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支右绌:缅甸中立外交的坚守与调适

缅甸的殖民历史使国家安全成为缅甸独立后外交政策中最重要的因素,也使得军方长期掌握缅甸外交政策的决定权。对军方而言,外交的核心目的在于保证缅甸主权独立完整,因而军方赞同并坚守吴努确立的中立、不结盟的外交原则。缅甸的地缘位置决定了其内忧外患的战略环境,限制了其外交政策的腾挪空间。由于不同时期国内外环境的变化,缅甸中立外交原则的具体实践有所调适和妥协。1988—1992年短暂弃用中立政策、"一边倒"向中国后,缅甸一直在努力摆脱对中国的过度依赖,力争实现外交多元化。但是,缅甸长期经济发展落后,国家治理能力低下,当面临严重的外部冲击或内部危机时,往往只能依靠中国提供政治保护和经济支持,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对其外交的中立主义和多元化产生不利影响。民盟政府执政后缅甸的中立和多元化外交依然面临着各种挑战。     

缅甸政治经济改革前景及对中国影响

近年来，缅甸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措施，逐步实现政府执政和国家发展的转型。缅甸的政治改革措施前所未有，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并收到了一些积极效果。未来，缅甸的改革进程将继续推进，但面临诸多深层矛盾，这些矛盾和问题会对中缅关系造成一定影响，但中缅双方的合作主流不会改变，中缅关系发展大势向好。     

政治发展理论观照下的缅甸2009

本文从政治发展的角度对2009年缅甸发生的主要政治事件进行了简要的分析.本文认为,2009年缅甸军政府对果敢地区武装的强制收编为未来政府权力的规范运行扫清了一个主要障碍;军政府与昂山素季及其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之间关系的缓和则为缅甸人民带来了福音.二者都有利于缅甸的政治发展.     

后军人时代缅甸的“双头政治”及其外交影响

缅甸进入后军人时代后,国内呈现由军人集团和文官政府组成的"双头政治"权力格局,这种格局是前军人集团政治设计的结果,对现在缅甸的外交政策有很大影响。在外交政策的制定、落实和应对国际压力的过程中,"双头政治"的博弈因少数民族的政治参与而变得更加复杂,体现为军人、文官政府和少数民族的"三方博弈"。在缅北民族和解进程中,各方政治力量的博弈使得缅甸陷入既需要外部帮助斡旋而又让外部难以有效参与的困境。在中资大项目问题上,这些博弈导致缅甸对华政策出现"依赖"与"反依赖"纠葛,而中缅关系无法有效推进的局面。在若开罗兴亚人问题上,各方博弈更使缅甸陷入国际道义、政治与法律围攻的窘境。究其根本,缅甸仍停留在"求稳定"与"求发展"的初级阶段,而国内长期存在的政治认同分歧与族群割裂,使其在后军人时代可能进入另一个"乱局"。军人势力仍然强大、文官政权软弱、少数民族各自进行不同程度的国际动员,各方"自助"而"不得助"的客观形势,使得民盟政府初期良好的外交环境日益恶劣。因国内政治而不断引发外交危机,缅甸孜孜以求的独立自主、中立主义和韧性外交受到极大影响,缅甸的复兴梦与发展梦未有穷期。     

进步还是倒退?——政治发展视野下的缅甸2010年选举

从政治发展角度讲,缅甸2010的选举更多地意味着一种倒退。该选举赋予了军人集团的政治垄断以正当性。这样的结果之所以会出现,全国民主联盟的错误选择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选举后的缅甸新政权,虽然依然会面临来自西方国家的强大压力,但来自亚洲一些国家的支持,则会给缅甸的新政权提供有力的支撑。展望未来,缅甸的政治发展之路将十分艰难。     

缅甸军政府的转型及其前景展望

缅甸军政府的转型出于国内外压力。转型后的文官政府在政治体制上有民主化变革;在行政人事上实行文官主导、军人公务员并存的体制;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扩大了民族自治权;在宗教治理上延续了对佛教的控制;保留了军人的主导作用。缅甸文官政府政治前景不容乐观,但其对民主制度的规定与对合法性的追求,也为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精英互动与缅甸的政治发展:2011年缅甸的政治与外交

2011年缅甸政府与国内外精英的互动有力地推动了缅甸的政治发展。通过与政治反对派的互动,政府修改了政党登记法,赢得了政治反对派的初步信任,为更广范围分享政治权力扫清了障碍。通过与少数民族武装的互动,政府赢得了少数民族武装的信任,与绝大部分少数民族武装签订了和平协议,为更公平地在民族间分享资源创造了可能。通过与外国政要的互动,政府赢得了西方国家的信任,西方开始逐步解除对缅甸的制裁,为缅甸生产和提供更好的公共产品提供了条件。政府叫停密松电站建设可以看做是缅甸政府与国内外精英互动的一个顺理成章的结果。2011年缅甸的精英互动与政治发展表明:即使为结构所限,精英的认知和互动也可以推动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     

政治转型背景下的缅甸环境政治

环境政治发轫于西方,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推动下,环境政治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也初现端倪,并逐步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缅甸的环境政治在2010年政治转型前虽已崭露头角,但在威权政治下,环境政治体系发展不健全,在政治生活中长期被边缘化。2010年政治转型后,在经济发展、党派竞争、社会运动、民族主义及域外力量等众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缅甸环境政治不断演进,逐步摆脱威权政治的束缚,显示出其特殊的影响力。在此背景下,缅甸政治经济转型加速推进,产业结构迭代升级,环保立法标准显著提高,国际环境话语权逐渐增强。然而,转型期复杂动荡的政治生态却成为缅甸环境政治进一步发展的壁垒,日益激化的党派纷争使其在一定程度上沦为各利益集团政治斗争的工具。随着"工具化"趋势不断加剧,环境政治对缅甸民主转型、经济发展、投资环境及国际形象的不利影响也在显现。如何避免利益集团利用初级阶段的环境政治渔利,并促成环境政治与政治转型的良性互动,是缅甸政治发展道路上亟待思考与解决的问题。     

罗兴伽人危机与缅甸民盟政府的内政外交

2017年8月25日,缅甸若开罗兴伽救世军与军警发生了进入21世纪以后最激烈的冲突。这轮罗兴伽人危机是宗教与族群冲突危机、安全危机、难民危机、内政危机和外交危机的综合体,引发缅甸内外前所未有的关注。面对内外重重压力,民盟政府和军方多管齐下,打击若开罗兴伽救世军,维护稳定,重视解决若开邦难民安置、冲突后重建与发展问题。此轮危机原因复杂:若开邦的罗兴伽人穆斯林与若开族佛教徒历史积怨颇深;当地发展落后,争夺有限资源导致双方利益冲突激化;若开罗兴伽救世军军事和组织能力较强;政治转型导致社会高度自由化,网络发展迅速,加剧极端言行的传播扩散;政府在解决罗兴伽人问题上收效甚微;西方强力干涉缅甸内政,导致缅甸限制国际机构对若开邦开展援助,加剧人道主义危机。罗兴伽人危机是持续恶化,还是朝着解决的方向好转,取决于缅甸政府、军方、佛教徒、穆斯林等国内各方力量能否良性互动,取决于缅甸能否与国际社会开展良好合作。     

缅甸华文教育的现状与前景

20世纪90年代以来,缅甸华文教育在经历了二十余年的沉寂后重新复苏,华校的数量和规模已经有了较大发展。缅甸华文教育的发展与缅甸国内的政治经济发展、中国的崛起和对华文教育的支持、中缅关系的亲善、华人的努力和有利的国际背景等五个方面密切相关。同时,目前缅甸华文教育在合法化、生源和师资方面还存在诸多的困难。     

缅甸军人与政治关系的现状与趋势

在从1948年1月4日独立至今的68年间,缅甸军人直接掌权或由其扶持的政党执政的时间共约56年。2015年11月8日,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在大选中获得压倒性胜利,军方扶持的联邦巩固与发展党惨败。2016年3月30日,民盟资深成员吴廷觉总统领导的新政府宣誓就职,取代退役将领吴登盛领导的巩发党政府。缅甸军人长期直接或间接执政的历史暂告结束,这是缅甸民主转型的里程碑。但依照缅甸宪法,军人仍保留诸多权力,是与民盟政府并立的另一权力中心,军人与民盟政府关系好坏将是影响缅甸政治发展的关键因素。缅甸军人完全退出政治尚需时日,不排除其再度干政的可能。     

缅甸外交政策的新调整:从对华友好到大国平衡外交

1988年政变上台的缅甸新军人政权,遭到西方国家的制裁,不得不努力发展与中国的关系,以稳定国内局势。在统治得到巩固后,缅甸新军人政权开始奉行大国平衡的外交政策,即在继续发展对华关系的同时,努力改善与东盟、印度和日本的关系。本文还分析了缅甸奉行大国平衡外交政策的原因:内因是缅甸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断上升,外因是区域内外各有关国家对中国在缅甸及周边地区影响不断扩大存在恐惧心理。     

2012年缅甸的政治发展

2012年缅甸的政治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新政府与昂山素季之间的良性互动为缅甸政府提供更好的公共产品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新政府与民主反对派之间的互动为谈判解决资源的公平分配问题创造了较好的内部条件;而新政府内部之间的互动则意味着缅甸政治发展的一个新的方向:内部权力资源的分配斗争。莱比塘铜矿事件的爆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2012年缅甸政治势力各方相互角力的一个缩影。     

2000年的缅甸外交

重返国际社会是缅甸军政府近年来对外关系的重要目标。在 2 0 0 0年 ,缅甸军政府继续为此而努力 ,并保持了与中国、东盟的传统友好关系 ,与印度关系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与俄、日等国关系有所恢复和发展 ,但与美国、欧盟以及有关国际组织的关系依然没有明显好转。     

缅甸民主化、工业化进程与中缅关系

通过民主化进程寻求西方发达国家外部支持是缅甸推进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的主要路径,正因如此,缅甸有可能成为东亚政治经济发展模式的特例。种种迹象表明,民主化进程之后的缅甸正步入快速的工业化进程和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时期。未来中缅关系的发展需要在缅甸民主化与工业化双进程基础之上进行重新定位,对缅外交政策应以新型经济关系的构建和民心基础的构筑为战略重点方向。     

缅甸独立后的族际宗教冲突和治理困境

缅甸历史上曾经施行严苛的宗教管理制度,压制了宗教族际对抗。脱离殖民统治、获得政治独立后,缅甸国内宗教族裔群体间的紧张局势并未得到缓解,敌对情绪反而因政治氛围日渐宽松而上升。缅甸的宗教传统为境内族际宗教冲突提供了合法性。缅甸一些政治精英刻意引导民众将当前社会发展的矛盾迁怒于特定宗教族裔,煽动宗教仇恨。部分神职人员则默许信众宣泄宗教暴力。缅甸宗教少数族裔由于缺少社会资本,难以改变自身境遇。随着近年来缅甸国内政治日趋稳定和国际地位正常化,缅甸上座部佛教在宗教冲突中的角色成为外部世界关注的新焦点,宗教冲突本身也因此有望得到国际社会透明和有效的调解。缅甸族际宗教冲突为文明冲突论提供了经验支持。     

族群冲突对缅甸民主转型的影响

缅甸是一个族群状况复杂的国家,族群问题在缅甸政治中占据重要地位。独立运动时期,缅甸各民族的团结被放在了首要地位,并通过《彬龙协议》相互约定独立后采取民族自治的联邦制。但是,独立后的缅甸政府却在联邦制和民族自治上有名无实,相反强调"一个种族(缅甸族)、一种语言(缅甸语)、一个宗教(佛教)"的强制民族融合政策,这直接造成了国内大规模的族群冲突。2003年8月缅甸政府推进民主转型以来,族群冲突依然成为阻碍民主转型的重要障碍,甚至还将完全逆转民主转型,如何解决该冲突成为当前缅甸政治中的重要问题。     

中国企业在越南投资的政治风险与防范

1991年中越关系正常化以来,中越经贸合作快速发展,中国企业在越南的投资不断增长,投资行业和投资方式也逐渐多元化.但是,与韩国、日本、新加坡等经济体相比,中国企业的投资总体规模较小,投资区域和行业较为集中,投资发展水平仍然较低.与此同时,由于世界、地区形势的复杂多变以及越南国内情况和中越关系的发展变化,中国企业在越南所面临的政治风险也逐渐显现,诸如东道国制度欠透明和腐败违约问题、投资政策的频繁变动、社会骚乱与工人罢工时有发生、因南海领土争端引发的中越关系波动、地缘政治和域外大国的竞争等因素,已经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中国企业在越南的投资发展.为了规避这些政治风险,中国政府和企业可以考虑以下策略:在政府层面,不断增进中越政治互信,深化双边经济技术合作,发展两国友好关系为中国企业投资护航;深化中国与东盟各领域的合作,推进中国—东盟制度规范和信息共享平台建设;建立和完善中国海外利益保护机制,加强政府与民间合作,有效维护海外中国企业与公民的生命财产和安全.在企业层面,推进中国企业在越南的本地化建设,努力融入当地社会;提高企业公共外交能力,树立品牌意识和良好国家形象;学习现代化管理经验,完善企业制度建设;建立风险防范机制,购买相关保险服务等,从而有效防范和避免政治风险所带来的经济损失.     

缅甸改革的难点、走势与对华影响

缅甸正在进行的改革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全面的改革,改革的难点在于国家认同、宗教和解与潜在宪法危机等几个方面。鉴于缅甸是中国的邻国,且具有重要地缘战略地位,其改革成败将对中国产生很大影响。中国应该密切关注缅甸改革进程,在经济领域努力拓展并做到双赢,保持在缅优势地位与影响力,同时与缅甸各方政治力量保持全面接触与友好关系,并将缅甸作为发展与东盟关系的重要平台,最终以缅甸为战略通道实现"走向印度洋"的战略目标。     

缅甸对印度人和孟加拉人的政策

印度人在缅甸社会比其他外侨更不受欢迎。这是由于印度人同缅甸原住民在种族和宗教上的差异很大 ,且印度人很不容易接受缅甸的语言、服装和风土习俗。因此 ,缅甸人叫他们“嘎拉”。值得关注的是 ,由于早期历史上的交往因素 ,缅甸与印度在文化特别是在宗教方面有牢固的关系。在殖民地时代 ,印度人的地位很显著 ,虽然他们排在欧洲人之后 ,位居第二 ,但他们把资金分投到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 196 2年以来 ,印度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自主权明显下降 ,但自 1988年 9月现军人政府上台后 ,印度人的状况已得到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