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行法抑或任意法——论公司法的规范配置及适用

如何识别公司法的规范属性和类型,是一个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必须面对的问题.公司法不仅调整商事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也调整商事主体的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与此相适应,公司法配以任意性规范、倡导性规范、授权第三人规范、强行性规范和混合性规范.不同的规范类型,适用的范围不同,法律效果也有着相应的差异.其中任意性规范,因其适应公司法的理念和改革趋势,故应成为公司法中的主导规范.     

论公司法中的强制性规范

从公司规范的效力价值的视角对强制性规范的划分提出了建议:在外以是否涉及社会与第三人利益为准,在内以保护公司内部中小股东利益为标准来划定公司法中的强制性规范。     

行政法哲学中的公共利益本位论

在公共利益本位论的立论过程中,行政主体被不恰当地直接等同于公共利益主体,而且存在着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的混淆问题,这些弱点使得该理论没有给个人利益与权利留下应有的空间.在倡导者为之提供的理论根据中,唯有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一致关系是一个合理的、但却需要进一步明确的论点.基于对这种利益一致关系及其有限性的具体分析,行政法中公共利益本位论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可以得到真正的说明.     

公司法“规范错配”与公司章程自治法律风险

随着公司章程自治意识的增强,实践中的公司章程逐渐摆脱过去照搬公司法之旧习,个性化色彩愈见浓厚。近年来,实践中关涉公司章程的法律纠纷越来越多,且涉章案件经常成为司法裁判中的疑难案件甚至悬案。究其原委,我国现行《公司法》所存在的规范错配问题乃是引发形形色色的涉章纠纷的关键性制度诱因。现行《公司法》所存在的强制性规范设置失当、法律规范属性难辨以及要件缺失等问题,造成了章程与公司法之间的规范缝隙,增加了公司实施章程自治的法律风险,亦为司法裁判中同案不同判现象的产生埋下了伏笔。     

论专利制度中的利益平衡之义

专利制度通过其制度设定来最大程度地维持专利权人和社会公众间的利益平衡。我国在重新修订日益扩张的专利法时，加强了对社会公共利益、专利权人利益和利益相关人利益平衡的调整，以期获得良好的经济和社会回报。     

论检察机关民事公诉权的根据及其范围

检察机关的民事公诉权是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也是加强民事检察监督的方式之一。本文通过对民事公诉权产生根据的分析,主张赋予检察机关对特定范围民事案件的公诉权。     

我国的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及完善思路

2018年5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对“英烈条款”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开创性地确立了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拓宽了民事公益诉讼的领域。英烈保护公益诉讼领域立法在我国起步较晚,还存在诸多问题,为此有必要通过优化检察机关启动英烈保护公益诉讼程序、赋予行政机关和社会组织起诉主体资格、加强多方协作与配合和完善英烈保护民事责任承担方式等途径,完善我国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制度。     

社会公共利益与强制性规定在无效合同认定中的适用关系

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了合同无效制度,其中第四项与第五项的使用颇具争议,两者的适用关系也是学界和司法实践关注的焦点。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对强制性规定的限缩解释,所以当合同违反低位阶法律时,往往出现法官同案不同判的现象,造成裁判实践的混乱。因此,解决问题的关键就是明确界定强制性规定与社会公共利益规范在无效合同认定中的适用关系。文章通过案例分析,总结出合同无效制度的适用体系,以解决司法实践中合同无效判断标准不明确的问题。     

论版权的淡化

文章借鉴商标淡化理论,考虑到社会公共利益保护的需要,从利益衡量的角度出发,论述了在一定条件下版权人的权利应该让位于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从而构成作者所谓的版权的淡化.     

论公诉行为的规范与运行

公诉行为的规范与运行,可以从法律规范、行为主体以及司法政策三个方面的互促共进中加以完善。法律规范型构了公诉行为样式、行为互动和行为特征,并展现了更加多元、日益专业等方面趋势。从互动角度讲,侦、诉、辩、审各方角色的定位与配合可以强化公诉行为的践行力。此外,公共利益原则、宽严相济政策等形成的司法裁量将有助于提升公诉行为以人为本的品质。     

理性分析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后的利与弊

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后的有利因素或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也不容忽视其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弊端。本文主要从保护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权益两个方面冷静、客观、理性分析该法实施后的利与弊。     

浅论经济法的价值

法的价值是关于法的目标、理想或主要功能作用的抽象,是法律科学的基本范畴之一。实质公平与正义在经济法领域的特殊表现,是经济法基本精神的具体化。而经济法以追求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平衡基础之上的社会利益至上的价值取向是经济法宗旨、原则赖以存在的前提。追求实质公平与正义、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是经济法的价值目标。     

私法与公法：体系的对立与规范的混合——兼以民法的公私法属性为视点

为有助于化解公私法划分及部门法公私法属性之争议,用历史实证的研究方法,呈现近代私法、公法的体系划分以及公私法与民法等部门法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法律传统的历史性自然延续,经历了从规范、学说体系到部门法的演变;借助于现代法学方法论,解释现代法学家对公私法分类传统的质疑,实质上是揭示出以法律文本为表征的民法等部门法内在规范组成要素的公私混合性,这是自罗马法以来的一种法律文本之常态;要合理考量公私法之间的关系及它们分别与部门法的关系,应立足于三个视角加以区分：传统与体系;规范;本体规范。     

知识产权法利益平衡原理论纲

知识产权法可以被看成是在知识产权人的垄断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一种利益分配、法律选择和整合 ,其本身具有利益平衡机制 ,无论是从法理上还是从财产权理论看 ,这一利益平衡机制具有充分的正当性。它是国家平衡知识产权人的专有利益与社会公众获得知识和信息的公众利益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更广泛的促进科技、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公共利益的制度安排。     

论“服务型政府”在行政法上的定位

作为“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一环,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命题。“服务型政府”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视点和维度。从行政法的角度来理解“服务型政府”,同样存在诸多不同的层次和阶段,其基本内涵和外延也呈现出诸多不同,不宜一概而论。在行政法上,“服务型政府”并非法的概念,而是一种价值导向理念。它不仅指导以狭义的“服务”等给付为其职能的政府,而且还指导以惩处、强制等规制为其职能的政府。它要求政府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为人民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保障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尊重和保障公民合法权益。推进法治政府的建设,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理念的最好体现。     

预期违约制度及其在我国合同法中的应用

预期违约包括明示违约和默示违约两种。预期违约制度与大陆法系的相关制度有不少异同之处。虽然我国的法律体系基本上属于大陆法系,但预期违约制度对合同履行中的风险防范具有重要作用,新的合同法的立法者应将其吸纳。     

再论我国刑事诉讼公诉标准

公诉证明标准与公诉标准不是同一的概念,公诉标准还要对公共利益及刑事政策进行权衡。从逻辑学的角度看,二者的关系可以表述为一种种属关系;很多国家都对公诉标准作了明确的规定,大都赋予了检察官自由判断公诉标准的裁量权;在我国,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对公共利益及刑事政策的权衡也同样重要,应当赋予检察官权衡公诉标准的自由裁量权,但同时也要有所制约。立法中应当明确列明公诉标准的范围,以使检察机关在决定提起公诉时有所参照。     

试论我国《合同法》对第三人利益合同的规定——对我国《合同法》第64条的解释

学界和司法实践中对我国《合同法》第64条的理解和适用存在着争议。否定说认为该条文没有对第三人利益合同做出规定,第三人不享有直接请求权;宽泛肯定说认为《合同法》第64条规定了第三人利益合同以及债务人依照约定而为交付两种情况;不足肯定说认为该条文实际上规定了第三人利益合同,第三人可依据该条的规定享有履行请求权,只是该规定尚不明确,在我国尚未形成第三人利益制度。经过比较分析,宽泛肯定说更具合理性和现实意义。     

我国合同法归责原则重构

归责原则所要解决的,乃是依据何种事实状态确定责任的归属问题,归责原则是违约责任,乃至合同法的核心制度。从责任的本质入手,归责的判断标准应符合最起码的伦理道德底线,并能体现合同自由和矫正正义。因此,有必要从民法与合同法的关系出发,反思我国合同归责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