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贿赂犯罪疑难问题的司法适用

两高《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对医务人员商业贿赂犯罪作了扩充性的规定,对商业贿赂共同犯罪的罪名进一步确定,但该规定的合理性依据及其具体的理解和适用,在理论和实务界引起较大的争议。本文认为,对医务人员商业贿赂犯罪司法认定和共同犯罪罪名的认定应遵循实质要件判断标准,即对医疗领域的商业贿赂行为认定受贿罪时不能仅仅局限在采购环节。应当严格区分医生所收受商业贿赂的基础条件,如果是基于医生的行政职务行为而收受财物,应当以受贿罪论处;反之,如果基于其处方权而收受药品回扣等,则应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论处。对商业贿赂共同犯罪罪名的认定,在复数实行犯情况下,以主犯的罪名将共犯分别认定为受贿罪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具有其合理性,但在特殊情况下应根据共犯理论与有利于被告人原则进行调适。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适用中的几个疑难问题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共同犯罪的成立,必须同时符合共同犯罪的主客观条件。当其与受贿罪发生竞合时,可以构成受贿罪的共犯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帮助犯,也可以构成受贿罪共同犯罪。多环节利用影响力请托情形,关系人可成立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类犯罪的共犯或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本罪与介绍贿赂罪在很多时候存在数罪并罚的情况。对请托人的行为应采取引证罪状方式规定,并规定单位犯罪条款,罪名概括为＂影响力行贿罪＂,并应当根据受贿行为的时间准确认定犯罪时间。     

贿赂罪共同犯罪问题研究

贿赂罪共同犯罪问题 ,是研究贪污贿赂犯罪中不可回避之重要刑法理论问题 ,其不仅作为典型的共同犯罪问题而倍受刑法共同犯罪理论研究的广泛关注 ,而且对于当前惩治腐败 ,加强廉政建设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非国家工作人员能构成受贿罪共犯 ;单位也能作为贿赂罪共同犯罪的主体     

共同犯罪的司法认定

对共同犯罪的认定,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共同犯罪的主体认定;(二)共同犯罪的客观方面认定;(三)共同犯罪的主观方面认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常常会出现一些较为复杂的共同犯罪情形难于认定.本文列举出一些比较常见的但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操作的共同犯罪情形,并对其进行了探索.     

对贪污共同犯罪有关问题的思考

对贪污共同犯罪的认定,尤其要注意这样几种情况:1.内外勾结的贪污共同犯罪;2.同一单位中混合主体的贪污共同犯罪;3.贪污共同犯罪中的贪污数额认定。     

代理人“超额索贿”行为之司法认定

在非国家工作人员作为国家工作人员代理人出面索贿的场合中,代理人"超额索贿"行为在司法定性上有共同受贿说、单独受贿说、片面共犯说、诈骗说、侵占说、不当得利说等诸多争议。该行为因超出了共同犯罪故意的成立范围而不能成立受贿罪的共犯、因主体不具备特定身份而不能成立单独受贿罪。侵占说、不当得利说因未能准确认定超额部分贿赂的性质、违背制度内涵而难以成立。诈骗说完整地把握了"超额索贿"行为的实质,符合充分评价原则要求,立足于规范行为的角度上应予采纳。     

论共同过失犯罪

本文首先介绍了刑法学界关于共同过失犯罪的理论纷争,并进而认为共同犯罪有事实的共同犯罪与法律的共同犯罪之分,而共同过失犯罪则属于事实上的共同犯罪而非法律上的共同犯罪(后者仅限共同故意犯罪).在此基础上,本文逐一分析了共同过失犯罪的具体类型,并较为详细地论述了共同过失犯罪的认定及其定罪与处罚问题.     

网络共同犯罪的刑法应对及完善思路

信息网络的虚拟性和无边界性,使网络犯罪所依存的空间从有形转变为无形,增加了网络共同犯罪的认定难度。网络共同犯罪在犯罪地点、犯罪行为以及犯罪主体上都具有特殊性,对其研究应从共同正犯、教唆犯、帮助犯的认定上着手。应当在严格、准确适用现有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的基础之上,选择性地运用共犯行为正犯化的立法模式,以有效打击网络共同犯罪。     

论单位与自然人之共同犯罪

单位与自然人共同犯罪作为单位共同犯罪的一种形式 ,由于行为双方身份上的差异 ,导致在实践中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观的共同故意和客观的共同犯罪行为为其认定条件。刑事责任要在正确认定主犯、从犯或者教唆犯 ,胁从犯的基础上综合考虑。     

共同犯罪的成立范围探究

我国刑法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可见,二个以上"什么样的人"共同实施了"什么样的罪"是认定共同犯罪圈的关键.完全犯罪共同说纯粹从刑法规范的角度来确定"人"和"罪",全然不顾事实,极大地缩小了共同犯罪圈,导致其理论不能有效指导司法实践.部分犯罪共同说为弥补完全犯罪共同说的缺点则从功利角度对犯罪构成进行"强拆",但共同犯罪圈仍旧偏小.行为共同说①虽以构成要件事实为根基,但将共同犯罪的事实认定与刑法规范评价混二为一,不仅导致其理论具有功利主义色彩,而且在扩大共同犯罪圈的同时又在缩小共同犯罪圈.唯有对共同犯罪的"人"和共同犯的"罪"先进行事实上的认定,再对之进行规范评价才是准确界定共同犯罪成立范围的唯一出路.     

纯正身份犯共犯的构成

"受贿罪共犯否定说"认为无身份者不能构成受贿罪的共犯;"全然否定论"主张不仅无身份者不能构成受贿罪的共犯而且其不可能构成所有纯正身份犯的共犯.两种否定论都有其各自的缺欠和弊端.立足于纯正身份犯的内在规定性以及共犯的处罚根据理论,无身份者可以构成纯正身份犯的共犯(教唆犯和帮助犯).     

我国现行受贿犯罪罪名体系探究

惩治受贿犯罪是我国目前反贪腐工作的重中之重,针对目前刑法学界普遍主张的＂贪污贿赂犯罪罪名体系一元化的发展路线＂,在探讨现行受贿犯罪罪名体系的基础上,从犯罪主体、客体、法益保护、分则条文的适用和分布等多方面肯定我国现行受贿犯罪罪名体系的合理性,分析我国单位和自然人双重犯罪主体的可行性,并提出对我国受贿犯罪罪名体系的完善措施,主张规制非国有单位的受贿犯罪,并对现行受贿犯罪进行进一步细化,以便司法实践操作。     

论受贿罪的犯罪主体-兼论受贿罪与贪污罪犯罪主体的区别

受贿罪是我国刑法规定的一种以特殊主体为重要犯罪构成要件的犯罪 ,对受贿罪犯罪主体的认定 ,历来是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难题。根据我国《刑法》对受贿犯罪主体的规定自 1979年以来有几次变化 :一是要严格限制受贿罪的主体范围 ;二是应当依法确定受贿罪犯罪的区别及受贿与贪污罪的区别     

对现行《刑法》中受贿罪的法律思考

我国《刑法》对受贿罪的规定过于简略。通过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受贿行为、贿赂范围、为他人谋取利益、犯罪主体、回扣和手续费的分析 ,建议通过立法 :1.将索贿罪与受贿罪分离 ,规定不同的量刑幅度 ;2 .将索贿罪改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 ,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或物质性利益 ,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3.将斡旋受贿罪独立 ;4 .另设职前受贿罪与职后受贿罪。     

贿赂犯罪中“贿赂”范围的立法完善

在立法层面对贿赂犯罪进行完善,是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应从贿赂犯罪的现实立法规定与打击贿赂犯罪的实际需要出发,结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有关内容并参考其他国家有关贿赂犯罪的立法规定,扩大贿赂犯罪中＂贿赂＂范围。     

论“家庭型”共同受贿犯罪若干难问题

"家庭型"共同受贿犯罪成立的理论基础是共同犯罪的基本原理,但应注意这种共犯是有条件的,不能一概而论,应根据共同受贿的不同形态进行定性分析.在共同受贿犯罪中,每个共同犯罪人要对共同受贿的所得数额承担责任,而不能以个人分赃的数额量刑定罚.     

论单位共同犯罪与共同单位犯罪

单位共同犯罪是指包括单位在内的两个以上主体的共同故意犯罪 ,它是客观上存在、理论上成立的共同犯罪形态之一。“共同单位犯罪”称谓有其不科学不规范之处 ,应将单位之间的共同犯罪称为“纯粹的单位共同犯罪”并纳入到单位共同犯罪的基本形态之中。     

利用犯罪经济学成本与收益理论预防贪污贿赂犯罪

从犯罪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运用犯罪的成本与收益理论,对贪污贿赂犯罪进行深入的分析,从而探究预防和控制此类犯罪的最有效的方法、策略。     

商业贿赂犯罪范畴的源流及立法定位

商业贿赂行为已成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一颗毒瘤,具有极其严重的危害性并已成为贿赂犯罪的一种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以商业贿赂犯罪为视角探究我国反腐败刑事法律重新建构的重心在于对我国反腐败犯罪刑事立法重新梳理后的重构上.因此,有必要对商业贿赂以及商业贿赂犯罪进行寻根溯源式的探究与挖掘,力图呈现一幅商业贿赂以及商业贿赂犯罪的全景,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尤其是商业贿赂犯罪的刑法规制,以达重构我国反腐败犯罪刑法规制的终极目标,实现刑事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