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系与依附：独立运动时期李承晚的依附外交研究

19世纪末20世纪初朝鲜时值东方朝贡体系与西方殖民体系冲突的风口浪尖,日本在多次挑战朝贡体系中心（唐、明）失败之后,于清末时期借助殖民体系的理念再次向朝贡体系发起进攻,最终打败清政府将朝鲜变成它的殖民地,此后日本不仅彻底摧毁了朝贡体系,还试图在东亚建立以它为轴心的殖民体系。在此背景下,李承晚及其领导的政府组织依赖美国,希望通过亲美外交来争取美国承认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以对抗日本和给予半岛独立。李承晚寄生于他国且通过外交而非武装斗争来呼求他国赐予国家独立的外交模式和独立思想属于依附外交与外交独立论的范畴。所谓依附外交即弱小国家在使用通信、说服、交涉、谈判甚至战争等多种方式对外行使主权来处理国家关系和参与国际事务时,无法依靠自身的力量或意志自主地维护国家利益及实施对外政策,而不得不靠依附于他国和部分地让渡国家利益来处理国家关系的一种外交模式。由于这一外交主体的非独立性或寄生性,其外交政策及其体现出的外交思想染有鲜明的依附性色彩,因此,本文将之界定为依附外交,该概念的理论基础来自依附论中对依附的界定。而李承晚的依附外交主要体现出依附与独立的关系,是一种政治依附,后果则是韩国通过依附式独立方式走向独立式依附。     

朝鲜半岛的统一与中国

19世纪下半叶始,随着中国的衰落和东亚朝贡国家体系的瓦解,朝鲜半岛成为列强争夺的目标,国际政治的矛盾和斗争引发了半岛内部的政治分化.在内外因素相互作用下,朝鲜半岛终致分裂.冷战结束后,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战略意义有所降低,出现半岛问题半岛化趋势;而中国的和平崛起将为朝鲜半岛重新统一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周边需求的视角:古代东亚体系中的区域公共产品

以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的"天下"观念为基础的朝贡体制构成了一种存在于古代东亚体系中的区域性公共产品。文章通过区域间比较的视角和方法,分析了古代中国和周边国家或行为体对区域安全和贸易公共产品的供给与需求问题。从供给的角度,文章发现,古代东亚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者不仅包括古代中国,同时周边行为体也不同程度地参与到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过程之中。从需求的角度,文章指出,作为朝贡体系下的四个次区域——中枢区域、小中华区域、游牧区域和曼陀罗区域——对经济贸易和政治安全两个领域的区域公共产品表现出了差异性的需求。进而,笔者指出,周边区域行为体对政治安全公共产品的认知与需求受到文化认同与战略信任两个因素的影响;而周边区域行为体对经贸领域公共产品的需求则更多受到域外成员竞争性提供区域公共产品的深刻影响。文章最后阐述周边视角下前现代东亚体系区域公共产品的历史启示与当代意义。     

近代暹罗的疫病想象与国家卫生防疫机制的演进

19世纪20年代以来的近百年间,霍乱、鼠疫和钩虫病等的疫病流行对暹罗卫生防疫机制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西方医学的持续干预下,暹罗国内对疫病的知识与想象不断更新,催生了基于西方医学理论的防疫政策与职能部门.同时,暹罗统治精英将佛教"功德"等理念与资源应用于新的公共卫生需求.面对疫病流行对国家治理的压迫,暹罗统治精英将自身塑造成为西方医学知识与实践的赞助者与引领者,并基于佛教传统价值将其视为一种新的"善业"而大力支持,使近代暹罗的卫生防疫机制建设呈现出西方医学知识与佛教伦理价值相调适的特征,成为其现代化进程中形塑"泰国性"的一个典型.     

论法国殖民政策与越柬关系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柬埔寨和越南的南、北、中部先后沦为法国的殖民地或保护领。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殖民地时期,与殖民宗主国法国的矛盾成为影响越柬两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作为殖民压迫和掠夺的共同受害者,越柬两国的关系便不再是独立的封建国家之间的交往,而是受制于同一殖民宗主国的两个附属国的一种特殊形式的相互影响。因此,把握法国这个时期在印支地区以至整个远东的扩张意图,以及在这一战略意图指导下对越柬两国所推行的不同的殖民统治政策是考察与研究此段越柬关系历史的关键。     

中美战略信任的维系:不对称结构与国际体系的互动视角

近年来,"美国优先"理念、中美贸易战以及高科技领域的激烈竞争反映了中美权力转移带来的巨大压力。在权力转移压力下,中美战略信任问题愈发凸显,如何维系战略信任成为中美关系中一个重要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围绕这一核心问题,文章从"不对称关系结构—国际体系"的互动视角构建了分析框架,并认为,强不对称和弱不对称两种双边关系结构与开放性和封闭性两种国际体系之间的组合塑造了国家的行为逻辑,为国家间战略信任的维系提供了四种难易程度不同的体系结构。在这一分析框架下,文章结合现实与历史,深入分析了中美维系战略信任的体系结构,并在此基础上指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美不对称性的弱化与国际体系的开放性发展共同塑造了中美两国的行为逻辑,并成为维系两国战略信任的体系结构。由于中美不对称性的弱化具有客观性,因而中美维系战略信任的关键在于维持国际体系的开放性发展。     

“曼陀罗思想”对印尼外交政策的影响:战略文化的视角

战略文化对一国的外交政策有着深远的影响。印尼具有悠久的历史,在古代深受印度教和佛教等宗教文化的影响,这其中就包含"曼陀罗思想"的影响。"曼陀罗"是指一种同心圆的结构,由核心与边缘组成,其变化由核心决定,并延伸具备了一种战略文化的内涵。本文对印尼自建国至今历经的外交政策进行整体分析,认为其外交政策变化深受"曼陀罗"这一战略文化影响,在其历经的苏加诺、苏哈托、后苏哈托等不同时期形成了不同的"曼陀罗"结构,并且由于不同时期外交政策的核心不同,其边缘也发生了变化和延展。从战略文化视角对"曼陀罗思想"等进行理论和案例分析,不仅有利于理解印尼的外交政策,而且能够为中国对印尼政策提供相关政策参考。     

中国国家间关系的构建:从“天下”到国际秩序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会在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中扮演怎样的角色?这是目前国际关系领域的一个重点问题。无论是学者还是政策制定者,很多人担心中国会回归过去的朝贡制度体系并以此作为其国际关系组织原则。本文以讨论王赓武的国际关系研究为起点,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来检讨中国的国际关系组织原则。本文强调,研究中国的国际关系体系和行为必须首先找到一个适合于中国自身的话语体系,简单地使用从西方发展起来的国际关系话语体系往往使人误入歧途。本文试图重新定义权力的概念,表明国际关系并不总是一种零和游戏,其性质取决于国家间权力关系的不同体现形式。从权力是一种非零和游戏的观点出发,本文讨论了中国是如何从历史上的朝贡制度原则转型到今天的国际关系原则的,以及朝贡制度中的开放原则又是如何体现在全球化和开放性区域主义原则中的。     

中日两国银行体系的异同

现代经济中，金融业已从原先为制造业服务的派生行业转变为无所不能的经济支柱，而银行又是金融体系中最为关键的一环。中日两国在银行体系方面存在着一定的相似处。本文对中日两国银行体系的异同进行比较分析。一、中日两国银行体系的形成比较两国银行体系应当比较双方形成的过程，这是纵向比较法。中国银行体系的建立从历史上看，早在解放之前就有了。当时由中央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共同构成。由于是国民党统治时期，该银行体系不免烙上了官僚资本主义的印记，整个体系运作的主要目的是为国民党政府搜刮钱财，筹集战款；并为四大家族理财…     

日本海权崛起与国际体系的冲突：历史与启示

华盛顿体系是一战后在远东亚太地区建立集体安全架构的一种尝试。华盛顿体系的成立,也使日本首次作为世界主要大国之一参与到国际体系当中。然而,1934年底,日本相继退出《九国公约》和《五国海军军备条约》,导致华盛顿体系最终于1936年崩溃。日本海军对日本这一时期的国家战略走向和外交路径选择、特别是日本对华盛顿体系的态度和政策...     

俄罗斯东正教在中亚五国

本文考察了俄罗斯东正教在中亚五国的历史与现状,审视了俄罗斯东正教对中亚五国的意义并展望了它在中亚五国的发展前景.本文认为,俄罗斯东正教在中亚五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它在中亚五国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沙俄时期的扩张阶段、苏联时期的沉浮阶段和中亚五国独立后的复兴阶段.尽管它在宗教规模和影响力上都远不及伊斯兰教,但不可否认,长期以来,它在中亚五国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未来,俄罗斯东正教在中亚五国不仅不会消亡,而且将拥有更令人瞩目的发展前景.     

权力转移、体系演化与春秋时期的霸权更迭

权力转移会伴随大规模战争吗?如果回顾中国古代经验,春秋时期霸主国的更替可以为我们提供新的思路。文章从体系演化和规范变迁的角度加以解释,并提出以下假设——权力转移过程中是否爆发大规模战争,除了受到崛起国与霸主国力量对比的影响之外,还受到大国崛起方式究竟是采用尊周模式还是强权模式的影响。春秋初期霸主国选择尊周,但是周天子接受霸主国的地位会导致自身合法性被削弱,进而导致规范退化,使之后的崛起国更倾向于争强模式,结果便是大国战争增多。文章构建了两个三方演化博弈——周天子、崛起国和霸主国的三方互动,以及周天子、霸主国和其他诸侯国三方间的互动,博弈均衡解印证了上述假设。此外,文章还对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和楚庄王的争霸路径进行了案例比较,从而有力解释了为何春秋早期争霸战争较少而春秋晚期战争增多的现象。     

单极体系的影响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尽管冷战后形成的单极体系已存在20年之久,但是学术界对这一特殊国际结构的研究尚不充分。本文考察了单极结构在体系层面的基本特征以及这种结构在单元层面造成的影响,尤其关注单极体系的稳定性以及这种结构下主要国家的行为倾向。从现实主义有关国际体系变迁的理论论述出发,本文认为美国主导的单极结构正处于弱化过程中,而无政府状态下大国竞争的压力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是削弱这一结构的基本动力。由于中国是单极体系下成长最为迅速的国家,与美国之间构成崛起国与霸权国的关系,为了摆脱单极体系下的崛起困境,中国需要采用各种战略手段以规避不利冲击和反应,保障国家的和平崛起。     

极数与国际体系稳定性关系的分层研究

现有极数与国际体系稳定性关系的理论与经验研究并未区分全球层面与地区层面,以致不同学者的研究无法在同一平台对话。文章根据战争相关指数数据库,将1816～2007年期间每十年全球和地区两个层面的极数与国际体系的稳定性进行分层测算发现,在全球层面上,绝大多数时间段为多极体系,极少出现单极和两极的国际体系,无从确定极数与全球体系稳定性的关系。这主要是因为一国或两国很难占到全球资源的较大比重,且单以国家能力衡量全球极数的方法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在地区层面,单极体系稳定性较两极和多极体系高。这是由于在地区层面,单极体系减小了相关方对相对实力和战争后果预期的差异,减弱了对荣誉和地位的竞争,弱化了制衡机制。案例研究发现,两极地区体系为数极少。当下,单以国家能力测算,全球处于中美两极体系之下,但这无助于理解全球体系的稳定性。地区层面,东亚、北美和大洋洲等单极地区体系将相对稳定,中东地区将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欧洲多极化趋势若增强,稳定性亦将下降。     

英属马来亚华人饷码制度探析

饷码制度,即包税制度,曾在殖民时期东南亚各地普遍存在。英属马来亚的饷码制度在英国殖民统治力量尚为薄弱的时期找到了生存的空间,其承包项目众多,且与华人秘密会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华人精英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并对英国殖民财政做出重要贡献。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英国殖民行政能力的增强,华人饷码制度逐渐淡出了英属马来亚的历史舞台,但该制度对华人与当地民族的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战略矿产资源国际体系均衡的政治逻辑

一国战略矿产资源的获得受到两种政治逻辑的影响:即基于地缘政治的权力逻辑和基于全球治理的规则逻辑。在地缘政治逻辑下,国际体系中霸权国的矿产战略布局、出口国的资源民族主义,以及运输通道的地缘风险,是影响一国战略矿产资源获取的重要因素;在全球治理的逻辑下,战略矿产资源开发具有开放性,它根源于生产国-消费国-过境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在战略矿产治理体系的建章立制过程中,主要大国之间合作与竞争并存。本文分析全球治理和地缘政治两种逻辑对中国战略矿产资源的影响,探讨一国在面对国际资源体系时的四种可能的政治选择。本文的主要任务是:对战略矿产资源及其均衡体系进行概念界定,对体系变迁的动力机制和体系变迁的两种逻辑进行理论梳理。     

试析战后日本国家创新体系

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渊源可追溯到制度经济学和熊彼特的创新理论 ,但直到1987年这一概念才由英国经济学家弗里曼正式提出。 1996年ＯＥＣＤ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发展报告中 ,对国家创新体系进行了理论论证 ,使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受到各国的重视。对国家创新体系概念的定义 ,在不同论著中不尽相同。综合ＯＥＣＤ的报告及近年来国内外的学术研究 ,我们把国家创新体系定义如下 :国家创新体系是指一国政府、企业、大学、科研机构和中介机构等有关部门和机构 ,在一定的内部运行机制下 ,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推动国家创新的网络系统。对这一概念我…     

试析地域分裂对韩国政党体系变迁的影响

社会分裂结构是政党体系变迁的重要动因.韩国社会经济体系的演进推动了政党体系的变化,尤其是以地域分裂为代表的社会分裂结构更是韩国政党体系变迁的主要动因之一.从根源上看,韩国的地域分裂源于地区经济失衡以及社会精英选用的不平衡.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和发展,韩国的地域分裂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并逐步走向稳定.从对政党体系的影响来看,地域分裂的作用正在逐步减少,韩国政党体系不稳定和保守化的倾向更为明显.     

试论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泰关系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问题的缘起

1953年中国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的成立曾被泰国强指为中国蓄意对泰国进行侵略的证据,由此引发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泰关系中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问题.实际上,这一问题只不过是美国、泰国统治集团和台湾当局出于各自的政治利益和政治需求共同制造的一个谣言.这一问题的产生,受到了体系与单元层面因素的双重影响,它既受制于两极国际体系,与20世纪50年代东亚冷战的国际格局基本吻合,也与中泰两国的国内政治等单元层面的因素息息相关,可以说是冷战国际政治和中泰两国国内政治相互结合的产物.傣—泰民族跨越国界的分布状况是这一问题产生的客观基础,而体系与单元层面上的各种政治利益和政治需求则是这一问题产生的深层动因.     

东亚和拉美创新体系的比较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本文认为,学习和创新是东亚奇迹的基础,而快速学习和技术创新则源于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积极的、富有成效的创新体系建设。这种创新体系主要是由企业能力建设、创新网络的制度建设和强有力的政府作用等要素构成的。与东亚创新体系的成功建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创新体系的建设在拉丁美洲的历史上从未受到过重视,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使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的创新体系建设陷入了瘫痪。东亚和拉美创新体系的比较研究,为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了四点启示:积极获取外国技术但限制外国直接投资;产业发展战略要以能力建设为核心;振兴民族经济的责任感和政策实施的方式很重要;反对新自由主义并加强国家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