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客观方面看犯罪的类型

从犯罪构成客观方面要件的角度对犯罪进行分类 ,既具有理论意义 ,更是司法实践的要求 ,然我国刑法学界观点各异 ,国外刑法学者观点也不相同 ,本文对此略作探讨。     

《刑法》对计算机犯罪量刑“上不封顶”

第二百八十五条违反国家规定,馒入国家事务、因防建设、尖端科学技术领域的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第二百八十六条违反国家规定,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进行删除、修改、对加、干扰,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运行,后果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违反国家规定,对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库兴抒例价格改‘增加的好作后导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O故意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等破坏性程序．影响计算机系统正常运行,后果严重的,依照…     

盗窃犯罪中对财产价值认识错误是否影响量刑

盗窃罪必须具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所盗窃财物价值达到数额较大两个基本条件,且数额的大小是量刑的重要依据。盗窃罪又是一种故意犯罪,故意的内容当然应该及于对所盗窃财物价值的判断。以案例分析的形式,探讨行为人对所盗窃财物的价值认识错误的情形是否影响量刑。     

未成年人犯罪量刑问题探讨

为贯彻对未成年犯"教育、挽救、改造"的方针,达到预防未成年人再次犯罪,以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和保护社会的双重目的,应当把握对未成年犯罪从宽处罚的原则,注重量刑的平衡问题。由于我国没有单独的未成年刑法,对未成年犯如何适用刑罚是一个需要探索的问题。     

关于“预交罚金”对量刑影响的实证研究

以2014年全国范围内敲诈勒索罪判决书为样本的实证研究发现,预交罚金会对被告人的量刑产生从宽处罚的效果。这种从宽体现在具有预交罚金情节的被告人更可能被判处较轻的刑种、较短的刑期以及适用缓刑。预交罚金不仅违背无罪推定原则和基本的形式逻辑,更会对被告人造成明显的不公,建议最高司法机关明确禁止在判决宣告前预交罚金。     

从信息论视角看“淫秽物品”犯罪罪名及量刑方法

刑法有关淫秽物品犯罪罪名不适应信息社会的淫秽信息犯罪的现状。与之类似的犯罪,英语国家用“淫秽罪(Obscenity)”罪名可概括淫秽信息犯罪的各种情形。我国现行刑法的罪名中的“淫秽物品”应置换为“淫秽信息”,并简化有关“淫秽物品”犯罪的节罪名及其个罪名,实物量刑法将转化为“比特bit”量刑。     

未成年人犯罪量刑建议实证分析

国际社会对未成年罪犯的非刑化、轻刑化、非监禁化处置已成为主流趋势。近年来,我国社会各界对未成年人犯罪加强司法保护的呼声逐渐高涨,日益影响着司法实践。量刑问题是刑法理论的缩图,量刑建议是检察机关行使公诉职能和监督职能的新的举措和重要方式,对实现刑罚个别化,保护未成年当事人合法权益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实践中,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作出量刑建议仍在积极探索和经验准备阶段。     

新型毒品犯罪量刑问题分析

毒品犯罪在众多犯罪行为中社会危害性大、打击难度高,是一个极难解决的社会性问题。新型毒品尤其是新精神活性物质毒品的日益扩散,给打击毒品犯罪的相关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新型毒品犯罪在量刑标准规制方面的欠缺,给司法实践带来了相当的争议。通过归纳整合新型毒品犯罪的相关刑事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文件,结合有关合成大麻素类新型毒品犯罪案件的判决实例,提出新型毒品犯罪定罪量刑的几点思考。     

洗钱罪客观方面问题探析

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洗钱犯罪活动严重冲击着我国现行立法中洗钱犯罪客观构成理论。该罪客观构成理论上存在的模糊性和不完整性致使许多本应追究刑事责任的洗钱活动依照罪刑法定原则而无法追诉。我国应适当扩大洗钱罪上游犯罪,规定洗钱犯罪对象的表现形式为一切形式的财产,洗钱方式应限于通过金融机构的清洗行为;应规定洗钱罪中的不作为犯罪,赋予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具有反洗钱的法定义务。     

“量刑规范化”解读

石经海在《现代法学》2009年第3期撰文认为,量刑规范化是研究和探索量刑规范化问题的基础和前提,可理论上尚无明确或有价值之界定。基于对刑法现代化及量刑的实质和规律的考量,量刑规范化应是对量刑,即把抽象的法律规则与具体的案件事实相结合并上升为理性与具体的过程的规范化。     

联名信对量刑的影响研究

联名信作为民意表达方式之一,在刑事案件中并不少见。但何为联名信,联名信的地位究竟如何,联名信能否影响刑事司法裁判等问题一直没有明确答案。联名信具有朴实性、非专业性、易受影响性等与一般民意相同的特点,应被审慎对待。但联名信又具有案件结果与联名者的密切相关性、客观性、全面性的特征,并且联名信的部分内容能够反映与案件及当事人相关的信息,从而可以影响量刑。司法裁判者负有嫁接起朴素道德观念与法治价值的重任,因而既不能对联名信视而不见,也不应对其曲意逢迎,而应汲取其中的合理部分,增强民众对司法的认同感与信任度。     

部分共犯和解量刑问题研究——对“从宽处理”与“量刑平衡”的再认识

共犯的量刑平衡并不意味着可以依据和解共犯的部分和解行为对普通共犯进行从宽处罚,且将造成部分被告人"搭便车"的现象。限制从宽处罚的幅度便是一种相对务实的做法,但仍然面临认定上的障碍与适用上的混乱。从宽处理作为刑事和解的主要方式,已随恢复正义而被纳入刑事责任体系之中。量刑平衡是指兼以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为根据的量刑平衡,是多重目标价值的体现,其与对部分和解共犯的从宽处理并不存在根本上的冲突。     

对初犯且情节轻微的民工犯罪量刑应宽容

本文相关背景:2006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黄京平教授在全国刑法学术年会上提出“对外来民工等弱势群体初犯且情节轻微的应该在量刑上实行宽容,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诉可不诉的不诉、可判可不判的不判。理由是相当一部分民工犯罪是社会制度上的缺陷造成的,好多民工是为生计所迫而犯罪。”这一观点在网上迅速引起热议。     

论毒品犯罪死刑适用的量刑情节

我国刑法没有采用绝对确定法定刑的模式规定毒品犯罪的死刑,毒品犯罪死刑适用的法定标准是刑法总则第48条规定的罪行极其严重。何谓毒品犯罪的罪行极其严重,如何在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中实现罪刑均衡,并且使死刑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这些问题的解决只能通过对毒品犯罪的量刑情节进行分析考虑。     

对农民工“宽容量刑”乃“法内开恩”

法律适用从来就不是在真空中进行,因而不可能是孤立的,刑法固然在为其他制度支付成本这个问题上难有大的作为,但若一点都不考虑,则不能说是明智的,也不能说符合刑法的目的。     

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客观方面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刑法修正案(七)》增设的犯罪,与我国《刑法》规定的受贿罪有本质区别,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的影响力交易罪存在处罚范围上的差异。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客观方面包括利用影响力、通过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或者收受财物和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几个构成要素,除了索取或者收受财物这一要素外,其他的要素自有其特殊性。     

关于非法经营罪客观方面的探讨

非法经营罪是我国《刑法》中破坏市场经济罪中的一种。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构成非法经营罪的客观方面也不断发展。重新梳理非法经营罪的客观方面,对于明确界定罪与非罪的界限具有重要意义。     

对“身份不明犯”定罪量刑的思考

“身份不明犯”是指《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身份不明犯”的侦查、起诉、审判,先要明确程序法上“身份”的范畴问题。“年龄”作为程序法“身份”是涉及定罪量刑的一项重要内容。司法实务中,怎样科学、准确地认定“年龄”,以保证法律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统一,需要认真探讨。     

被害人过错对定罪量刑的影响

被害人过错是定罪量刑的一个重要情节,这在激情杀人案件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判断被害人过错与被告人行为的关系以及认定被告人是否构成激情杀人时,应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尤其要进行激情杀人的时间性判断和关联性判断,以便客观分析激情杀人案件中被告人过错的有无及大小以及对被告定罪量刑的影响。     

毒品犯罪量刑中毒品纯度问题刍议

在毒品犯罪的量刑中,毒品的数量仅以数量计算,而不以纯度折算,有悖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毒品纯度与数量均是重要的犯罪事实,毒品纯度应成为毒品犯罪的量刑标准之一。应针对不同类别的毒品,确立毒品换算表,确立毒品种类、数量、纯度等与毒品犯罪量刑的关系,以刑法修正案的形式附于现行刑法之后,以利于司法实践的运用,从而更好地维护刑罚的公正性,打击毒品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