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刑法十三条但书的解读

《刑法》第13条的规定被普遍认为是我国刑法对犯罪概念的定义，这个定义是对形形色色犯罪所作的高度概括，是我们认定犯罪、划分罪与非罪界限的基本依据。但是，对于该条“但书”的内容即“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的解读，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书的规定，涉及到刑法所有罪名，对错综复杂的司法实践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对保持刑法的稳定性有很大的价值。本文试就但书具体适用中的几个常见问题进行探究，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从“但书”条款适用看司法如何遵循立法

醉驾入刑,本已经过多番民主而又审慎的立法审议,及至最后修改并通过的醉驾入罪条款,其态度可谓非常鲜明,即醉驾入罪,不视情节。①然而,司法者是否在刑法分则所有罪名中,以实体法中的但书条款为由,对于罪或非罪的判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立法者对于醉驾的入罪化努力是否会因此打折扣甚至付诸东流     

对于危险驾驶行为适用“但书”条款并无不当

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醉驾表态的法理与实践面面观最高人民法院谈话的要点就是《刑法》总则第13条但书条款对醉驾入罪是适用的。社会对最高人民法院谈话反响最大的焦点也在这里。大家认为,如此清晰的立法修改,立法本意如此的明显,还有什么情节显著轻微可以考虑呢?有报纸标题就直接解读过对该立法的理解:《醉酒者发动车子就算犯罪》。     

“犯罪情节轻微”在相对不起诉中理解与适用

不起诉标准中的犯罪情节轻微应该适用于所有犯罪,认定是否属于犯罪情节轻微时,应综合考虑犯罪的具体情节、相关司法解释及处罚的必要性。犯罪情节轻微与情节显著轻微的区分应考虑社会危害程度及社会效果。     

关于刑法情节显著轻微规定的思考

犯罪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是我国刑法犯罪概念中的规定。这一规定在理论上有诸多不妥当 ,在执行中也存在着理解和适用不一致的问题 ,不利于实现罪刑法定原则。因此 ,从立法上解决该规定存在的问题是必要的。     

关于刑法情节显著轻微规定的思考

情节显著轻微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是我国犯罪概念的补充性规定,这一补充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积极的防范社会犯罪的作用,维护了社会安定。但是,由于情节显著轻微这一概念本身的不确定性,适用范围的不明确性,使得在执法过程中,执法人员经常会遇到各种问题,而且,以社会危害性的程度作为衡量犯罪的标准在一定程度否定了犯罪概念中刑事违法性这一主要特征,削弱了刑事违法性对司法人员界定犯罪的重要性,影响了案件审理的公正公平。为此,本文针对刑法中关于情节显著轻微的规定进行简要分析,以发现其中存在的矛盾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以期给相关研究者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论犯罪概念中的“但书”规定

“但书”规定是我国刑法的一大特色,对于我国刑法立法、刑事司法、刑法理论、和社会有着许多积极意义,同样在这些方面也有许多消极之处,应当正确评价“但书”规定的存在和作用。     

“不认为是犯罪”司法适用中的几个问题

我国刑法第十三条“但书”的规定,是犯罪的例外。其中:“情节”是指犯罪情节;“显著轻微”侧重于危害后果;“危害不大”包括主观恶性程度和客观危害程度;“不认为是犯罪”因未达到必受刑罚惩罚的严重程度,而被排除在刑罚调整的范围之外。为争取以最少的成本实现威慑的目的,应提倡大胆地适用“不认为是犯罪”,适当扩大“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范围,补充完善“不认为是犯罪”的非刑罚处理方法,统一规范“不认为是犯罪”的处置程序。     

“但书”是对抽象危险犯进行适用性限制的唯一根据

一、刑事违法的实质解释:从社会危害中求证犯罪构成内含的可罚性基础醉驾是否一律构罪问题之所以出现如此激烈的观点冲撞,根本上是由于我国刑法理论对《刑法》第13条犯罪概念以及社会危害性与犯罪构成关系问题的认知一直存在严重分歧。只有在刑法理论上厘清这一问题,才可能准确框定醉酒驾驶犯罪构成的规范边界。我国刑法理论一般认为,从《刑法》第13条有关犯罪概念的规范表述分析,犯罪概念是形式与实质内涵的结合。     

犯罪概念的梳理与评价

我国刑法学者的主流观点一般将犯罪概念区分为形式定义与实质定义,并且实际上坚持犯罪概念的实质定义,反对形式定义.本文试图以作者自己的视角和方式分别对犯罪概念的形式定义与实质定义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它们重新作出评价.作者认为,犯罪的形式定义与实质定义实际上都包含着刑事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的内容,它们之间并不是绝对对立的;界定和评价犯罪(即解决犯罪概念/罪与非罪/定罪问题)时应该优先选择刑事违法性标准而非社会危害性标准.     

和谐社会构建中的法理念转换

中国走向和谐社会的进程在法律领域的展开表现为建立新型的宪政,而建立宪政的理论前提就是重构法的理念。实现法的根本理念的转换应当从对过去一个时期奉行的阶级专政的法律理念的反思和批判开始。应当在这种批判的基础上,重新思考和定位人的法律角色、法的逻辑构造方式、法的正义观念等。     

中国刑法语境中的“共谋罪”考辨

共谋罪是英美刑法特有的概念。共谋罪的本质是二人以上就犯罪、不法行为或其他行为的实施达成协议。惩罚共谋罪本质是惩罚不法协议。围绕“共谋罪独立于目标犯罪而具有可罚性”的基础性观念,英美刑法创设了相应的实体法和程序法规则。我国刑法中的阴谋犯、预备犯等与英美刑法共谋罪从根本上说是不同的范畴。我国刑法并不惩罚共谋罪。     

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刑法学新思维

2006年度我国的刑法学研究,在基础理论和实务问题方面取得了进展,尤其就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刑罚改革、刑事和解等问题形成了研究热点.据粗略统计,2006年度出版刑法学著作包括个人学术专著、编著与译著不啻百部;在各类学术期刊上发表刑法学术论文2000余篇.①本年度刑法学学术交流频繁,举办了十余次富有成果的学术研讨会.②整体上看,2006年刑法学研究的热点问题突出表现为以下方面:     

论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地方经济法治

地方经济法治是地方经济的法治化,属于法治和地方法治的下位概念.分权理论和法治的地方性是地方法治的两个支点.构建地方经济法治应秉承以地方分权为基础、以中央集权为主导的理念,具体表现为四个基本原则:保证分权体制的科学性与法治化,保障、促进并创新地方经济权力,剩余权力归地方,分权需以地方民主和必要的中央集权为基础和保障.地方经济法治有利于构建和谐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巩固并促进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和谐社会语境下刑事执行法学的新发展

一、刑事执行法学研究概观 (一)学术著述成果丰硕 据不完全统计,2006年在各类刊物上发表的刑事执行法学类的论文400余篇,呈现出我国刑事执行法学持续发展的良好态势.就著作而言,主要有:辛国恩主编:<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兰洁主编:<中国监狱学会20年>(法律出版社),王平主编:<恢复性司法论坛>(群众出版社),马志冰等编:<中国监狱文化的传统与现代文明>(法律出版社)等.     

和谐社会语境下的被害人上诉权研究

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被害人上诉权问题存在支持论和反对论两种主要观点,应当在和谐社会的平衡司法理念下理性对待被害人上诉权问题,不能简单地持肯定或否定态度。理性的态度应该是在吸收双方观点中合理成分的基础上对我国被害人抗诉请求权进行合理改造,使被害人、被告人和国家（社会）三方面的利益达到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     

构建和谐社会视野下司法行政的几个问题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命题,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政治智慧、历史眼光和理论创新能力,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而且这种意义随着实践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显现出来①。完成好这个科学命题,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需要党和国家搞好各项工作,进行长期不懈的努     

和谐社会语境下公共政策之公共利益解读

公共政策作为社会利益的调节器,始终应该以公共利益作为出发点和目的。对于公共利益的内涵界定,多年来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热点。在建构和谐社会的新语境中,公共利益无疑被赋予了新的意义,那么,重新解读这一点,无论对公共政策,还是和谐社会都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指导作用。     

都市社会语境下法治认同模式的构想

城镇化进程的全面启动与依法治国战略的全面推进使得都市社会中的法治认同成为一个重要论题。一方面,都市社会的发展消解了传统法治认同模式赖以存立的共同体,另一方面都市化的进程又塑造了一种新型的社会关系并具有独特的精神气质,进而构成了一种新型的共同体——媒介型共同体。媒介型共同体以异质性的不断生成为其正当性基础,以多重空间分配与构造为其基本特征,并且超越传统的依托于民族国家的共同体模式,形成了一种依托于都市和全球的新型共同体。都市社会中的法治认同要求利他主义的都市法律主体,立基于"都市—全球"的互动结构,以空间分配促进都市法律主体对于都市法治的认同,最终指向都市法治的实现。     

和谐语境下的刑事错案研究

我国学者对何为刑事错案的问题存在着认识上的严重分歧,这显然不利于发挥理论对司法实践的明确指导作用。鉴于此,有必要厘清人们对刑事错案的模糊认识,探讨刑事错案产生缘由及其应对之策,为司法实践提供理论上的支持,尽可能地减少错案的发生,确保司法公正得以最大限度地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