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取证的监督机制研究——以北京市A区检察院检察委员会2006—2010年期间法定不诉和存疑不诉的案件为样本

证据是链接程序法与实体法的纽带,案件能否得到公正处理与证据息息相关.在实践中,由于公安机关经常出现取证“瑕疵”而导致案件证据无法认定,进而影响案件的有效处理.基于各种原因所限,检察机关对侦查取证的监督经常成为检察机关日常办案的“附属品”.为此,我们对取证“瑕疵”的种种样态进行实证分析,剖析监督侦查取证的困难所在,并且结合当前检察工作,从机制层面对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的侦查取证监督关系进行建构分析.     

侦查取证的监督机制研究 以北京市A区检察院检委会2006—2010年期间法定不诉和存疑不诉的案件为样本

一、问题的提出 在以证据为裁判基础的刑事诉讼中,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任务具有＂同质性＂,都必须围绕证据开展诉讼活动,履行打击犯罪、保障人权的职责。尽管如此,公安机关在侦查中却经常由于取证有＂瑕疵＂而造成检察机关对有些案件无法提起公诉。为此,我们以2006年—2010年期间,     

反贪部门侦查取证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正检察机关反贪部门办理贪污贿赂案件,实质上就是通过侦查方法收集证据证明犯罪的过程。证据是否确实、充分,证据证明力大小,证据是否存在瑕疵,都对案件质量有着重要影响。一、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侦查取证工作的要求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更加注重尊重和保障人权,对辩护权作出了明确规定,增加了证据种类,提高了收集证据的要求,明确规定了非法证据的排除情形。在《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规定下,检     

人民检察院对法定非法取证行为的程序控制

长期以来，侦查机关的非法取证问题一直是困扰司法实践的一大顽疾。《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确立了对侦查机关法定非法取得言词证据的具体的法律监督方式，但这一司法解释自其颁布以来，一直没有充分的发挥其应有功能。由于检察机关对非法取证行为的程序控制的观念没有确立，加之法律规定不协调，刑事司法机制运行不畅等多方面原因导致检察机关在非法证据程序方面的监督缺失。对侦查机关法定非法取证行为的法律监督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体现。     

浅谈玉树地区检察如何引导侦查

所谓检察引导侦查工作是指检察机关通过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对证据的收集、提取、固定以及侦查取证的方向提出意见和建议，并对侦查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从而及时发现和纠正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保证侦查取证活动依法、及时、全面地进行，确保准确、及时、有力地追诉犯罪的一种诉讼活动。根据近年来法院庭审方式从纠问式向抗辩式的转变和公安机关刑侦体制从侦查、预审到侦审合并的转变，以及玉树地区司法机关办理案件特别是一些大要案的司法实践来看，检察适时引导侦查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然的。那么，检察应如何正确引导侦查呢？     

对死刑案件加强引导侦查取证的思考

近年来,检察机关适时介入侦查、引导侦查取证对提高死刑案件办案效率,确保办案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实践中,许多检察机关对死刑案件加强引导侦查取证进行了试点,但是做法还不统一,仍需完善。本文从死刑案件的引导侦查取证的明确问题入手,简要的探讨了加强引导侦查的工作途径。     

结合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建立完善对非法取证行为的监督机制

新刑诉法完善了刑事诉讼证据制度,建立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规定检察机关是监督、调查非法取证行为的法定主体。但检察机关在监督非法取证行为时存在自我辨别和发现、调查核实、惩处等方面的困难,应理顺与侦查机关的关系、建立完善对非法取证行为发现、调查核实和惩处机制,从而适应新刑诉法对于检察监督工作的新要求。     

公诉环节侦查取证活动法律监督的问题及措施完善

证据是贯穿诉讼程序始终的"生命线"。加强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审查,尤其是对侦查取证活动的监督很有必要,因为侦查是刑事诉讼的基础环节,侦查阶段的取证活动则是诉讼证据的重要来源,对查明案件事实、正确处理案件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检察     

检察机关应对案件取证质量问题的调研报告

近年来,随着花都经济社会的发展,案件数量也逐渐提升。随之而来的是对案件取证质量的挑战。通过分析取证质量中存在的问题,提高检察机关引导侦查机关取证,进而提高案件质量是检察机关面临的重要任务。     

涉众金融犯罪公安取证路径研究

涉众金融犯罪专业性强、行为方式多样、涉案范围广、涉及数额大、受害人员众、证据数量多。罪刑法定原则下，证据的收集与固定是刑事案件侦查的核心和关键，关乎案件的侦破和定罪量刑，而取证问题又是涉众金融犯罪侦查的瓶颈。涉众金融犯罪案件的海量证据与公安机关有限侦查时间内依法严格取证之间形成不可调和的矛盾。对此，需要调整涉众金融犯罪取证思路，改变涉众金融犯罪案件原有取证方式，对具有规律性的海量证据进行抽样取证，提升讯问能力、突破口供难题，增强电子取证技能，加强侦查队伍能力建设，实现高效取证的同时确保证据符合审判中心主义下的证据证明力要求。     

非法证据排除分析通报报告制度的探索与规范

建立非法证据排除分析通报报告制度,对外能够通过向公安机关通报非法证据排除情况传导办案压力,促进提升侦查取证工作质效;对内能够提高检察机关对非法证据的审查判断和依法排除能力,强化业务指导和案件质量监督。构建非法证据排除分析通报报告制度,应明确检察机关的通报主体地位,规范通报报告的内容、方式和反馈程序,完善通报报告制度的配套机制。     

论辩护取证与侦查取证的关系

辩护取证和侦查取证构成了刑事调查的二元结构。在其相互制约中,可最大程度地接近案件事实。在研究犯罪嫌疑人辩护权与辩护律师相应权利的基础上,探讨新刑诉法实施后,辩护律师所具有的调查取证权利。律师还不能向警方申请阅卷,也不能在会见在押嫌疑人时向其核实证据;但在会见中,他们拥有不被监听的特权。而且,辩护律师有以"见证人"身份监督强制取证措施的权利。在监督侦查活动中,他们可以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要求。在侦查阶段,辩护律师的取证权,一般是外部调查取证权。辩护取证和侦查取证具有权属不同、手段多少不同、活动范围不同、活动的方向不同等特点,其体现的是控辩双方的法律制约与平衡。     

犯罪嫌疑人的行为该如何定性——以案分析对卖淫类案件如何调查取证

对于卖淫场所的卖淫行为,如何通过证据的收集来对行为人进行刑事归责,直接影响了案件的定性和量刑。侦查机关在办理涉及卖淫类案件过程中,对于各类涉及卖淫类案件所需的证据标准未予明确,致使关键性的定罪证据出现缺失,为后续的案件审理工作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本文将以案说法,从分析案件定性着手,并从全程跟踪、指导侦查人员侦查取证等方面出发,阐述如何来完善该类案件的取证。     

命案讯问与翻供问题

作为侦查取证的重要手段，审讯对公安机关有效查明案件事实，全面收集证据，追诉犯罪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剖忻2004年以来法院判无罪和检察机关因证据不足不起诉的88起案件，遗憾地发现，有65起案件是由于犯罪嫌疑人翻供，侦查人员无法组织起有效深人的讯问。以进一步获得真实的供述，或者由于犯罪嫌疑人翻供后，检察人员、审判人员根据侦查机关提供的原始材料无法对讯问中的客观情况做出判断，最终导致对案件做出不起诉或宣判无罪。     

职务犯罪撤销案件的实证研究——以某副省级城市检察机关2004—2006年职务犯罪撤销案件为视点

职务犯罪侦查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一项重要职权,由于职务犯罪主体的特殊性、职务犯罪行为的隐蔽性及职能化,以及职务犯罪案件本身固有的证据收集难、固定难、湮灭快等诸多特点,必然导致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侦查模式与公安机关对普通刑事犯罪的侦查模式不尽相同,且其撤销案件的比例相对较高.因而,对职务犯罪撤销案件进行理性的分析并寻求科学的对策,能有效提高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水平和案件质量,真正确保检察机关执法办案在规范化的轨道上运行,以利于检察机关更好地行使宪法和法律所赋予的职务犯罪侦查权.     

新刑诉法证据制度的修改对公安侦查取证的影响

新刑诉法对证据制度作出了重大修改和完善,公安机关的侦查取证行为,必须根据新证据制度的要求作出调整,严格规范侦查办案的每一个环节,迎接挑战,抓住机遇,更新执法观念,提升执法技能和水平,依法履行职责,接受监督,在打击、控制犯罪的同时,将人权保障落到实处.     

引导侦查取证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引导侦查取证的指导思想 这是实践中认识不一,但是又必须统一的一个问题。有的地方认为,检察机关引导侦查取证,主要是为了配合公安机关,与公安机关形成打击犯罪的合力;有的认为是为了协助公安机关提高侦查水平,提高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案件质量,降低不批准逮捕率;有的认为是为了拓宽检察机关发现侦查活动中违法行为的渠道,     

侦查活动中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之适用

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进一步明确了刑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非法证据主要表现为取证行为违反法律禁止性或义务性规定和取证方法不当,在理论上和实践操作中都必须明确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法律价值,在出现了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的情况下,要采取合理的方式进行补正和补强,避免对诉讼造成影响。要在侦查活动中杜绝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的出现,就必须规范取证行为和提高讯问水平。     

浅谈检察机关侦查监督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它只规定了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侦查进行监督，没有规定检察机关侦查的案件应该由谁监督、如何监督的问题。本文就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侦查监督问题作一粗浅探讨。     

介入侦查的应然与构建

介入侦查是指检察机关适时参与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对证据的收集、固定、完善和运用及侦查取证方向提取意见和建议,并对侦查活动是否合法进行法律监督。在本文中笔者将对介入侦查的法理、法律和现实司法实践依据进行探讨,探寻存在基础,同时明确介入侦查惩罚犯罪及保护人权的目的,最后对如何构建理想状态的介入侦查制度进行具体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