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贫困问题及其现代保障体系的建构

中国改革以来,在经济社会发展都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在城市中分化出一个规模庞大、数量可观的贫困人口群体.这种城市新型贫困群体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结构变迁下的"副产品"和"牺牲品",他们与传统的乡村贫困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城市贫民有根本性区别,他们的生存能力更加脆弱,更需要社会安全网的保护.如何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适时建构中国城市贫困群体的现代保障体系,是和谐社会建构过程中面临的重大课题.我们要根据中国城市贫困群体的现状及其特点,针对当前城市贫困保障制度的缺陷和不足,从四个层面构筑城市保障贫困群体的法律体系、制度体系、社会服务体系、社会支持体系.     

转型期的城市贫困群体及其权益保护

伴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和贫富分化的加剧,城市贫困群体问题日益突显出来。本文指出作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其权利和利益有被忽视和侵害的倾向,其社会地位呈现"边缘化"趋势。如果不加以重视,将会诱发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政府和社会有责任采取措施或提供条件进行调控,维护城市贫困群体的合法权益。     

转型期的城市贫困群体反其权益保护

伴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和贫富分化的加剧,城市贫困群体问题日益突显出来.本文指出作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其权利和利益有被忽视和侵害的倾向,其社会地位呈现"边缘化"趋势.如果不加以重视,将会诱发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政府和社会有责任采取措施或提供条件进行调控,维护城市贫困群体的合法权益.     

和谐社会的政府救助义务

和谐社会应有完善的自我保障机制,政府的救助义务是社会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政府对贫困公民的救助义务是生存权原则对行政主体提出的要求,也是转变政府职能的内在需要。政府在社会救助中肩负着宏观管理和微观保障的职能。政府的救助行为按利益实现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直接救助和间接救助两种形式,直接救助形式包括发放现金、给付实物、收容救助,间接救助形式包括医疗救助、教育救助、就业救助、法律援助以及其他救助形式。     

日本民生委员制度及其启示

在日本生活保护即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确立与发展过程中,随着从仁爱慈善的救贫思想朝着贫困者生存权保障理念的转变,日本历史上曾承担过贫困救助重要职责的民生委员的法律地位也发生了重要变化,由生活保护行政的末端行政机关变更为协助政府工作的协力组织。我国应沿着法治的轨道进行社会管理创新,积极、正确地发挥居民委员会在包括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在内的民生服务工作中的作用。     

我国城市贫困问题研究

城市贫困是我国城市主要的社会问题之一.20世纪90年代,随着国企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我国又出现了另一个贫困群体,即城市贫困,这引起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本文从城市社会学的角度,总结了当前我国城市贫困的概况和特征,并分析了它形成的原因,重点总结分析了它的治理手段,最后提出一些建议.     

城市低保中的贫困陷阱成因及解决

贫困陷阱是指低保者在城市社会保障补差制和低保捆绑式救助的负激励效应下而陷入一个低水平生活的长期恶性循环，是一种制度性贫困。对其解决措施有实行负所得税制、强制工作和学习、进行有针对性的社会救助、分类施保等。     

因病支出型贫困社会救助政策的减贫效果模拟——基于CFPS数据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支出型贫困提供了一种从家庭收入和支出两个维度看待贫困的新型视角。因病支出型贫困是支出型贫困的核心内容,直接影响着扶贫政策的实施效果。论文基于因病致贫研究、支出型贫困研究以及各地因病支出型贫困社会救助政策文件,提出了4种因病支出型贫困的界定方法;并利用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计算了不同界定方法下,中国因病支出型贫困的发生率及其家庭特征。结果发现,在当前主流因病支出型贫困社会救助政策的界定方法下,我国因病支出型贫困发生率和致贫率较高。因病支出型贫困户主要是收入低、自付医疗费用高、存款少、欠债多、家庭资产少且面临较多困难的家庭,需要公共政策的支持。论文模拟测算显示,因病支出型贫困生活救助效果优于医疗救助效果,不设救助起付线的救助效果优于设置救助起付线的救助效果。但是,因病支出型贫困社会救助政策对救助资金需求极高,超出了当前社会救助制度的筹资能力。论文建议,因病支出型贫困社会救助政策应定位于保大病,以医疗救助为主体,并设置一定的起付线;应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为主体化解因病支出型贫困风险,应多渠道筹集资金;应提高低保制度瞄准效率以更高效、公平地利用社会救助资金化解因病支出型贫困风险。     

贫困群体的社会满意度与政府治理——来自重庆市北碚区的调研

贫困群体的社会满意度与社会稳定有关,面对贫困群体的社会不满,政府如果不能进行有效治理,这种不满情绪极有可能蔓延并加剧社会不稳定。重庆市政府的公共政策输出反映了贫困群体的一些偏好,缓解了社会不满,但问题仍然比较严重,重庆市政府必须在巩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加强对贫困群体持有强烈不满的社会问题的治理。     

因病支出型贫困社会救助政策的减贫效果模拟——基于CFPS数据的分析

支出型贫困提供了一种从家庭收入和支出两个维度看待贫困的新型视角。因病支出型贫困是支出型贫困的核心内容,直接影响着扶贫政策的实施效果。论文基于因病致贫研究、支出型贫困研究以及各地因病支出型贫困社会救助政策文件,提出了4种因病支出型贫困的界定方法;并利用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计算了不同界定方法下,中国因病支出型贫困的发生率及其家庭特征。结果发现,在当前主流因病支出型贫困社会救助政策的界定方法下,我国因病支出型贫困发生率和致贫率较高。因病支出型贫困户主要是收入低、自付医疗费用高、存款少、欠债多、家庭资产少且面临较多困难的家庭,需要公共政策的支持。论文模拟测算显示,因病支出型贫困生活救助效果优于医疗救助效果,不设救助起付线的救助效果优于设置救助起付线的救助效果。但是,因病支出型贫困社会救助政策对救助资金需求极高,超出了当前社会救助制度的筹资能力。论文建议,因病支出型贫困社会救助政策应定位于保大病,以医疗救助为主体,并设置一定的起付线;应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为主体化解因病支出型贫困风险,应多渠道筹集资金;应提高低保制度瞄准效率以更高效、公平地利用社会救助资金化解因病支出型贫困风险。     

信息技术应用如何影响社会福利权的实现?——基于贫困治理的实证研究

作为数字时代政府改善贫困治理的重要手段,信息技术应用如何影响公民社会福利权尤其值得关注。论文以信息技术在G省贫困治理中的应用为例,剖析信息技术应用影响社会福利权实现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信息技术应用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应保未保"问题,造成贫困群体社会福利权的旁落。在个体层面,迫使贫困群体不得不在社会福利权和个人隐私权之间做出选择;在技术层面,遭遇"数字边缘化"的贫困群体被排除在信息化福利体系之外;在社会层面,"数字标签化"强化了贫困群体的"福利污名",加剧其心理障碍从而放弃社会福利权;在制度层面,扩大了制度排斥的覆盖范围,造成福利权的"强制性缺失"。该研究为信息时代的社会福利权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理论维度,也为政府在推进数字治理进程中更好地保障公民社会福利权提出政策建议。     

唐宋时期残疾群体救助特点及成因分析

唐宋两代是我国历史上社会救助比较完善的时期，这一时期残疾人群体的社会救助在政策、典法、制度等都有涉及，关于残疾人群体救助的特点较为鲜明，措施和方式也是比较完备，这与两个时代的经济、政治背景是分不开的。该时期的残疾救助继古开今，为后世的社会救助奠定了基础，也为我国社会转型期的救助提供了借鉴，特别是残疾人的救助更是关系到社会整体的进步与发展。     

低保错保与低保漏保是硬币的两面

近日,中国社科院发布社会保障绿皮书。在安徽、福建等5省市调查显示,受调查的低保家庭中,6成不是贫困家庭,有近8成的贫困户没有享受低保救助。调查结果显示,漏保率和错保率都比较高。绿皮书认为,在已经获得低保救助的非贫困群体中,大多数是收入水平略高于扶贫标准的边远贫困群体,但大     

制订反贫困法 构筑城市贫困居民生存安全网

长期以来,我们认为城里人的日子比农村好过,城市里根本不存在贫困问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下岗职工问题日渐突出,城市也出现了弱势阶层。仔细揣摩一下两会代表、委员的发言,并不难发现人们对正在扩大的城市贫困群体的关切。包括朱总理本人在内,许多代表、委员都对“扶弱救贫”发出疾呼,一些来自基层的代表还介绍了发生在当地的不幸事件,朱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里也出现了“弱势群体”这个词。这说明,人们已经意识到城市贫困问题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涉诉信访中的民生问题:表现、原因与对策——对25件重大涉诉信访件的统计分析

虽然涉诉信访直接反映出来的是司法问题,但其内在根源系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民生问题,主要是弱势群体维权能力较弱,系争权益有限,相关政策及政府行为的影响,以及社会救助体系不完善等。要继续探索和完善涉诉困难群体救助制度,加大对涉诉弱势群体的法律释明和司法救助工作力度,并逐步完善社会救助制度,实现法院救助向社会救助的理性回归。     

流浪者的权利与国家权力

由于一个人沦为贫困者的概率是相当的,从无知之幕的状态下出发,保护弱势群体其实也就是保护了我们未来贫富并不确定的自己。国家权力的职责是为不幸的流浪乞讨群体提供生存的机会,致力于消除流浪乞讨的社会原因,而不是一味地禁止流浪和乞讨的行为本身。民政部作为主管社会救助与福利的职能部门,有义务维护流浪乞讨者群体的合法权益。而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法官有义务支持民政部门代理流浪者向侵权者索赔的责任,以维护法律的基本价值和社会秩序的连续性。     

权利义务关系视角下的社会救助

社会救助权既是公民的一项人权,也是宪法确立的一项基本权利。权利是和义务相对应的,它的实现总需要一定的义务履行来满足。本文指出从权利和义务的对应关系、贫困的发生原因、国家职能的转变这几个方面都可以看出,实施社会救助是国家的义务和政府的责任。     

咬苹果的第四口美国的社会保障申诉委员会的制度、功能及其启示

在现代西方社会,贫困和失业等不再被认为是个人能力低下的问题,政府有责任介入民众生活,帮助生活贫困者,以保障公民在社会生活中的尊严.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一张"安全网",也就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现实生活中,社会保障金的发放,可谓量大面广.尽管向每个社会保障金申请人发放与否,并不足以对社会政策整体产生直观的立竿见影的影响,但对个人而言,可能直接影响到他能否享有最低限度的生存和最起码的尊严.因此,就更有必要为社会保障决定设计出有效的复审程序,为人提供有效的救济机制.……     

基于政府责任的农村社会救助研究

政府在农村社会救助制度建设中占据主导地位,政府应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构建适应性的农村社会救助制度框架,建立健全的农村社会救助管理体制,担负国家对于救助资金的财政责任、救助事业的监管责任、救助规范的立法责任。本文通过调查分析现阶段农村社会救助的开展水平与运行机制,提出问题,并从理论上给出建议,最终回归到政府责任的出发,以政府责任的切实履行来完善农村社会救助的建设。     

从收容遣送到救助管理，改变的是什么

从<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到<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从"收容遣送"到"救助管理",8个字之间的转换,折射出一种人性和理性的光芒.可以说,这是我国新一届政府实事求是、尊重人民意愿、与时俱进的一个具体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