性研究，这种总体性也决定了法理学总是不断地向“元问题”溯归。中国法学要获得长足发展，必须“守住理论”，这是由法理学的内在批判性决定的。     

一般法理学的“乌托邦”——述评《全球化与法律理论》

全球化对传统法理学体系结构的封闭、研究对象的狭隘和理论视角的片面提出了挑战。特瓦宁教授提出要复兴一般法理学,为描绘世界的总体法律图景提供适当的概念工具,为在更广阔的背景中审视法律现象选取有效的观察视角,为提炼和概括超越特殊法律文化的元语言(meta-language)探求实际可行的道路。尽管他的理论设计是完美的,却难以付诸法理学研究的实践。     

中国近代法理学的诞生与成长

本文从中国近代法理学的诞生与成长过程,《中国法理学发达史》等几部近代法理学代表作品的分析评述,以及中国近代法理学诞生及成长过程中的特点等三个方面,对自清末修律时起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止的中国近代法理学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作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和研究,证明了中国近代法理学是中国现代法理学的学术起点和基础,也是发展和繁荣中国现代法理学的历史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