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公共物品供给的理念创新

地方性公共物品因其区域性宜实行分别供给,地方政府应承担起地方性公共物品的供给职能。由于传统行政文化的牵引、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和公共物品供给的复杂性等,地方政府供给理念存在偏差,即片面追求政绩,对民众需求考虑不够;供给物品的质量不高,质量意识不强;政府垄断供给,没有认识到其他主体在供给中的重要作用;地方政府责任意识不强等。因此,地方政府应进行理念创新,即树立以民为本,质量至上,供给主体多元化以及责任理念,保证为民众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物品。     

关于地方政府提升公共物品供给能力的思考

政府垄断公共物品的提供与生产,是当前我国政府管理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政府可以是公共物品的提供者,但并不一定非是公共物品的生产者不可。要建立新的公共物品管理机制,使公共物品领域成为政府与市场共同调节的领域,建立社会参与机制,发挥政府、企业和公众的积极性,建立分级管理机制,规范各级政府间的权责关系。公共物品经营的模式应多元化,主要应有:公有公营;公有私营;私有私营;社会或使用者提供。     

跨地区公共物品供给的博弈分析与路径选择

跨地区公共物品是具有特殊属性的公共物品,需要由两个以上的地方政府联合供给.从地方政府间横向博弈的角度看,容易出现供给失灵的局面.对此,可以通过构建良好的制度环境,建立合作共治的治理制度,合理规范地方政府自身行为等措施来改变跨地区公共物品的供给现状.     

论公共物品政府供给的法律机制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公共物品供给的缺失逐渐成为社会各阶层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这不仅动摇了社会公众对改革的认同度，同时也导致了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紧张关系，进而对我国当前和谐社会的构建也将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我国公共物品供给机制给予理论的反思与制度的重构。     

地方公共物品民营化的理论探讨

长期以来 ,在理论界认为公共物品必须由政府来提供 ,市场方式即通过私人提供是低效率的。但在现实生活中 ,由民间资本提供的地方公共物品不断出现 ,地方公共物品民营化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这就促使我们必须对上述观点进行重新思考。地方公共物品是从区域经济的角度进行区分的准公共物品 ,在排他性、竞争性以及收益性方面有着不同的特征和组合 ,而且 ,根据公共选择理论和产权理论 ,地方公共物品民营化在理论上也是可行的。     

公共物品的私人供给机制及其政府行为分析

公共物品包括纯粹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 ,对其严格分类是进一步分析其有效供给的基础。在公共物品供给机制上 ,有公共部门供给和私人供给两种途径选择 ,其中 ,在公共物品私人供给机制的选择上 ,存在必要性与可能性 ,但归根到底 ,仍然需要政府公共部门的有效运作才能保证公共物品供给的充分实现。     

公共物品私人提供的博弈分析

公共物品的自愿提供是公共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基础问题,已有研究者从博弈论与实证等角度对该问题进行了研究,但较少有学者考虑效用函数对公共物品提供问题的影响.基于对效用函数的回顾,建立了考虑社会效益这一因素的效用函数.在此基础上对公共物品私人提供进行了博弈分析,得出结论:引入社会效益这一非物质性因素使得可以通过行为主体的自愿提供使公共物品的提供量达到帕累托最优;随着行为主体的数目的增多,要实现通过自愿供给的方式提供公共物品则要求降低物质性因素对行为主体效用所产生的贡献水平;当参与提供公共物品的行为主体为很多时,要实现合作,通过自愿的方式来提供公共物品则要求社会效益这一因素成为行为主体进行决策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浅析公共物品供给中政府与第三部门的角色

在全球性的“治理”变革中 ,第三部门将与政府一起共同承担管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责任。政府源于社会 ,服务于社会 ,政府在公共物品提供中扮演着生产者、安排者或提供者两种角色。在当前 ,我国政府一方面继续担当生产者角色 ,另一方面又担当起培育第三部门的职责。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育、成熟以及第三部门的发展壮大 ,我国政府将逐渐实现由公共物品的生产者向安排者或提供者的角色转换 ,同时第三部门也可扮演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和生产者的角色。     

我国农村公共物品多元供给制度的构建

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现行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在以政府为中心的一元思维下步履维艰,表现为供给总量短缺、结构失衡、制度低效、需求与供给偏离。从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的历史演进来看,自上而下供给决策机制导致的低效率是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陷入困境的根源所在。农村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必须依靠制度的重构,其关键在于农民需求表达基础之上的多元主体的引入。应该通过政府、企业、第三部门和农村社区等多元主体和融资、竞争、监管和绩效评价的多元运行机制的共同作用,来实现农民公共物品的有效充足供给。     

地方政府间跨区域合作治理的行政制度供给

随着跨区域公共问题和公共事务的大量兴起,地方政府间的开放和合作趋势不断深入,但由于制度惯性、市场竞争、资源稀缺等原因,府际间的合作治理出现一定的路径依赖,如何突破行政区划界限,克服区域发展所导致的负外部性效应,以合作治理的形式提供优质的区域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成为地方政府所面临的新课题。因此,地方政府间应构建新型的跨区域合作治理的行政制度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增强跨区域合作的动力,以实现地方政府间跨区域的合作治理。     

基于制度可实施性的地方政府间区域合作实施机理分析

关于地方政府间区域合作的研究,不仅需要探讨如何建立合作关系和选择何种合作方式等问题,而且必须关注如何确保合作治理的有效实施问题。从制度可实施性视角看,地方政府间区域合作的有效实施过程,应当是以正当性和合理性的区域合作框架为起点、以对地方政府行为的激励引导为动力、以相配套的实施机制为保障的逻辑递进过程。     

促进内需增长的公共物品政府供给台理化分析

当前我国政府必须充分认识到自己在扩大内需、刺激消费增长中的重要职责,通过多方面的努力保证内需持续快速地增长.其中,政府能否合理地供给公共物品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政府应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构建一种能够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公共物品供给模式,以社会性公共物品供给为主,实现城乡公共物品供给的相对均衡,避免公共物品供给的过度市场化,实现政府供给公共物品的合理化.     

公共精神:提升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的关键因素

地方政府的执行力是保证政令畅通的首要条件,直接影响政府的公信力.目前,我国地方政府政策执行还存在着较多的问题,其关键因素在于公共精神的缺失.公共精神的缺失从根本上弱化了政府的执行力.公共精神对于提升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具有重要的价值.有效提升政府执行力,必须从内生机制与外生机制两个方面培育公共精神.     

转型期我国地方政府间恶性竞争的制度分析

行政性分权造成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事权、财权体制的不完善扭曲了地方政府作为利益主体的竞争意识.但在同时,由于激励机制的缺陷和约束机制的孱弱,导致了地方政府间的恶性竞争,并出现了不容忽视的负面效应.     

论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地方政府制度供给机制的变革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地方政府在制度供给机制上由效率主义向正义内核转变,由政府主导的单一主体向以政府为主的多元主体转变,由追求经济收益最大化向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共利益转变,由非制度化、非规范化的制度供给方式向制度化、规范化的供给方式转变。这些变革的顺利进行必须在中央政府积极引导下,努力克服原有意识形态的惯性影响及路径依赖作用,减轻预期成本的约束,增强民间制度需求的实现供给能力。     

完善地方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思考

地方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各国财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协调各级地方政府利益分配关系的重要手段。目前地方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存在支付制度不完善、支付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完善地方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要明晰各级地方政府事权与支出责任;二是要在收支计算方面用“因素法”替代“基数法”;三是优化各级地方政府财政转移支付结构;四是强化地方政府财政转移支付法制化建设。     

公共物品供给中的难题:基于新制度主义的解读

在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存在着众多的制度难题。首先,公共物品的供给是一个复杂的集体选择过程,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对个人偏好进行加权。其次,如何处理和应对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的委托—代理关系,防止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新制度主义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解读,提出了从制度的层面来解决上述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强制性制度变迁中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博弈分析

制度的形成是一个博弈的过程,是包括制度的设计者、执行者在内的博弈均衡。在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制度的设计者是中央,执行者是地方政府。由于中央与地方是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双方利益和偏好不一致,就会导致中央提出的政策与地方实际执行的政策不一致,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因此,中央政府在制定政策制度时,应充分考虑地方政府的反应,与地方政府重复博弈,诱使地方选择有利于中央政府的行为方式,只有这样中央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才能顺利、彻底地实施。     

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困境与出路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政府管理理念正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提高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政府职能转变的要义所在,是推进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     

欠发达地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探究——基于X村与Z村的比较分析

农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当前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主要存在供给总量不足、供给结构失衡以及供给主体单一等困境,在对比X村和Z村农村物品供给模式基础上指出每种供给模式的利弊,同时提出通过促进多元供给主体发展、明晰供给主体责任、拓宽融资渠道、建立供给效果评价机制等途径全方位解决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