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调国机制与东盟对外关系——以东盟协调国应对南海问题为例

协调国机制是东盟对外关系的制度创新。在缺少区域共同外交政策的背景下,它构建了一个与轮值主席国明确分工、由成员国共同参与并一对一负责协调与全面对话伙伴国关系的制度框架。这一安排不仅确保东盟国家能就对外政策进行充分的沟通和协调,而且使得东盟可以利用成员国的双边外交资源服务于区域的整体利益。它也是建构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的社会化机制。本文以泰国、新加坡和菲律宾在担任对华关系协调国期间对南海问题的协调为例,分析了协调国在东盟对外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并指出,虽然协调国机制存在局限性,但它依然为发展中国家整合彼此力量、更好地参与国际事务提供了参考。     

东盟“大国平衡外交”在南海问题上的运用

"大国平衡外交"是指不排除大国在东南亚的存在和影响,利用各大国的优势、它们之间的矛盾以及它们对权力的追求,主动与其发展政治、经济、安全等全方位关系;同时,防止任何大国的势力过于强大,以实现大国在东南亚的势力均衡,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近年来持续升温的南海争议业已成为中国与某些东盟成员国乃至整个东盟组织之间政治和安全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也成为东盟成员国对中国加大实施大国平衡外交的重点平台之一。东盟组织与其成员国对于大国平衡外交的侧重点不尽相同。目前,南海问题中呈现出的关注力量国际化、解决方法复杂化和权利诉求法理化,都对中国一向秉持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一和平解决南海问题的方针提出了严峻挑战。     

东盟在“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中立场的发展演变

作为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外交互动之一,“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自2013年启动以来时断时续,却在近几年取得了令人振奋的进展。纵观东盟在磋商中集体立场的演进,维护地区国家间和平关系、确保东盟中心性两大共同利益是促进东盟集体立场形成的主要动因;而成员国利益的差异性、东盟的组织特性则不时将东盟立场拖入困境。近年来中美关系的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美国政策因素则既凸显了东盟共同利益,又增加了其集体行动的难度。在共同利益驱动和集体行动困境的交替影响下,东盟立场虽然助力“准则”磋商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在进入细节化磋商后势必面临不确定性。为使磋商达到预期目标,通过“去小集团化”“去国际化”“去安全化”“去唯国际法化”和推进务实海洋合作的方式,构建以“东盟方式”为基底的“准则精神”,是未来东盟以集体立场促进磋商取得进展和“准则”发挥实际效力的关键所在。     

原则下的妥协:东盟与“南海行为准则”谈判

本文旨在梳理和探讨东盟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的历程和动因,研判其前景。为稳定南海地区局势,东盟致力于打造一份具备法律约束力的"南海行为准则",这是冷战结束至今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原则性目标。为此,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倡导针对南海问题的"行为准则",到2018年开启"南海行为准则"文本的实质性谈判,东盟寻求制定"南海行为准则"的努力持续近30年,基本上贯穿了冷战后南海问题及东盟与中国关系起伏动荡的历程,可谓审视南海问题的一条关键线索。在这一过程中,东盟也不得不作出必要的妥协——这不仅体现了东盟的务实,也折射出东盟的无奈。东盟向其成员国在对华政策和南海问题上的分歧妥协,向中国主张低版本"南海行为准则"的稳健策略妥协,还不得不向谈判进程中南海地缘格局发生极大改变的现实妥协。东盟积极倡导的"南海行为准则",契合了美国等域外大国在南海问题上以"规则"抑制中国的目标,这一方面成为东盟推动"南海行为准则"谈判的最大动力,另一方面也是东盟无法达成具备法律约束力的"南海行为准则"的最大障碍。     

南海问题与两岸关系

台湾当局的南海政策既受制于岛内政治生态,又受制于国际政治情势,更受制于两岸关系状况。长期的分裂分治局面导致两岸南海政策一直处于"散焦"状态,未能在共同维护南海权益方面形成应有的"凝聚力"。当前蔡英文当局在南海问题上的一系列政策动向在很大程度上触动了两岸关系的敏感神经,大陆同时面临南海问题与两岸关系双重压力的风险正在明显增大。作为一对辩证统一的关系范畴,南海问题与两岸关系之间既能够互相牵制,又可以彼此促动。如何争取在两岸关系发展中管控南海问题,在南海问题管控中发展两岸关系,是摆在大陆与台湾面前一项共同的重大课题。     

中美在“南海行为准则”问题上的认知差异与政策互动

本轮"南海行为准则"磋商部分源于中美南海战略竞争加剧的状况,也是近年来中美南海博弈的重要议题。中美两国对"准则"的认知受其议题身份、利益关切和政策偏好的影响而存在诸多差异,并在基于本国认知向东盟各国施加影响,展开一系列政策互动,以塑造协商进程。两国政策互动呈现出以竞争性互动为基本属性、非直接与非对称互动为主要模式、主导议题为核心目标、身份认同为互动效果的基本特点。历经三个阶段的互动与博弈,中国极大程度上排除了域外干扰并掌握"准则"磋商的主动权。特朗普政府对"准则"问题的干预以舆论唱衰、串联域外大国为主要趋势,中国应在"准则"协商中进一步构建负责任大国的身份,推动南海走向海上良序,并合理管控中美南海分歧与竞争。     

菲华社会对“中菲对立”主流叙事的话语反制与舆论引导:以“南海仲裁案”前后为中心

中菲南海争端不仅直接冲击了菲华社会,也将其推向了紧张、对立的社会舆论之中。面对“中菲对立”主流话语的压制,菲华社会以华人报纸为依托,在“话语”和“行动”两大面向的舆论引导中逐渐超越主流叙事。通过构建“中菲对话”的话语体系,进行话语牵引,菲华社会在中菲关系的认识问题上实现了对主流话语的纠偏;同时,在“中菲共赢”的实践指向下,菲华社会以密切的经贸和人文往来实现了主流话语的转向。“主题再造”的舆论引导是菲华社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改善自身处境、推动中菲关系发展所探索的新路径,对中国南海主张国际传播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     

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的地区实践与历史经验——关于中国-东盟推动区域合作与治理南海问题的考察

以《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发展为主线,分阶段考察中国与东盟国家治理南海问题和推进区域合作的互动进程可以看到,坚持和平共处的外交原则以及共同、合作与对话的安全观,坚持发展优先、致力于区域合作,坚持“东亚方式”与“双轨模式”,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妥处发展与安全议题的成功经验所在。这种地区经验与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的理念具有高度共同性,充分说明两大倡议来源于中国外交的长期实践。未来,面对美国发起对华全面战略竞争的地区变局,中国与东盟应坚持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的理念,继续聚焦区域经济合作,通过可持续性发展实现本地区的可持续性安全,从而确保南海形势的稳定并寻求最终解决之道。     

“南海问题化”的越南外交

本文从南海问题在越南外交中影响力不断增大的角度,解析越共十二大期间的越南外交。文章首先剖析越共十一大期间南海问题如何主导越南外交,再在此基础上分析越共十二大期间越南外交为南海问题所主导的可能性。南海问题在越南外交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影响到越南外交的走向以及多组重要的双边关系,影响到南海地区局势。越南外交被南海问题所主导,即越南外交"南海问题化"的背景因素包括:首先,越南的多重"危机感"折射到南海问题上,放大了南海问题对越南的影响力;其次,南海的重要性被空前提高,导致越南内政与外交在南海问题上的投入都越来越大;第三,专业外交团队的积极运作,是越南外交"南海问题化"的直接原因。上述三个方面因素在越共十二大期间,不仅不会消失,还有可能被进一步强化。此外,越南外交因南海问题而更趋活跃和积极,提升了越南的战略优势,为越南赢得了更多国际支持。所以,越共十二大期间越南外交"南海问题化"的态势会进一步强化。     

中国发展战略与中国—东盟关系再认识

过去几年中国与东盟国家围绕南海问题产生的争议,在中国和东盟方面都引发了对中国—东盟关系的反思,一些人甚至提出了中国分化东盟的观点。从中国发展战略的内源性出发,本文认为东盟在中国发展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中国重视东盟在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及区域合作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因此,中国分化东盟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然而必须承认,中国—东盟合作目前确实面临互信约束,部分东盟成员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仍在犹豫观望。从双边关系的发展来看,中国与东盟合作前景广阔,只是在这个过程中双方要共同努力消除互信赤字,这样才能真正在利益共享中逐步走向命运共同体。     

广东“东盟战略”及其与新马的经贸合作

广东在中国与东盟的贸易中占有1/3左右的份额,而对这一领域的最新研究还较少,所以有必要从广东"东盟战略"的角度研究其与东盟的两大贸易合作伙伴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经贸合作.本文首先分析了近年广东与东盟的经贸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如何解读和践行广东的"东盟战略".接着重点分析了广东与新马经贸合作的表现与原因,探讨这种合作对广东与新马合作的意义.最后,在结论部分提出若干促进广东"东盟战略"和推进其与新马经贸合作的建议.     

从特朗普到拜登:南海问题“泛国际化”及其影响CSSCI

美国总统拜登上台执政的时间已经超过一年,其执政团队在南海问题上的行事风格与手段正日渐清晰。在特朗普政府的南海政策基础上,拜登治下的南海问题国际化出现了诸多全新的形态,完全超越了传统概念中的介入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之争,出现了“泛国际化”的趋势。此举意在精准且全方位对中国实施海上围堵和挤压,并争夺地区安全秩序主导权。这些“泛国际化”的新形态,包括在南海不断升级与域内国家共同进行的军演、胁迫更多的盟友前来南海搅局以及精准施策拉拢域内国家等。南海问题“泛国际化”对东盟特别是对部分南海声索国,正在产生重大的地缘政治影响,导致南海局势及其未来走向在未来一段时间中变得更加复杂且难以预料。     

“一带一路”与中国——东盟经贸关系的发展

"一带一路"是中国统筹国内经济发展与深化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性举措,东南亚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发展方向和"一带一路"涵盖的重要区域之一,东盟则是中国的重要战略合作伙伴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参与者。"一带一路"为中国—东盟经贸关系发展注入了"平等协商""互助共建""开放共享"新理念,搭建起"系统化工程""跨国工业园区""优势产业合作""多元化创新"与"战略对接"新平台,建立了"决策与对接""市场化运行"与"跨国联通"新机制。同时,"一带一路"在东南亚的推进面临来自东盟国家内部民族主义滋长和域外大国力量干扰等因素的消极影响。在未来双边经贸合作中,中国需要更加主动承担大国责任,发扬奉献精神和展示必要的宽容胸怀。     

关系性权力与亚太海洋安全合作“东盟中心地位”构建

东盟中心地位实质上是弱国掌握强关系性权力,进而“反领导”强国的区域态势。关系性权力是指行为体互动过程中掌控与管理关系资源的能力,关系越强,则关系性权力越强。一般认为,关系强弱是按物质实力决定的,但弱关系(主体)未必有弱(关系性)权力。东盟利用其构建的区域关系网络掌控了强关系性权力,在区域合作中发挥中心性和主导性作用。亚太海洋安全合作实践是东盟利用其关系性权力优势构建中心地位的典型案例。通过制度设计、限制策略、互惠策略和规范建设四种实践路径,东盟实现了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海洋安全合作架构的建立与运行。这一合作模式突破了霸权对区域的支配,实现了小国主导的区域海洋安全合作关系。但由于外部干涉和东盟自身的弱点,“东盟中心”区域架构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脆弱性。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岩礁条款”的理论争议与实践歧异——兼论南海仲裁案对太平岛法律地位认定的缺陷与不足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岩礁条款"规定了岛屿与岩礁的区分标准,但所谓的"标准"过于模糊,存在较大的理论和实践争议。"南海仲裁案"仲裁庭通过"详细"解释"岩礁条款"得出"史无前例"的岛礁认定标准,使得即便是南沙群岛中面积最大并且有淡水、食物和居住设施的太平岛也被认定为岩礁。仲裁庭对"岩礁条款"的解释过于激进,明显违反《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规定的条约解释规则。"岩礁条款"的解释应当符合通常含义、目的和宗旨、善意解释、嗣后实践的相关要求。综合条约解释规则和太平岛的自然地理情况来看,太平岛的岛屿法律地位毋庸置疑。作为推动国际法治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条约解释应当遵循"循序渐进"原则。     

大国博弈与南海局势的发展——2019“南海论坛”综述

当前国际形势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南海局势的管控、稳定和发展也存在诸多挑战和变数,需要持续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在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办、南京大学华智全球治理研究院协办的2019"南海论坛"上,与会专家围绕"2018-2019年南海局势评估""南海海洋权益法律风险盘点与评估""大国博弈与南海局势的未来走向""‘一带一路’与南海局势的发展""南海‘蓝色伙伴’关系--内容与前景"五个议题,进行了深入坦诚的交流与研讨。"南海论坛"旨在构建一个交流和研究平台,以激发前瞻性和创造力的研究和思维方向,推动南海问题综合研究,构建共同的学术网络以服务国家南海战略决策。     

南海地区新局势、新挑战与新思路——2023年度“南海论坛”综述

2023年南海地区局势复杂多变,危机频发,南海问题依然是全球最为复杂的海洋争端和影响中国-东盟关系的重要因素。如何在中美战略博弈大背景下应对亚太海洋安全新形势,相关问题亟须深入的探讨与总结。在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办的2023年度“南海论坛”上,与会专家围绕南海维权维稳斗争的新形势与新问题、美国与小多边机制干涉南海的挑战与应对、南海岛礁主权与海洋权益的历史视角和法律斗争新态势与新挑战,以及增进南海合作的新思路新办法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面对法律、认知、话语斗争等诸多形势变化,中国需要进一步强化证据链建设和话语权构建,结合具体条件重塑相关实践的规范性,增进南海合作和共同开发。     

美国“印太”战略对南海问题的影响——以“印太”战略支点国家为重点

随着印度洋战略价值的上升,美国在"重返亚太"战略基础上推出了"印太"战略,其战略实质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缔造战略支点,并将其塑造成美国霸权下的多极格局。印度、澳大利亚、日本作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支点国家,它们自身在南海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利益。在美国"印太"战略的引导下,战略支点国家将对南海问题产生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将加剧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复杂化。在中美战略博弈的背景下,考察美国"印太"战略特别是其支点国家对南海问题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把握美国"印太"战略的实质,也有益于我们全面地分析南海地区的安全形势,提出应对策略。     

“印太转向”下英国的南海政策:解析与评估

作为“后脱欧时代”“全球英国”构想的一项关键战略举措,近年来英国强势启动了“向印太倾斜”的进程,并对其南海政策作出了一系列重大调整,主要表现为突出南海威胁感知、强化选边站位的政策导向,增强地区军事存在、提升武力介入的政策效度,入局印太安全架构、积极拉拢南海问题当事国等。这些政策动向既是“全球英国”构想下战略重心调整的客观需求,也是维系和发展英美两国特殊关系的必然结果,更是巩固和拓展南海地缘战略利益的现实需要。英国的南海政策的变化将在很大程度上损及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稳定,但却无助于塑造南海地区的规则与秩序,未来对于南海局势的影响总体有限,对此中国需要准确认知并妥善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