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若干问题解析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制度要求,适用于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等各个诉讼阶段,同时也存在于普通程序、自诉程序、简易程序、速裁程序等各个程序中。该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在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需要有效辩护的存在,并应落实以值班律师为重点的有效辩护主体,进一步明确辩护人的职责和地位。在"审判中心主义"的原则下将案件根据犯罪情节、认罪态度繁简分流,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认罪认罚协商制度。     

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完善思路——兼与“辩诉交易制度”作比较

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自实施以来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与此同时也暴露出由控审失衡、控辩失衡、控方一头独大的权力配置引发的诸多问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域外认罪协商特别是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相类似,为此有必要在与辩诉交易制度进行辩证比较的基础上,遵循端正检察院对该项制度适用率的考核导向,法院对量刑建议享有充分的司法审查权,强化律师的实质参与以及"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归位的完善路径,重塑控辩审三方关系,以期对该项制度作出更为科学的构建。     

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基本问题的思考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提出是刑事诉讼领域的重大改革,也对现有刑事诉讼的立法结构提出了新的要求,有必要在时间成熟时将其列为独立的特别程序。在适用这一程序时,只要求被追诉人自愿承认自己的"犯罪事实"即可,无须要求其必须认可追诉机关指控的罪名。要求被追诉人同时"认罪"并"认罚"才可以获得"从宽"处理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建议删除"认罚"的适用条件。同时,从新时期司法改革的总体目标来看,被追诉人认罪后的"从宽"效果应当更加侧重于其在程序方面为提高诉讼效率所具有的价值。     

自诉案件适用刑事速裁程序的法教义学研究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贯穿于刑事诉讼全过程,没有适用罪名和可能判处刑罚的限定,所有刑事案件都可以适用。对被告人适用速裁程序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审判阶段中的一种表现,被告人也有权自愿认罪认罚,并获得从宽处理。在我国公诉与自诉二元化模式下,公诉案件是速裁程序当然的适用对象,但自诉案件可否适用速裁程序,现行有关规定却没有明确。从法教义学角度分析,自诉案件适用速裁程序具有合法性;同时,自诉案件的特有处理程序也为其符合速裁程序适用条件提供了制度保障。自诉案件适用速裁程序具有现实性和可行性。由于缺乏独立的认罪答辩程序,自诉案件适用速裁程序会导致其与程序设立目标相背离,这表明我国审判程序体系在结构上存在一定缺陷,应进一步调整和完善。     

认罪认罚案件中被告人上诉问题研究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我国刑事政策的具体化,旨在保障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同时兼顾诉讼效率。但是,在实践中被告人认罪认罚后又由于各种原因提起上诉,造成司法成本浪费和诉讼程序拖延,使得这一制度的设立目的难以实现。需要结合被告人上诉的具体情况,设计更为完善的诉讼制度,合理限制被告人的上诉权利,同时为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制定更为行之有效的应对方案,以确保实现这一制度的设立初衷,得到控辩审三方都能够认同的裁判结果。     

完善被告人认罪认罚从宽处理制度的若干思考

<正>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提出"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据此,2015年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发布的《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以下简称《纲要》)中第13项要求:"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明确被告人自愿认罪、自愿接受处罚、积极退赃退赔案件的诉讼程序、处罚标准和处     

认罪认罚背景下量刑建议精准化与规范化刍论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运行的关键之处在于量刑建议是否规范、精准。现阶段,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的形成不能充分体现被告人的意志,值班律师参与度也不够,实践中几乎是以控方单方意志为主。量刑建议的幅度较为宽泛,被告人缺失对最终刑罚的可预测性,在宽泛的量刑幅度内,法院的判决结果可能使被告人难以接受,易致其上诉。此外,如果审判机关没有采纳量刑建议,控方时常会提起抗诉。应构建值班律师量刑协商参与机制,弥补被告人的弱势地位,扭转公诉权单方决定的局面。也应通过细化统一量刑指导规范,使法检量刑尺度统一,量刑建议趋向精准,构建法院审查认罪认罚“自愿性”为主的配套保障机制。     

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的理念更新——以新时代“枫桥经验”为启发

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为代表的我国多层次刑事诉讼体系构建已成改革必然趋势。在取得成效的同时,之前的试点工作也反映出司法强势性影响诉讼当事人的权利保障、犯罪"从宽"处理遭遇再犯人员主观恶性顽疾、再犯危险因子加大社会风险管控难度等三大风险难题。新时代"枫桥经验"解答了检察机关"何为参与""为何参与""怎样参与"的当代犯罪治理疑问,其治理理念得以更新。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值班律师功能的虚化与应对

值班律师制度作为一项舶来制度,具有应急性与灵活性的特征。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如果值班律师只提供应急性法律帮助,便难以满足犯罪嫌疑人希望获得有效辩护的强烈需求,值班律师的功能呈现出虚化的倾向,具体包括保障认罪认罚自愿性功能的虚化、参与量刑协商功能的虚化以及提供程序性帮助功能的虚化。可以从明确值班律师的定位与权利、规范量刑协商程序以及强化值班律师的程序性帮助功能等方面应对值班律师功能虚化的现象。     

论罚金刑在认罪认罚案件中的类型适用

实践中对于罚金刑量刑建议的提出形式与预缴罚金的效力认定具有一定随意性。应基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特殊预防的核心本质,从预防目的入手建构罚金刑的适用与犯罪类型的衔接模式。具体的类型化过程应区分轻罪与重罪,在重罪中区分财产犯罪和其他贪利型犯罪。对于其他贪利型犯罪,应将之定义为在主观要素上具备“营利目的”“牟利目的”“非法占有目的”“非法所有目的”之一的犯罪。在不同犯罪类型中,对量刑建议的提出形式和预缴罚金的效力认定存在着不同要求。在上述模式的具体适用中,应着重考虑效率价值对于预防目的的影响,对相关模式所指向的不同要求进行一定变通。     

关于改进完善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几点思考

诉讼调解制度是我国民诉法中的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其在解决纠纷、化解社会矛盾,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但该制度在适用过程中也存在法院"久调不决"、"强制调解"等现泉,从而影响了其作用发挥.要克服该制度在实践中所存在的缺陷,应采取取消"事清贲明"原则、实行调审分离、限制调解期限、规范调解协议生效条件等举措.     

刑事诉讼中被告人认罪认罚撤回权的立法探究

为充分保障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和明智性,应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被告人认罪认罚撤回权,这既与无罪推定原则在本质上具有契合性,也是被告人认罪认罚意思形成障碍后的救济途径,更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实现司法正义的要求。为防控该撤回权在司法实践中可能的异化风险,应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对该撤回权的行使主体和方式、行使的期限、次数和理由、行使的法律后果作出具体的规定,同时还需要强化被告人行使认罪认罚撤回权的司法保障。     

侦查历史研究的语境分析

侦查是在一定诉讼制度与理念之下对犯罪行为的处理,因此,侦查的产生与发展以犯罪的出现与存在为前提,与特定的诉讼形态密切相关。侦查的历史发展经历了弹劾式诉讼模式下侦查行为的产生与存在,纠问式诉讼模式下专门侦查阶段与侦查机关的出现,到现代刑事诉讼模式下侦查制度的形成。     

建议制定《知识产权诉讼特别程序法》

正2020年全国两会,民进中央提交《关于建议制定〈知识产权诉讼特别程序法〉的提案》,得到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经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答复。答复分析了关于制定《知识产权诉讼特别程序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并表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一直关注和研究如何完善知识产权诉讼程序,特别是制定统一的知识产权特别程序法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认为,目前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管辖制度差别较大,特别是刑事案件涉及知识产权公安机关侦查、检察机关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等,需要慎重研究,将会根据改革推进情况,认真总结司法实践经验,在立法工作中认真研究。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系统总结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实践经验,在南京中院、中国政法大学、     

刑事诉讼自白认罪减刑规则研究——剖析建构中国特色刑事诉讼分流体系的根本出路

刑事诉讼中自白认罪减刑规则的建构符合诉讼规律发展方向,是当前我国亟需建立的一项重要制度。从正面认识口供的证据价值角度入手,从犯罪控制和预防的维度出发,着眼于实现有效的诉讼分流,提高诉讼效率,来建构刑事诉讼自白认罪减刑规则,可以从宏观角度实现公平正义的理念。     

职务犯罪案件指定侦查研究——以山东省为样本

职务犯罪案件指定侦查是指上级机关通过指定程序进而改变原定侦查管辖的制度,它对于满足侦查需要,提升侦查效率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当前职务犯罪案件指定侦查制度存在效力层次较低、程序内容较为模糊、权力缺乏有效制约等问题,对于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产生重大威胁。对此,应当坚持程序法定原则,明确职务犯罪案件指定侦查的基本原则,细化适用的范围和程序,完善相关救济机制,确保该制度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侦查阶段律师介入制度相关问题的研究

刑事诉讼中,律师介入刑事侦查是现行<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所确立的一项诉讼制度.尽管新修订的<律师法>对侦查阶段律师介入制度的改革完善力度很大,但同世界各国比较而言,我国<刑诉法>以及相关法律有关侦查阶段的律师介入制度仍然是不成熟、欠完善的.律师介入侦查阶段的权利扩展、身份定位、享有的权能等问题均有进一步探讨和完善之必要.     

法院职权主义在民事公益诉讼中的适用

民事公益诉讼的特殊性导致在民事公益诉讼中存在着原告的利己本能与利他行为相冲突,原告与实际利害关系人信息隔离,原被告力量对比失衡等困难。为防止公共利益遭受损害,提高公益保护的效率,应当借鉴诉讼担当说及诉讼管理说,并引入法院职权主义。其适用的度量因素包括原告的内部资质、外部环境,以及民事公益诉讼的请求类型等,且法院职权的适度强化贯穿于民事公益诉讼的各个阶段,具体体现在职权干预主义、职权探知主义及职权进行主义等方面。     

认罪认罚案件反悔上诉抗诉问题探析

抗诉权是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职能和保障案件公正处理的重要举措。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检察机关针对被追诉人反悔上诉进行抗诉具有法律基础、制度基础和实践基础。为避免出现检察机关以抗诉制约被追诉人的反悔上诉,应当对检察机关的抗诉权进行合理限制,构建检察机关针对反悔上诉的抗诉制度,以衡平公正与效率的关系。     

侦查阶段律师帮助制度考察

随着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加强犯罪嫌疑人在侦查程序中的诉讼主体地位从而更好地实现人权保障已经成为当代刑事诉讼制度演进的主流方向。为实现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促进辩护全程化实效化,须借鉴国外先进经验,通过有效的制度构建改造侦查阶段律师帮助制度,促使侦控方与辩护方力量平衡,实现程序公正与追求真实的有效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