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害国际航空安全犯罪的理论与中国的实践

当前,国际恐怖活动遍及全球,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急剧增加,严重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危害国际航空安全犯罪是最为严重的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国际法上规定危害国际航空安全犯罪这一类犯罪的国际条约主要有四个,据此,对该罪进行分类并确定罪名:劫持航空器罪、危害航空器飞行安全罪和破坏国际航空机场安全罪。国际条约确立了对该罪的普遍管辖权并处以严厉刑罚,排除了“政治犯不引渡原则”的适用。我国在保护国际航空安全的刑法实践中,我国民用航空法详细规定了劫持航空器和危害国际航空运输安全的行为方式,并规定对这些行为追究刑事责任。我国1997年刑法具体规定了危害国际航空安全犯罪的罪名及其刑事责任。     

论危害国际航空安全犯罪

国际社会陆续通过了四个相关国际公约以惩治危害国际航空安全犯罪,从而形成了预防和打击危害国际航空安全犯罪的国际公约体系。危害国际航空安全犯罪包括三个具体犯罪：非法劫持航空器罪、危害航空器飞行安全罪和危害国际民用航空机场安全罪。与国际公约相比,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还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对此,应从明确规定危害航空器飞行安全罪、增加危害国际民用航空机场安全罪以及完善刑罚设置等方面予以完善。     

论危害国际航空罪

危害国际航空罪是一类严重的国际犯罪，它是有关破坏国际航空秩序、危害国际航空安全的犯罪的总称，包括劫持航空器罪、危害航空器飞行安全罪和危害国际民用航空机场安全罪三种具体罪名。此文从危害国际航空罪的法源、危害国际航空罪的分类、危害国际航空罪的惩治原则、危害国际航空罪与我国新刑法四个角度对此类犯罪进行了研究，并就我国新刑法对惩治国际犯罪的完善和不足作了简要评价     

我国刑法规定国际犯罪的立法模式探讨

国际犯罪分为"国际核心罪行"与"一般国际犯罪",它们源于习惯国际法或者条约国际法,但都被国际公约明确规定.我国缔结、加入了大量规定有国际犯罪的国际公约,而这些公约都要求缔约国通过国内立法对国际犯罪加以规定.因此,在我国全面或者大部分地规定国际犯罪,既是作为条约缔约国的义务,也是防止、有效惩治国际犯罪所必需的措施.鉴于我国的刑事立法特点,我们宜在刑法典中统一规定国际犯罪.即在修改刑法第9条、增加其对国际公约适用灵活性的同时,我们可以将一般国际犯罪根据其侵犯的客体规定于现有各章中,并新增一章"危害人类和平与安全罪"来规定战争罪、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这些国际核心罪行.     

国家犯罪与国家行为

根据国际法律文件,只有在一国违背的国际义务是对整个国际社会所承担的义务,而该义务属于国际强行法规范所规定的义务,国际法才可能将该行为规定为国际犯罪。国家犯罪概念中的关键问题就是:如何界定国际犯罪与国家行为。国家犯罪是以国家作为犯罪主体的国际犯罪;国际犯罪是危害国际社会,为国际刑事规范所禁止,且应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行为。因此,国家犯罪是一种国家行为,只有国家行为所违背的义务对保护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至关重要,并被国际法明确规定违背该项义务的行为是犯罪时,才构成国家犯罪。     

我国驱逐出境的立法分析

驱逐出境是一种强迫违法或犯罪的外国人或无国籍人离开国(边)境的行政或刑事处罚措施。目前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对驱逐出境虽有较为明确的规定,但与国际法的规定和要求尚有一定差距,尤其是在程序性的规定上。依照相关国际法和国际条约,正确认识我国驱逐出境立法中的缺失与不足,有助于我国相关立法的完善。     

浅析空中劫持的管辖冲突

空中劫持罪在国际刑法上又可称为“劫持航空器罪”或者“劫持飞机罪”，是危害国际航空安全的恐怖犯罪。具有高度的政治性、敏感性、法律性。为此，国际社会在上个世纪连续缔结了三个国际公约，确立了航空劫持管辖体制。对惩治和防范危害国际民用航空安全的犯罪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由于这一体制未能有效地解决航空刑事管辖权的冲突问题，往往使空中劫持罪难以得到准确定性和及时审判。     

国际航空法不轨旅客问题之初探

近年来,"不轨和有破坏行为的旅客"成为危害航空安全和保安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探讨了不轨和有破坏行为的旅客的违法行为的范围,如何制止机上的不轨和有破坏行为的旅客以及对不轨和有破坏行为的旅客行使管辖权等问题,以期能对这一问题有初步的认识,了解国际上关于此问题的立法状况。     

论我国刑法与反劫持航空器国际公约的协调

为了加强国际合作,同劫持航空器行为的国际恐怖犯罪作斗争,我国陆续加入了三个反劫机国际公约。如何协调、完善我国刑法关于危害国际航空罪的立法规定,与反劫持航空器国际公约保持同步,以促进我国刑事法制的建设,逐步减少并消除国际劫持航空器恐怖犯罪,是我国刑法学研究的一个课题。本文对我国刑法与反劫机公约的协调作了比较论述。     

论21世纪航空安保国际法律规制面临的挑战和新发展——从马航MH370事件说起

"9·11"事件以来危害国际航空安全的的行为主体、犯罪形态等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些新兴国际航空罪行严重挑战了国际民航组织框架下现行的制止和惩治危害国际航空安全的法律制度。为应对危害航空安全的新兴罪行,国际社会应尽快推进《北京公约》等新国际条约的生效,加强惩治危害航空安全罪行的国际合作。同时各国也应在促进国际航空安保法律规制完善的同时,加强国内立法,建立起制止和惩治危害航空安全国际罪行的国际、国内法治机制。     

铁路旅客运送合同研究

铁路旅客运送合同是我国旅客运送合同中最重要的一种。铁路运输行业的垄断性以及铁路运输方式的特殊性,决定了铁路旅客运送合同从订立到履行以及违约责任的承担都表现得极其复杂。本文分析了铁路旅客运送合同的成立、生效的时间及变更、解除的界限,界定了铁路旅客运送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论证了违反铁路旅客运送合同的归责原则及责任竞合时的处理方法。     

2002年海上旅客及其行李运输雅典公约

第1条 定义 本公约中,下列用语含义为: 1.(a)“承运人”系指由其本人或以其名义订立运输合同的人,不论该项运输实际由其履行或由实际承运人履行; (b)“实际承运人”系指除承运人外,实际履行全部或部分运输的船舶所     

《雅典公约》的最新发展及对我国海上旅客运输承运人赔偿责任限制的影响

本文介绍了<雅典公约>在国际上的最新发展动向,分析了我国海上旅客运输承运人赔偿责任限制法律存在的问题和修改的空间,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修改建议.     

《2002年海上旅客及其行李运输雅典公约》介绍

本文从责任基础、赔偿责任限额、举证责任、强制保险等方面分析介绍了<2000年海上旅客及其行李运输雅典公约>.     

外国藉及台港澳罪犯管理教育改造实践与思考

近年来,在上级的正确领导下,福建省莆田监狱在管理教育外国籍及台港澳罪犯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连续多年实现监管安全稳定,管理工作得到了相关外国驻中国使领馆和罪犯家属的肯定和赞扬,中国特色的刑罚制度和执行得到外国藉及台港澳罪犯进一步认同,有效提升了台港澳罪犯爱国热情和拥护两岸和平统一的思想认识。我监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效,也有了一些深入的思考。     

亲子关系的推定与否认制度的建构

法律上亲子关系实为立法构建的产物。亲子关系的确定应兼顾血缘真实、身份安定和未成年子女的最佳利益。以法律推定方法确定子女法律上的父亲,既应适用于婚生子女,也应适用于同居关系中的非婚生子女。对于与真实血缘不符的亲子关系的推定,特定当事人应当享有进行否认的权利。因此,法律应对各主体否认权的赋予具有不同的正当性基础,区分各否认权人的否认理由和否认时效,以体现不同的政策考量。同时还应对否认的法律后果做出明确规定。     

《关于行政案件案由的暂行规定》及印发通知的理解与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案件案由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及《印发〈关于行政案件案由的暂行规定〉的通知》(以下简称印发通知)于2020年12月7日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0次会议讨论通过,于2021年1月1日正式实施。该规定的出台,对进一步规范行政立案、审判工作,助力司法统计,均具有重要意义。     

论直接言词原则与公诉案卷的移送及庭前审查

直接言词原则对法庭审理过程中证据调查和辩论及法院判决时证据的运用都有严格而系统的法律要求。我国立法对公诉案卷移送及庭前审查制度的规定在许多方面都违反了直接言词的要求及各国立法的通例。直接言词原则的彻底贯彻要求我国立法对公诉案卷移送及庭前审查制度进行相应的改革和完善。     

全球化与法理学的变革和更新

全球化进程深刻地改变着法的存在方式、价值取向和发展方向 ,也必然引起法理学的理论变革与更新。本文以法律本体论、法律价值观、法律人格观、法律发展观、法治观等五个法理学的基本论题为主题 ,分析或展望全球化所可能引起的法理学的理论变革和更新。     

Gender and perception of prisons and prisoners

An analysis of national opinion survey revealed that women, as compared to men, favored punishing serious offenders. Women, more often than men, believed that most offenders could be reformed through early intervention programs. Men, on the other hand, favored the ideas of increasing taxes for building more prisons and granting conjugal visitation to some inmates. Finally, it was argued tha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men’s and women’s opinions regarding punishment and rehabilitation was more a function of respondents’ race/ethnicity, education, income, the source of the crime news, and the TV crime shows they watched, than gender itsel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