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公共事件紧急行政程序治理研究

在行政程序法治的视野下,突发公共事件各个生命周期对政府治理行为提出了相应的程序要求:同时,紧急行政权的不同机制中有不同的程序内容.为了建设法治政府,提升政府危机治理能力,完善紧急行政程序,需要对紧急行政行为进行程序规制.     

行政紧急权力若干问题探析

对付突发事件,必须动员国家和全社会的资源和力量,必须有一整套对付紧急情况的应急处理机制。其中,政府的行政紧急权力是最主要、最重要的手段,在应急处理机制中发挥主导作用。但为了保障公民的权利不因紧急状态的发生而被政府随意剥夺,须建立有效防止政府随意滥用行政紧急权力的机制。     

论行政紧急强制的规制

近两年来,我国突发事件频发,《突发事件应对法》的出台,为绝大多数危机的解决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该法仅仅适用于普通的应急管理,对于紧急状态下的危机则无能为力。由于行政紧急强制的发生以紧急状态为前提,那么现阶段探讨行政紧急强制的规制便具有了更大的指导意义。如何进行规制,我们不妨从观念和制度两方面入手。     

论政府行政紧急权的行使

行政紧急权也称行政应急权,是国家紧急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政府在行使行政紧急权方面存在明显缺陷。因此,应将依法行政原则和比例原则作为行政紧急权行使必须遵循的两项基本原则,并通过建立和完善相关具体法律制度对其予以规制。     

试论国家紧急行政权力的法治化

国家紧急行政权是一种非常态的环境下的权力，其行使对公民基本权利影响巨大。因此在法治社会中，要将其行使纳入法治的轨道，建立完善法律程序是国家肾急行政权力法治化过程中的关键一环。     

行政问责制度比较研究

所谓行政问责制度是指各级行政主要责任人在其管辖和服务的主要领域和工作范围内,由于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或者不能正确履行法定职责以致影响行政秩序和行政效率,贻误行政工作,或者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给行政机关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行为,进行内部监督和责任追究的制度。从2003年＂非典＂疫情、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到今年刚刚发生的伊春空难、上海大火,近年来发生的一些列公共事件给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造成严重损害。这也提醒着我们,政府在注重行政效率的同时,也不能忽视行政问责制度的建立。     

行政紧急权力的法律属性剖析

行政紧急权力具有超法规性、集中性、扩张性以及程序的简化性等四个属性。超法规性体现为它具有超越实定法和超越正常状态下的法律体系,而适用一种特别的法律体系的属性;集中的属性体现为水平方向的立法权力和司法权力集中到行政机关,垂直方向的地方国家行政机关的权力集中到中央国家行政机关;扩张的属性体现为行政紧急权力能够中止、限制或变通执行公民的某些基本权利;程序简化的属性则是应急性的行政法规或规章以及具体性的紧急行政行为特别强调程序的高效和简便。     

行政公益诉讼

行政公益诉讼是指公民认为行政主体行使职权的行为违法,侵害了公共利益或有侵害的危险时,虽与自己无直接利害关系,但为了维护公益,而向特定机关提出起诉请求,并由特定机关依法向法院提起的行政诉讼。行政公益诉讼在我国目前还未被立法者所承认,但通过对西方法治国家行政公诉制度的考察,在我国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有理论基础,是现实需要,也是国际诉讼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     

论我国行政紧急权的运行及法律规制

公共应急法制是公共应急系统建设的重要内容,因政府的职责和功能之所在而使得政府行政紧急权的行使成为公共应急法制的核心。近年来,公共危机在全球范围内爆发的频率越来越高,危害的程度日益加重,中国社会转型进程的加速也昭示着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公共突发事件的高发期。在社会高速发展的背后,公共危机     

社会转型中高校与学生的行政关系

我国经济体制与社会管理体制影响了高校与学生关系的性质及表现。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实行高度集中的行政化社会管理体制,高校与学生的关系是在国家行政权作用下的行政关系。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组织主体地位得到确立,高校与学生的关系是建立在行政分权基础上的行政关系,其特征及外在表现应符合现代行政的要求。高校与学生的行政关系应是大陆法系国家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最终发展方向。     

论行政指导的可诉性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实践和理论不断发展，行政管理理念和方法的创新发展成为巨大的社会需要和一种社会发展动力。行政指导作为一种对传统依法行政的必要补充和灵活有效的行政方式，已越来越多地运用于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与行政管理过程中，成为当代行政法和行政法学的重要范畴。     

试论完善行政立法

依法行政是现代社会法治国家所普遍奉行的准则,是依法治国方略得以实现的关键和核心。法治始于立法,“正义只有通过良好的法律才能实现”。行政立法的质量直接影响到依法行政的进程。要实现行政法治,首先要加强行政立法工作,健全和完善行政法律体系。现在,社会上对严格执法、对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素质、对执法监督谈论得很多,但对行政立法却未予应有的充分重视。这种认识上的偏差对依法行政危害甚剧。我国行政立法的现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行政立法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我们也要看到…     

行政法官在发展社会政策中的作用

<正>行政法官有一种严重的、在一定意义上属于低人一等的情结。①相比于"真正的"法官,他们对自身的地位过度敏感。然而他们在社会中的作用却使其他法官黯然失色。尽管他们的价值常常受到成本—效益(cost effectiveness)的衡量,但最重要贡献却在于社会政策的发展方面。②鉴于行政国家的发展,他们已成为政策发展的关键角色。正如伟大智者詹姆斯·兰迪斯(James Landis)所言:"对行     

元首们的意外情缘

政治和爱情既是亲家又是冤家,所以爱情在政治家身上表现得更加复杂和丰富,一些意外事件往往会促成一段浪漫情缘。     

从后工业社会的服务行政构想看生态行政创新

面向后工业社会的服务行政不仅在于坚持"公民本位"或"社会本位"的价值理念,而且在于行政制度安排以及行政方式方法都具有不同于传统行政模式的变革与创新内容.在传统管理行政模式下的生态行政虽然还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也已经存在诸多困境.而正在生成的以后工业社会服务行政为目标的服务型生态行政模式就是当代生态行政创新的必然选择和应有方向,也只有在这种服务型生态行政模式构建中才能真正破解传统管理型生态行政模式中的各种难题.     

试论行政垄断

行政垄断是凭借政府行政权力形成的垄断,但它不具有国家意志性,因而不同于国家垄断。在我国,垄断问题主要集中于行政垄断,而行政垄断又有其自身的成因和表现形式,因此,反行政垄断是一项综合工程,需要从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加快反垄断立法的制定两方面配合进行。     

论行政紧急权的法律规制

2002年的"非典"开始,直至2008年的雪灾、四川地震等突发事件的爆发,都在考验政府应急权力的运用。从另一个角度看,国家发生紧急状态时,政府行使行政紧急权的有效、合理、正当具有极大的意义。另一方面,由于行政紧急权在特殊环境下被运用,本身是一把双刃剑:可以"便宜行事",也可能被滥用而损害人权和其他公权力,由于其具有双面性的特点,故必须将其纳入法治的轨道。本文从行政紧急权的权力特征进行分析,从而提出对其进行法律规制的几点思考。     

浅论我国的行政垄断及对行政垄断的法律规制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然而,由于改革不彻底等因素,计划经济时期残留的政府滥用行政权力不正当地干预经济生活的行政垄断行为仍然大量存在,如何对行政垄断进行法律规制,成为中国法治的主要议题之一。本文认为只有从根本上改变行政垄断的这种局面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实现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     

行政主体论的中国变迁

行政主体是行政法学上的基础概念之一,我国从大陆法系行政法学引入了这一概念,却在不同时期在内涵和功能上有很大的不同。国家法人说自清末传入我国,逐渐成为民国时期的通说。国家是法人,行政主体是国家法人在行政上的表现,行政机关是国家的机关,没有人格。但进入新中国之后,作为整体的国家法人或行政主体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国家行政机关。即便行政主体在1980年代末再次被引入,也只是行政机关能成为行政主体,国家、省、市、乡等再也没有成为行政主体。理论上对这种机关的行政主体化多有批评,但那种将行政主体与分权、组织法建设关联起来的做法,亦属不必。我们应在法学国家观的指导下恢复行政主体的本来面目,确立国家与私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但可以在行政主体内部承认机关人格。     

略论行政紧急权力法治化的缘由与路径

紧急状态是特定语境下的法律概念,只有在紧急状态宣布之后,行政紧急权力的行使才具有正当性。从权力特性、权利保护、法律价值、社会秩序的角度看,行政紧急权力应当法治化。通过对行政紧急权力来源正当性之赋予、运作过程性之追踪、结果有效性之考量,使其得到事前、事中、事后的法律规制,从而实现法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