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冷战中美国对东欧的双轨政策

“双轨政策”,即区别对待外国政府与人民,是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特征。冷战中美国对东欧政策就是灵活运用“双轨政策”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对冷战中美国对东欧“双轨政策”的研究,不仅能使我们进一步认清美国外交政策的特征,也有助于我们从东欧的角度出发,吸取一些有益的经验教训。     

美国对亚洲不结盟国家态度与政策的变化,1953～1963

本文考察了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两任三届政府时期(1953～1963)美国对亚洲"不结盟"国家的政策的变化.文章认为,第一届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不结盟运动尚缺乏足够的认识.随着1955年亚非会议的召开,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政府内部开始对不结盟运动做出新的评估和认识,对不结盟国家的政策也随之有所调整.肯尼迪上台以后,美国政府从第三世界发展的角度对待不结盟国家,肯尼迪政府向亚洲不结盟国家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     

1975年东帝汶危机中美国对印尼的政策——基于美国解密外交档案的分析

1975年东帝汶危机的爆发缘于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领导的反对葡萄牙殖民统治的民族独立运动,进而引发大国势力介入,最终导致印尼的侵占.由于印尼独特的地缘战略地位,美国对印尼的政策成为越南战争后美国稳定东南亚地区、遏制共产主义阵营的战略基石.维护美印(尼)战略友好合作关系成为美国对印尼政策的主旨.为此,从危机爆发到印尼对东帝汶的侵占,美国从冷战全球战略出发,以美国国家利益最大化为基准,对印尼实行了默许、支持和加大援助的政策.由此,东帝汶在危机及被占期间发生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东帝汶危机期间美国对印尼的政策演变揭示,美国高举的捍卫国际法、民族自决、民主、人权等原则和口号在美国现实主义外交政策面前往往不攻自破.     

美国与巴基斯坦关系的改善及其制约因素

冷战后,巴基斯坦在美国外交中的战略地位明显下降,特朗普上台后更是重印轻巴,推出了高度重视印度的南亚战略和印太战略,对巴基斯坦则实行极限施压政策以逼其加大反恐力度。美国的政策变化引起了巴基斯坦政府和民众的不满与抵制,两国间出现激烈的外交纷争,美巴关系陷入僵局。然而,巴基斯坦在美国的阿富汗战争和外交战略中处于不可忽视的地位,并且巴基斯坦是具有一定的对美反制能力的地区强国,特朗普政府在更为重要的阿富汗和谈问题上需要得到巴基斯坦的帮助。在权衡利弊后,特朗普政府调整对巴基斯坦政策,从以压促变调整为拉拢利用,美巴关系随之从高度紧张走向逐渐缓和。然而,美巴在短期利益和长远战略上都存在难以弥合的矛盾和分歧,双边关系发展缺乏坚实的合作基础和长远计划,两国在主要的共同利益——阿富汗政治和解方面存在目标和利益差异。此外,美印关系不断提升,使美巴双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困难重重。美国不愿放弃在巴基斯坦及邻近地区的战略利益,短期内会维持美巴合作,但从长远看,众多挑战和制约因素使两国关系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美巴关系的走向不仅影响到南亚局势,还会冲击到我国的周边安全、中巴关系的发展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应当密切关注。     

美国对台政策的模糊与清晰

本文建立了一个政治—安全以及宣示性政策—操作性政策两个维度的分析框架,希望可以借此更为细致地梳理分析美国对台政策。在特朗普和拜登政府时期,美国的对台政策在政治层面的宣示性政策、政治层面的操作性政策、安全层面的宣示性政策、安全层面的操作性政策四个方面都有明显的调整。相对而言,两届政府的操作性政策调整的程度要大于宣示性政策。仅就宣示性政策而言,特朗普政府在政治层面的宣示性政策的动作较多,而拜登政府(尤其是拜登总统本人)在安全层面的宣示性动作更明显。美国对台政策调整的最主要原因,一是其认为中国大陆对中国台湾地区使用武力的能力和意图都在上升,二是美国对台湾地区的战略思维正在悄然发生变化。美国对台政策的调整为推进祖国统一制造了障碍,但是决定两岸关系走向、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最关键因素是国家的发展进步。     

安倍政府对美政策及其对当前中日关系的影响

特朗普政府时期,安倍政府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三个层面的对美政策调整背后,蕴含着安倍政府试图实现安倍晋三个性化执政理念、对冲特朗普政策不确定性和制衡中国、朝鲜“安全威胁”三重动因。尽管2021年前后日美两国均迎来了首脑更替,但由于后安倍时代的日美两国在制衡中国问题上存在高度共识,因而岸田文雄政府将基本延续安倍政府规划好的既定路线,在积极配合拜登政府对华制衡政策的同时,进一步尝试提升日本的国际政治、经济地位与战略自主性。受此影响,未来中日关系的不确定性将大幅上升,中日关系可能再度呈现“政冷经凉”的局面。鉴于此,中国需要采取积极举措妥善处理对日、对美关系。     

特朗普政府的对台政策及其影响

特朗普执政期间修正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定位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叠加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调整了对台政策,打"台湾牌"的力度加大,触及到美国涉台政策的传统支柱("一个中国政策""战略模糊""双轨策略"),并加快推动美台"官方关系"和"准同盟关系"。特朗普政府对台政策的调整,是美国遏华战略驱动、两岸关系形势变化、美国战略界保守势力推动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对台海局势产生了复杂影响。     

20世纪80年代美国对伊拉克的政策——从“偏向”到“摊牌”

20世纪80年代,随着国际格局的演变及美苏实力对比的消长,美国对海湾地区外交政策的战略考量发生了深刻变化。通过研究和梳理美国新解密的国家安全档案,这一时期美国对伊拉克的政策得到展现:虽然对伊拉克的"偏向"政策在这一时期占据了主导地位,但相互矛盾的政策却迭次而出,甚至并行推进。尽管对伊政策不断调整的过程体现了美国的海湾战略由意识形态主导向经济和政治利益主导的转移,但政策的乱象最终却是以美国与伊拉克在海湾战场上的兵戎相见而终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美国政策失误酿出的苦果。     

奥巴马第二任期美国对台政策的调整及影响

奥巴马第二任期基本上延续了第一任期内的对台政策,同时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即在遵循美台非官方关系基本框架、确保避免冲击中美关系的前提下,给予台湾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支持以稳固和发展美台关系,突出台湾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的重要作用,积极谋求对台湾问题的更多主动权。从近期来看,奥巴马政府对台政策调整仍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中美关系的大局、促进了两岸关系的发展,保障了东亚地区的安全稳定;但从长远来看,这些政策调整却蕴含着很多潜在的隐患和不确定性。     

对战后初期美国转变对日政策原因的再审视

战后美日关系的变动,始终是影响东亚地区稳定的重要因素。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政策的重心经历了从改造到扶持的转变过程。这一转变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和原因,经历了曲折的转变过程,转变的直接结果奠定了之后的美日关系,且至今仍对东亚地区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存在着重要影响。战后初期影响美国转变对日政策的诸因素,并非先前中外学者所分析的平行并重,而是有先有后,有主有次,诸因素形成一个逻辑因果链,最终导致"旧金山体制"形成。在美国转变对日政策过程中,意识形态分歧和美苏大国间国家利益的博弈互为表里,时而契合,时而背离,但最终依归是各自的国家利益。所有这些对于预判目前东亚地区国际政治格局的走向和趋势、对于确立处理该地区国际事务的基调和对策是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的。     

从罗斯福到杜鲁门——战时美国对法政策的转折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对戴高乐和他所领导的法国抵抗力量 ,美国政府多年一直推行抑制、排斥的政策 ,尤其对戴高乐恢复法国大国地位的努力 ,美国更是竭尽所能予以限制、打压 ,但到战争末期 ,美国这一政策却发生了转变。一、法国和雅尔塔会议1 945年 1月初 ,戴高乐从报纸上获悉“三巨头”又将举行一次会议的消息 ,他预感到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对于美国把法国排斥在外的做法 ,戴高乐异常气愤。盟国这一举动 ,对戴高乐争取法国大国地位的努力 ,自是一大挫折。1月 1 5日 ,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正式照会美、英、苏三国 ,强烈要求参加即将举行…     

韩国文在寅政府的对朝政策及展望

近年来,朝鲜半岛问题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韩国文在寅政府为了稳定朝鲜半岛安全局势,积极引导朝核问题的解决,将"无核的和平的朝鲜半岛"作为最优先的对朝政策目标,放弃了此前李明博政府和朴槿惠政府对朝鲜采取的强硬政策,保持了金大中政府和卢武铉政府的"包容政策"与"和解与合作"的基调。因此,文在寅政府强调首先解决两个最重要的课题,即无核化和改善南北关系。不仅要进一步改善和发展朝韩关系,缔结南北基本协定,使南北关系恢复缓和,而且为了实现朝鲜半岛永久和平,以更加务实的外交方法和态度来解决朝核问题,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对国际科技人才的争夺及其影响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政界人士、经济学家带动科技人才观发生两重变革：一是将科技人才提升至影响经济发展和国家间竞争的决定因素;二是赋予其等同于商品和资产的属性,直接影响了美国对科技人才的需求标准,并激发了强烈的国际人才竞争意识。着眼于未来需求和冷战竞争,是美国常态化“科技人才短缺”问题的重要成因。美国政府和企业密切配合,将移民作为科技人力资源的重要补充,利用大规模的商业宣传、海外招聘以及“凭才能换公民身份”策略,建立起对全球人才优先挑选配置的特权。英国、加拿大等主要西方发达国家效仿美国的改革,到20世纪60年代末多方多维参与的、常态化的国际人才竞争格局基本形成,重塑了国际移民的流动方向和特征。     

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对拉丁美洲的政策与拉美的反美主义

本文对九一一以来美国对拉丁美洲的政策及拉美地区出现的反美主义情绪进行了探讨。文章认为,单边主义是美国长期以来对拉美政策的突出特点。九一一后,由于反恐而进行政策调整的需要,布什政府对拉美的单边主义倾向更加明显,不仅表现在国际事务上以美国的意愿行事,而且在外交上有意忽视拉美国家。这种单边政策是激起拉美国家和人民反美主义的最重要根源之一。拉美国家的公众反美情绪不仅表明了其对美国的态度,而且激励了本地区的领导人挑战美国,甚至导致一些国家发生了政治转向。文章还以古巴为特例,分析了美国对西半球这个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认为布什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美国对古巴政策的连续性,其主调仍然是强硬的,但另一方面,由于反恐的需要和国内利益集团的促动,美古关系也出现了松动的迹象。     

美国对俄乌冲突的政策选择及面临的两难

美国在俄乌冲突中对乌克兰给予了倾力支持。拜登政府对俄乌冲突的政策是：战争最终要用外交方式来解决;美国不会要求乌克兰在最终的和平进程中做出领土让步;美国不会直接参战;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是为了帮助其自卫,并使其在谈判桌上处于有利地位。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财政预算支持、人道主义援助,并增加了对欧洲的能源援助,同盟国和合作伙伴一起对俄罗斯实施了有史以来对一个世界主要经济体规模最大的制裁和出口管制,并在多边机构中共同采取打击和孤立俄罗斯的行动。俄乌冲突造成的后果已显露端倪：欧洲在安全上更加依赖美国;核武器威胁形成对西方的威慑;能源供应链发生深刻变化;粮食供应链中断导致全球粮食供应紧张;俄罗斯因战争消耗而国力下降。美国对乌克兰的全力支持能持续多久?这一问题已成为美国国内日益引人注目的争论问题。诸多因素,特别是美国和北约与乌克兰战争目标的差异,令美国面临政策选择的两难,而美国国内战略家不断提醒拜登政府：战争的长期化最终可能妨碍美国阻止“新的欧亚霸权崛起”的努力,干扰美国把印太地区作为战略重点的全球战略。     

论朝鲜弃核和美国奥巴马政权上台后中国对朝核问题的政策选择

朝鲜弃核进程以六方会谈《2.13共同文件》为开端,正在由第二阶段核去功能化和核验证向第三阶段全面弃核阶段进展。在美国奥巴马总统上台和朝鲜弃核进程的背景下,中国作为朝核问题的利益攸关方以及六方会谈的东道国,对此新进展应采取的政策选择是积极推进弃核实质性行动,实现弃核的不可逆转,并推动朝美关系正常化,为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的构建奠定基础。     

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内涵、困境与出路——基于新功能主义的分析

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基本思路在于,通过始于低级政治领域的朝韩功能性合作,培养外溢并带动政治化进程,谋求建构朝韩间持久稳定的和平机制,并为半岛统一奠定基础.然而,安全稀缺、国内政治精英间共识不足以及内部一体化意愿不够等因素始终阻碍着文在寅政府充分实践其对朝政策以及为朝韩关系开辟新局的努力.对此,可从如下三个方面思考对朝政策的调整方向:一是以缓解安全困境为目标积极巩固和平;二是在充分且广泛的朝野对话基础上凝聚国内政治精英在对朝政策上的共识;三是从结构条件和认知条件两个方面积极培养朝韩间的一体化潜力.     

特朗普政府对俄罗斯的政策

特朗普赢得2016年总统选举,曾引发美国对俄罗斯政策是否会出现剧烈变化的猜测。特朗普谋求与俄罗斯缓和关系,以扭转因乌克兰危机而深陷泥潭的美俄对抗。然而,特朗普的胜选及其与俄罗斯缓和关系的意图遭到美国建制派的猛烈抨击和抵制。美国对俄政策不仅是美国政策制定者与俄罗斯的互动,更是美国政策制定者内部激烈博弈的结果。由于美国政治体制及国内政治斗争的影响,特朗普制定和实施对俄政策的总统权力受到国会及反俄势力强有力的束缚和规制。事实证明,特朗普政府的对俄政策并未出现逆转,而是延续了奥巴马执政后期对俄罗斯的对抗、遏制和威慑,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升级,导致美俄关系进一步恶化。尽管如此,美国并没有完全放弃对俄罗斯的接触。     

试论外国院外集团活动及其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

美国作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 ,其对外政策关系到世界各国和国外利益集团的切身利益。各种代表国家和集团利益的外国院外集团为维护各自国家、民族和集团的利益 ,通过委托美国游说公司和具有特殊背景的人作为代理 ,在美国设立官方、民间机构 ,争取美国内具有共同利益的特殊集团的支持等方式进行院外活动 ,影响美国对外政策。因此 ,外国院外集团成为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因素 ,对美国对外政策的调整变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及其对区域关系的影响——从东盟的视角分析

<正>美国一直寻求建立在亚太地区的领导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其他强国在地位、影响力方面出现衰退,特别是1991年苏联解体使得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在该地区的地位日益凸显,也越来越多地参与该地区的事务。奥巴马政府的再平衡政策是重申美国在东亚的地位,表现出美国保护其在该地区的地位和利益及增强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决心。这样的决心以及随之而来的对抗,将许多东盟国家置于尴尬的境地,因为它们并不想卷入两个大国的任何争端。美国的再平衡战略使亚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