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道变革:90年代西方政府发展的新趋向

治道,介于政治与行政之间,尤其是指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治道变革是90年代世界各国政府发展的基本方向。本文将以《西方政府的治道变革》一书为背景,概括、分析西方政府治道变革三个主题的理论背景及其实践进程：政府与市场的选择、重塑与重理的重奏以及政治与行政的调整。西方政府的治道变革依然在进行之中,到目前为止,应该说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更多地了解西方国家政府治道变革的理论与实践,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思考中国政府的改革与发展问题。     

重理、重塑、再造与政府改革

重理、重塑与再造是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政府改革中出现的三个重要术语 ,在实践中三者经常被混用。为了对三者有个清晰的认识 ,本文首先从重理、重塑与再造的词源分析入手 ,对三者的内涵进行了概括性的描述 ,并简要论述了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然后实证性地论述了三者在政府改革中的实践 ,并指出 :实践有成功的经验 ,也有失败的教训 ,但三者仍将对 2 1世纪的政府改革产生深远的影响     

行政领导责任:西方行政学的视野

目前行政领导责任缺失的现象普遍严重,在社会中造成了诸多负面影响。西方行政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从多维的视角梳理西方行政学关于责任问题的研究,并整合多种研究途径,从而界定行政领导责任体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地方政府行政改革与企业管理理念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市政改革借鉴成功的企业管理体制,用专业管理人员取代职业政客及其党派机器,确立了现行的市政体制。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州、市两级政府再次掀起改革高潮,试图将绩效体制和以顾客为导向等成功的企业经营管理理念引入公共管理领域,以革除官僚机构积弊。历史证明,建立真正负责、高效低耗的政府,不但要借鉴成功的企业管理体制,还须借鉴成功的管理理念,进而塑造“企业型”的政府管理文化。     

重塑政府文化: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思路

政府是政治权力主体的承载者,政府自身的文明程度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考察行政体制改革,可以使人关注那些行政规制背后的主观制约因素,并有助于清理那些影响着政府官员"行政行为"的内在动因.可以说,重塑政府文化对于行政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新时期的中国行政发展:定位与走向

本文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积极主动地推进行政发展是我国社会发展向深层次推进的内在需要。同时提出应当将行政体制定位为一种宝贵的社会资源,将我国行政系统定位为“强力政府”。行政改革的战略方向应逐步从外延发展到内涵式发展,从局部变革到总体整合,从行政职能转变到行政运行机制的培育,从消极被动到积极驱动,以实现我国行政发展质的飞跃     

把政府带回来:政府购买服务的新趋向

近年来,通过合同外包的方式购买服务逐渐成为公共服务供给的一种重要模式。然而,不少研究发现,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运作过程容易造成政府角色的迷失,在委托-代理、竞争性购买、合同契约、第三方评估和短服务周期等方面存在隐患。而广东省的"双百计划"实践,开辟了一种新的公共服务购买模式,它介乎传统的单位制和当下的市场制之间,通过建立直接委托-代理关系、非竞争性购买、事本主义、政府主导评估、中长期服务周期等,有利于规避服务外包中的隐患,显示着动态发展的政社关系的新前景。实践证明,行政的进入并不一定会挤压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和专业性,相反,在一定程度上,行政的进入反而是一种积极的保护。与此同时,技术理性和过度的市场化机制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这需要引起我们的警惕。     

论西方发展行政学的演进与新发展

发展行政学是西方社会科学中年轻的学科之一.发展行政学是公共行政学学科发展和分化特别是在比较公共行政学研究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她经历了形成、衰落和复兴几个阶段.发展行政学与理论、现实的紧密结合是其学科发展的生长点.发展是永恒的主题,发展行政学的兴起是必然的.尽管如此,发展行政学在全球化视野下,挑战和机遇并存.     

发展与秩序：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政策治理与法律治理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等时期的治国理政实践,决定了政策治理的主导作用,而将发展成果确立为社会秩序的法律治理也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两者经历了从主辅关系到政策治理优位、法律治理保障的变化,各司其职、相得益彰。政策治理通过政策动员、组织执行和纪律约束实现发展目标,法律治理通过党领导的立法和科层执行实现秩序目标,并进一步在政策治理法律化、法律治理政策化中实现双重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策治理和法律治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在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实现了长期的社会稳定,是中国之治的治理原因。本文从理论上解答了政策治理与法律治理之间的张力,分析了两者在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中的功能、机制及关系。这一研究与西方法治中心主义的国家治理形成了对话,从而提供了一种新的国家治理理论框架。     

从“科学”到“哲学”:西方行政学价值研究的新发展

由于受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中"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主流公共行政学在工具理性的导向下陷入了技术路线和管理主义的追求之中,形成了行政学价值研究的"科学"传统,使得公共行政学深陷于"内在逻辑困境"而面临着重重危机。在宪政主义学派的努力下,从新公共行政学派、黑堡学派对传统行政价值的反思,再到行政伦理学的兴起,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促进学科的价值追求转型的作用。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行政哲学作为一股新的学术力量在西方行政学界开始兴起,进一步地对公共行政的"技术内核"进行质疑与批判,努力呼唤公共行政的精神与价值,从而推动了行政价值研究从"科学路径"向"哲学路径"的转型。在哲学视野下行政价值研究趋势是:对行政价值逻辑生成的更具体探究,对行政价值范畴体系的更合理构建,对行政价值评价机制的更科学设计,对行政价值异化现象的更深入考察,对行政价值实现机理的更系统研究。     

构建有限政府:行政宪政化的开端

在国内经济发展、民主意识增强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动下,我国政府正面临行政宪政化的机遇和挑战。构建有限政府是通往行政宪政化的开端。有限政府的特征是职能范围有限、机构设置和规模有限、行政权力行使有限、政府官员的特权有限,即构建一个小而精、小而强的法治政府。     

大众传媒与行政发展——信息社会行政发展的新趋势

当代西方 ,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冲击 ,以网络为代表的大众传媒已经承担起了重要的政治与行政功能 ,对下政府管理的影响越来越大 ,成为继立法、行政、司法权之后的“第四种权力” ,改变了传统权力的运作方式 ,成为行政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 ,对旧有的民主参与、民主观念等形成挑战 ,为行政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当代中国行政发展的政治分析

政治对行政具有根本性影响,行政发展是政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是当代中国行政发展的逻辑主线,行政发展由此具有了鲜明的政治特征.在政治分析的框架中,应对合法性危机是行政发展的政治动因;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是行政发展的政治主线;重塑权力结构是行政发展的政治表现;既得利益的阻碍是行政发展的政治困境: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是行政发展的政治智慧.     

构建发展行政学科体系的基本范畴

本文对发展行政学中的发展与行政发展,行政发展与政治发展、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行政发展与发展行政,行政发展与行政改革、治理和创新,行政发展与行政现代化等基本范畴进行辩证思考,构筑发展行政学的基础工程。     

西方行政学说发展的钟摆规律

公平与效率是西方行政学说的两种基本价值取向,效率导向下的传统公共行政学讲求政治与行政二分,研究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多的管理效果;而公平导向下的新公共行政学讲求社会公平,研究如何发展公共政策以促进公共利益。但正是在这两种取向间的摆动,促进了西方行政学说的发展。从西方行政学说不同发展时段的理论成果、学说特点及价值取向等方面来论述西方行政学说发展的钟摆规律。     

政府绩效评估：行政发展的新视角

行政发展研究已经成为公共管理的"显学".运用政府绩效评估促进行政发展是一个崭新的视角,其主要缘于行政发展观呼唤政府绩效评估,逻辑层次上内含政府绩效评估,政府绩效评估体现行政发展,政府绩效评估的运用促进行政发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强调公共性,降低行政成本,体现社会公平,重视全面、科学与可持续性,彰显以人为本等几方面构建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形成政府绩效评估的长效机制,促进行政发展.     

问政:新行政观的逻辑起点

我国的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已开始进入“问政时代”.问政,成为新行政观的逻辑起点.何为政、行政治、行人政、行民政、行公正等构成新行政观的基本内容.能否真正做到做好行政治、行人政、行民政、行公正,有赖于科学行政、民主行政、依法行政和以德行政的有效践行.     

人的尊严:政府行政文化建设的出发点

人的尊严是人权的最基本内容.是当代宪法最高的价值追求,一切政治活动尤其是涉及广大人民日常生活的行政管理活动都必须体现并尊重人的尊严.行政文化作为行政管理之魂,对行政管理具有广泛、深远的影响,只有将人的尊严作为行政文化建设的出发点,不断强调尊严意识的重要性,才能将维护人的尊严切实贯彻到行政管理活动中来.     

试论行政发展的研究理论框架

作为行政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行政发展是一门年轻而又充满活力的学科。然而 ,关于行政发展的研究理论框架 ,学术界至今尚未达成统一的共识。本文立足于行政发展的研究现状 ,结合我国的国情 ,对行政发展的研究理论框架作一初步的探讨 ,以期对行政发展学的进一步发展有所裨益     

行政问责制中主客体关系的平衡——基于委托一代理理论视角的分析

行政问责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是行政问责制的基本问题,二者关系的平衡对于行政问责制的整体运行效果至关重要.对行政问责主客体平衡问题的考察,可从委托一代理理论的视角展开,行政问责主客体间委托-代理关系的本质是行政问责主客体之间通过以行政责任为具体内容的政治契约或管理契约,在委托一代理式的良性互动中共同保证行政责任有效实现的机制.正是公民-政府、权力机关-行政机关、上级行政机关-下级行政机关、行政机关-行政人员、行政领导-一般公务员之间委托-代理关系的失衡导致了行政问责主体与客体关系的失衡.对此,可从规范问责主体与客体间委托-代理关系的思路出发,通过构建作为委托者的问责主体对于作为代理者的问责客体进行问责的有力依据、有效途径和有利环境,来实现行政问责主客体关系的平衡,进而促进行政问责制臻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