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集体合同法律制度的思考

当前我国集体合同法律制度存在相关法律规定在签订集体合同的自愿或强制这一问题上过于原则,在实践中操作性不强,涉及集体合同制度的指导性法规立法层次较低,法律的权威性不足,没有明确平等协商和签订集体合同的责任,许多条款规定过于笼统等不足。为此,需要地方立法和行业规章与国家立法和实施的有效配合,努力解决。     

论我国地方立法与国家立法之间的关系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我国基本政治制度中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地方立法和国家立法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这种关系体现在：一方面,国家立法对地方立法起着指导和依据作用,地方立法总体上从属于国家立法,执行着国家立法;另一方面,地方立法又具有一定的自主性,相对独立于国家立法。正确认识国家立法和地方立法的关系,有利于中国法制体系的整体发展,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市场化的进一步深化,有利于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     

对我国反窃电立法的反思

我国反窃电立法体系庞杂 ,政出多门。通过对我国现行反窃电全国性立法和地方性立法的比较 ,我们发现其中存在着许多不足 ,为此很有必要对我国反窃电立法做出符合司法要求的改进     

民族国家建构视域下的清末国籍立法

国籍立法是民族国家建构的基本环节,它使民族国家建立起"国民"边界。对于清末国籍立法,学术界主要把它看作是华侨保护、边民入境和属民改籍等问题导致的结果。从国家建构与国籍立法的历史关联出发,本文从民族国家建构的高度探讨清末国籍立法。民族国家建构包括政权建构和国民建构两大要素。政权建构体现在国际法知识的习得、国家意识的兴起和主权观念的发展上;国民建构则体现在国民身份意识的兴起、权利与义务观念的强化和民族主义的发展上。所有这些要素都与清末国籍立法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民族国家建构是推动清末国籍立法的根本动力,华侨保护等事件则是导致国籍立法的直接原因,必须将两者结合起来思考,才能对清末国籍立法形成全面的认识。以清末为起点,民族国家建构对国籍立法具有持续性影响。     

谈对商业贿赂的治理

商业贿赂是腐败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商业贿赂曾导致许多国家经济发展受阻、腐败横生、社会动荡。有些国家的政权甚至因贿赂丑闻而垮台。从上世纪70年代起，商业贿赂现象逐渐引起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重视，人们对商业贿赂危害性的认识日趋深刻，一些国际组织先后出台了不同的治理对策。许多国家加强了惩治商业贿赂的立法。目前，国际社会在治理商业贿赂的立法、司法、行政、企业自律等许多方面都取得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对我国反商业贿赂也有着重要借鉴意义。     

我国农民平等权利法律保障:回顾、反省与前瞻

保障公民权利是建设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的核心要求。在我们这个农民占总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度内,农民权利的法律保障无疑是法治建设不可回避的问题。遗憾的是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在实践中人们都关注不够。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三农”问题的立法不仅数量与农民人口不成比例,而且立法的层次也较低,多数是一些政策性的文件和法规。就是在这些文件和法规中,农民权利和义务的规定也是极不对等的。而且,在现行的一些法律规定中,尚有许多与城市居民相比不平等甚至是歧视性的规定。为缩小乃至最终消灭城乡差别,必须从制度上建构对农民权利的法律保障。     

浅议诱惑侦查

诱惑侦查是一种特殊的侦查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已得到许多国家的立法认可.我国在立法上没有对其作出规定,但在实际侦查中已有应用.尽管学界对诱惑侦查的合法性存在较大争议,但是基于冲破侦查"瓶颈"的需要,再加之诱惑侦查的实施具有法律容许性,如能够对诱惑侦查在法律上予以规制,那么,诱惑侦查必将对收集犯罪证据、控制犯罪起到关键性作用.     

比例原则及其在刑事强制措施中的适用

比例原则是西方国家公法上的一项重要原则,它对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和保护公民个人权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在立法、行政和司法领域加以贯彻,然而在我国的公法领域特别是在刑事诉讼法上这项原则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刑事强制措施作为保障诉讼正常进行的重要手段,其实施和运用对公民私权利构成了巨大的威胁,比例原则的引进就显得尤为必要。     

在这难忘的十年里

1997至2007这十年．是我们国家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也是多党合作事业和民主党派工作与时俱进的一个重要阶段。这期间．我担任过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常务副主席和第一副主席，2003年3月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回想这十年的经历，无论是全国人大的立法工作，还是全国政协和民进中央的参政议政工作，都有许多值得总结吸取的经验和体会。     

敲开公益诉讼的大门——公益诉讼提起主体的研究

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将公益诉讼提上了议程,这说明我国在公益诉讼制度上已经走出了第一步,对比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我国的公益诉讼制度的立法不够完善,因此亟需改进,要在我国建立公益诉讼制度,需要解决许多问题,其中,如何确立公益诉讼起诉主体的范围是最为重要的问题,它对确立公益诉讼制度的其他内容具有决定性影响。我们可以借鉴美国与德国的相关规定,将检察机关、行政机关、公益性团体、行业协会和其他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确立为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     

试论我国行政立法体制的完善

我国现已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行政立法体制,并且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从目前行政立法工作的理论和实践来看,我国的行政立法制度仍很不完善,还存在着许多比较严重的问题和缺陷,亟待解决和完善。本文拟就行政立法体制的完善作一粗浅的探讨。 一、行政立法权限不清 行政立法权限,是指不同立法主体制定的行政法律规范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分工和限制。我国的行政立法体制是多级多层制的体制,很多行政机关都拥有行政立法权。但是,法律对诸多的行政主体的立法权限却没有作明确的划分,因此行政立法权限不清。 立法权限不清是行政法理论不完备在立法实践中的表现,它的直接后果是破坏国家法律秩序的统一。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主要应该对行政立法主体的行政立法权限作科学的、合理的划分。主要包括:     

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在立法立规中的协调与衔接

在我国二元规范体系下,实现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协调与衔接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重大命题。二者的协调与衔接需要从立法立规、适用、合宪合法性审查等诸多场域展开。其中,在立规立法中的协调与衔接是实现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协调与衔接的前端机制。实现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在立法立规上的相互协调、动态衔接和良性互动需要做到以下三点:其一,立法立规前,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之间形成相对明晰的调整范围;其二,立法立规中,党内法规立规主体和国家法律制定主体的沟通协调;其三,立法立规后,两大规范体系动态运行的立法立规调整,即立法转化。     

论预期违约与不安抗辩制度

预期违约是英美法系合同法中有关先期毁约的制度,不安抗辩权是大陆法系合同法中有关合同履行的抗辩制度。不安抗辩制度与预期违约理论对于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合同立法都有着重大影响。由于它们在我国各类合同实践中都客观存在,因而在我国合同法中加以借鉴是必要的。 一、预期违约的概念及立法 预期违约是英美合同法中特有的概念。它以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为届,将合同违约分为预期     

行政人员是一个独特的职业群体

改革开放前，我们在理论上有许多忌讳，对于许多现实中客观存在的的事物，理论上却不予承认。正如行政管理学曾被作为资产阶级伪科学加以拒绝一样，我们不愿承认行政人员作为相对独立存在的群体这一现实。改革开放20多年了，在实践中，我们已经着手公务员制度的建设，专业化进程正在加快，并进行了相关的立法工作。当前，在这一问题上抱有科学的态度，对于行政管理的科学化，对于廉政建设，都是迫切需要的。     

立法后评估的回应滞阻析论

立法后评估的最终目标是通过"立法回头看"进一步完善法律,即立法后评估结果应得到国家立法机关的回应,从而真正实现法律的"立、改、废"。然而因为立法后评估结果因素以及立法机关的制度约束,立法后评估回应发生滞阻状况,为此,我们需要提高立法后评估结果的信度与效度以及建立顺畅的评估结果转换机制。     

证人拒绝作证权的价值与立法建议

证人拒绝作证制度作为现代法治国家的一项重要证据制度,在世界许多国家的证据立法中都已明确规定,而我国目前对此立法却尚未确立.这项制度旨在保障人权和实现法律价值的多元化,该制度具有良好的人性基础和法律传统基础,并且符合现代法律的效益价值观.因此,尽快确立证人拒绝作证制度对进一步完善我国法律具有重要意义.     

论小额诉讼程序的构建

20世纪后半叶以来,司法的压力以及运作中存在的问题与日俱增,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积极地进行司法改革,此时,小额诉讼程序作为一种简易、便捷、低廉的新型程序应运而生。在我国,小额诉讼程序并未在立法上予以规定,但2011年民事诉讼法草案对小额诉讼程序作了专门的规定,将该程序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浅议学理上的立法完善

学理上的立法完善，一般是指国家立法机关的工作机构和非立法机关、组织、团体和个人对法和法的条文所进行的解释、整理和汇编。这类立法完善的结果在法律上是没有约束力的，不是立法活动。它的主要目的是为有权立法的国家机关进行法的制定、修改、补充、废止和编篡等立法活动提供学理上的依据和参考。学理上的立法完善一般有以下3方面内容。     

论行政裁决

民事争议传统上由法院管辖。随着现代行政的发展和民事争议技术性、专业化的增强，行政裁决已是当今世界许多国家普遍存在的事实。如何正确认识其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完善有关行政裁决的立法，提高行政司法质量，解决既要及时处理民事争议又要有效监督行政行为的矛盾，正是本文探讨所在。     

从“大部门制”改革看我国行政组织法的完善

“大部门制”改革需要我国行政组织法确立行政机关和行政职权的法制化、重新审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强化行政部门间的协调。行政组织法的改革和完善是推动和保障“大部门制”改革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然而，目前我国行政组织法在立法和规范上均存在许多不足，这需要我们在行政组织法中确立行政法治原则，完善行政组织立法体系，并着力增强其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