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市居民幸福指数调查

以问卷的方式对南通市居民幸福指数进行调查,从不同地域、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教育程度、不同收入水平等几个角度进行分析,提出对策建议。     

三峡库区移民幸福指数调查与分析——以万州区现居三峡库区移民为例

调查报告以三峡库区最大移民城市万州几个移民聚居地区为重点进行调查,通过问卷和走访村社随机访谈,对三峡库区移民就幸福指数的几个分项进行了调查统计分析,深入思考移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并试图就如何提升三峡库区移民幸福指数提出一点浅见。     

产业发展、民生幸福与地方政府治理的良性互动——旅游目的地居民幸福指数的价值探论

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不是单纯的财富积累,而是要提高人民的幸福水平,因此政府所追求的公共政策最终价值也应该服务于人民福祉的增加。对旅游目的地居民幸福指数进行科学的评价,是衡量旅游产业发展、民生幸福与地方政府治理是否良性互动的重要指标,对于旅游目的地进一步发展旅游产业、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及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实践意义。     

薪酬福利管理与员工工作幸福指数相关性研究

企业的目标除了提高竞争力,提高员工绩效外,还应该提高员工的工作幸福指数。但是根据调查显示,现在很多企业的员工工作满意度很低,而员工幸福指数的高低又直接导致了企业员工流失率的高低,所以从影响员工工作幸福指数的因素之一薪酬福利管理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视角来探讨提高员工工作幸福指数。     

浅议当前物业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物业管理与城市居民的居住环境息息相关，影响着城市每个家庭的生活质量，是生活幸福指数不可或缺的重要指标。然而，由于目前我国物业管理还处于“成长期”，加之，各种不规范的人为因素叠加，致使物业管理行业存在诸多问题，已严重影响了居民的日常生活。为此，笔者在调查分析现有物业管理行业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几点解决办法。     

我国居民的慈善意识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全国五大城市的调查分析

慈善事业的发展离不开慈善意识的支撑,我国居民慈善意识薄弱,找到影响我国居民慈善意识的因素,进而提升居民的慈善意识成为一项重要任务。已有的研究并没有提供能够测量慈善意识的有效方法,本研究综合国内外对慈善意识测量的诸种方法,编制了慈善意识测量问卷,在试调查的基础上进行修正后在全国五大城市进行了抽样调查。抽样调查反映出的我国居民有着较好的慈善感知和慈善意识。统计分析发现,普遍信任水平、媒体认知和媒体事件会影响人们的慈善意识。     

关于职工心理状况的调查与启示

不久前，锦西石化公司在全公司范围内开展了一次“员工心理指数调查问卷”，问卷共发出1119份，收回1097份，调查对象涵盖了生产一线、后勤服务及机关处室，具有一定的覆盖面和代表性。     

志愿服务参与对幸福感的影响

基于2016年"中国真实进步微观调查"的相关数据,考察志愿服务参与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参与志愿服务显著提高了居民的幸福感,这一结果不受样本异质性的影响;参与志愿服务提高了居民的社交能力、信任感和公平感,进而影响了幸福感;参与政府组织的志愿服务的"幸福效应"不显著,而参与社会组织开展的志愿服务和多渠道参与对幸福感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开展志愿服务过程中,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鼓励居民多渠道参与。     

少数民族地区居民幸福感评价体系构建研究

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经济实现了大发展。在满足了人们基本的物质需求之后,如何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增加人民幸福感便成了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这也要求我们不要仅仅局限于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等客观因素的角度,还要增加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研究的视角,综合、全面地衡量居民的幸福感。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其主观因素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程度更强。少数民族地区居民幸福感评价体系具有特殊性,其幸福评价体系的构建在考虑影响幸福感指数的经济和发展问题等客观因素基础上,更加注重身心健康、享受发展和宗教信仰等主观上因素。     

天津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及发展

<正>社区社会组织是指由社区组织或个人在社区(镇、街道)范围内独立或联合举办的、在社区范围内开展活动的、满足社区居民不同需求的民间自发组织。近年来,作为社区管理创新的切入点,社区社会组织因直接面向群众,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社会和谐稳定、社区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直接影响着社区居民的幸福指数。因此,研究天津市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及发展规律,探求其在参与社会管理、社区建设和社区服务中存在的问题,规范并提升社区社会组织     

"3859人"可称"中国"?

最近,一份名为《2004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报告》,提出了近八成居民感到生活幸福,农村居民幸福感强于城镇居民等八项调查结果。 读罢这条消息,心中不仅生出这样的疑问:这被调查的"3859人"能否就代表"中国"。据报道,这次调查不过"访问"了7个大中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沈阳、西安、成都)、7个小城镇及8个农村地区的3859人。中国东西南北有     

科研贵在创新 科普更重原创

4月16日,北京市第二次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正式启动,经过系统培训的400余名调查员陆续进入4000户居民家中调查。问卷按照国际通用的研究方法设计,内容包括获取科技信息的渠道、对科技的态度和对国家科技政策的理解程度等。据悉,从1990年至2001年,中国科协已对国内的公众科学素养进行了四次调查,培养科学素养是提高国民素质的基本内容,科普是提升科学素养的一条重要渠道     

充分发挥社区社会组织在美丽社区建设中的作用

<正>美丽社区建设是美丽城市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是和谐社区建设的进一步深化,是提升居民幸福指数的重要举措。美丽社区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方参与,而社区社会组织是美丽社区建设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搞好美丽社区建设,美化社区环境,能够为居民提供一个舒适的生活空间,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和文明程度,对建设美丽城市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美丽社区就是指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特定时期,     

中国可有自己的幸福指数

国内不少地区和城市近来开始研究和提出"幸福指数"或"民生指数"作为考察和分析当地民众对政府满意度的衡量标准。对此,不妨考虑设立一个统一的指数,名目不要过多,使绝大多数民众能够简单易懂     

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对居民健康相关生命质量 公平性的影响研究 ——基于广义精确匹配方法(CEM)对陕西省的调查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提出突出解决好重点人群的健康问题,建立成熟、定型的全民医疗保险体系.比较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对参保居民健康相关生命质量的影响,对于完善城市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进一步提高卫生服务可及性、实现"全民健康"具有重要意义.研究采用2013年陕西省第五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数据,首次采用广义精确匹配法(CEM)控制混杂因素对评估结果的影响.研究基于我国的EQ-5D效应值积分体系计算EQ-5D健康效应值,采用集中指数法、集中指数分解法等方法分别计算参保居民和未参保居民健康相关生命质量的公平性.研究结果显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显著提高了参保居民的健康相关生命质量,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影响并不显著;其次,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显著提高了参保居民的健康相关生命质量公平性,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影响并不显著;最后,健康相关生命质量不平等性主要由年龄、教育程度、人均消费性支出等变量解释,参保居民的水平公平性均大于未参保居民.     

推“幸福指数”是否适时

“幸福指数”不算一个新概念,不仅中国社科院今年早些时候就已推出过“准幸福指数”,而且,不少地方在制定与国家“十一五”规划相对接的发展规划和指标时,也纷纷围绕与建设和谐社会关系密切的幸福指数等概念作过不少探讨,但是,当邱晓华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后中国将推出幸福指数等数个“软性”指数时,还是获得了人们的一片叫好。毕竟由国家     

十五城市民革市委会机关建设调查报告

金秋十月,利用出席在安徽省芜湖市举行的民革沿江17城市经济工作研讨会的机会,我们对15个中等城市民革市委会机关建设情况进行了调查。这15个城市分别是;四川省宜宾市,湖南省岳阳市,湖北省宜昌市、荆沙市、黄石市、江西省九江市,安徽省合肥市、芜湖市、蚌埠     

幸福指数:发展价值观的新境界

发展价值观,是关于发展的价值目标和伦理属性的根本观点.幸福指数测量的是人们的幸福感,是反映民众主观生活质量的核心指标,幸福指数的提出和实施,是发展观念的一次重大飞跃.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促进社会和谐,还须避免对幸福指数的种种误读.     

“不丹模式”对国民幸福构建的借鉴与启示

追求快乐幸福,是人类社会共有的本能和天性。幸福即幸福感,是人们对生活满意程度的一种主观感受和心理体验,而幸福指数则是衡量这种感受具体程度的主观指标数。在让人民满意、使国民幸福成为中国发展主调的现实背景下,强调物质财富和精神产品的均衡发展,保护资源环境和发展传统文化优先于经济发展,以国民幸福总值(GNH)作为衡量发展标准的不丹模式对提升幸福指数、构建国民幸福不乏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公众幸福指数:为什么幸福感高于满意度?

对公众幸福指数测量结果进行数据结构分析,本文旨在探究幸福感高于满意度的原因,以及背后所折射的各种社会矛盾。从主观幸福感内涵出发,借鉴罗纳德·英格哈特范式,采用层次分析法及专家咨询调查构建测量指标体系,在全国7个省市及广东省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公众主观幸福感(感性幸福)与现实生活质量满意度(理性幸福)存在明显反差,幸福感远高于满意度。究其原因,不仅与模型所包含的个人及家庭、社会、政府、自然环境、评价技术等因素及中国传统文化特质密切相关,更是社会经济转型背景下公众理想与现实落差的强烈反映。置于公共管理的视域,政府善治仅为公众幸福一个维度,政府与其不断提出更多的"幸福承诺",不如转变理念、优化职能、放松管制,激活民间活力,让公众真正掌握自身的"幸福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