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郭象玄学中的玄冥之境

郭象基于“独化论”而提出“神器独化于玄冥之境”的人生境界。他从物我关系入手阐述了“冥内以游外”说的两方面涵义。“冥内”指向适性逍遥,追求个性自由与精神愉悦;“游外”则指向社会责任层面。郭象由此把《庄子》思想改造成“内圣外王”之道,从而为缓解自我与社会政治的紧张关系指出了道路。     

郭象注《庄子》与《庄子》注郭象——诠释学视域中《庄子注》的哲学义蕴

以西方诠释学为参照系和对话者,中国哲学呈现为以经典为基础的哲学之思,以经典为依据,是哲学之思的主要形式,"天人之际"是其所指向的主要对象。在诠释者与文本之间,不同的视域相激相荡,意义不断生成,郭象注《庄子》作为哲学事件,代表着一种成熟,它不仅表现在郭象注《庄子》时对诠释者与文本愿意之间矛盾的解决思路中,更表现在郭象《庄子注》中所表达思想内容即"游于羿之彀中与独化于玄冥之境"中,儒与道,名教与自然,人的现实关怀与精神超越在此得到了安顿。     

陶渊明诗学与郭象哲学之关系考

陶渊明是我国东晋时期田园诗人的代表人物,他将对生命的体悟融入诗中,形成了＂本真＂的生命境界。陶渊明生命＂本真＂的形成一方面源于诗人自身生活经历的积淀,另一方面源于作者儒、道之社会文化底蕴。郭象＂独化＂哲学作为儒道二者融合的产物于是对陶渊明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陶渊明＂本真＂的生命追求与郭象＂独化＂的哲学气韵是同一文化脉络下桴鼓相应的共同产物。这也从人性方面反映了陶渊明＂内儒外道＂、＂游外以弘内＂的文人气质,正为郭象＂独化＂生命哲学之最佳诠释。     

论郭象的“适性”即“逍遥”

郭象是魏晋玄学发展中的重要人物,是玄学崇有派哲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提出了"适性逍遥"的理论.本文以郭象的"适性"理论为基点,以追求一种现实和超越的统一为暗含于全文的主线,以"适性"即"逍遥"为一个过渡性的论证,归结出郭象所指出的"圣人"的即世间的"逍遥"这一魏晋玄学的理论归宿.     

论海德格尔的本源之思与诗性突围——兼论海德格尔的本源说与诗学生成的关系

"本源之思"说的是对本源的思考,"诗性突围"说的是海德格尔用境域生成性的思维来思考本源问题。海德格尔改变了表象性思维的固化模式,而转变为一种非对象化的诗性思维,强调思维的境域生成性。思与境偕,思归属于境域。而最本源的境域之生成乃是是天地人神源初的相互归属性(化),是作为"之间"的命运。海德格尔的本源之思与诗性突围的研究将最终通往对"命运之诗"的思考。"命运之诗"说的是命运本源的诗性生成,也就是说本源的发生是命运性的,而此一命运性的发生也就是诗性的生成。     

蔡英文当局正奔向“独台化”

正摘编自10月20日台湾《中华日报》蔡英文于"5·20"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以来,听其言观其行,已然超越李、扁时期"独化"台湾的作为,有计划、有作为的蔡当局朝"台独"之路向前迈进,但她不至于像李登辉、陈水扁那么"爆冲",而会以"特殊的蔡英文式风格"挺进她预设的台湾"独化"。"夫耳之主听,目之主明。一叶蔽目,不见泰山;两豆塞耳,不闻雷霆",蔡英文何其"睿智"!"维持现状"四字真言,就是她遮蔽、塞住自己,乃至天下人双目、双耳的一叶、两豆。然而,"愚人必先愚己,欺人必先欺己",     

“物”与“贵贱”之间——论庄子之“物无贵贱”

庄子以"道生万物"为逻辑起点,将"物"定义为由"道"而生的万物,万物之于"道"均为统一的"存在"或曰"有",故万物等齐,无所谓贵贱。物之贵贱不过是作为万物之一的人凭借其自主能动性垄断评判资格,并依据一定衡量标准对分以高下的对立概念附着其身的万物做出的主观判断。而在庄子看来,这种贵贱之判既不合理,也不可能。庄子之"物无贵贱"思想使平等关系在"物"的最大范围内得以确立,破除人类中心格局之余,为个人摆脱"非此即彼"的思维困境提供了一种相对主义视角;但相对主义的认识方式却使其陷入了怀疑主义,并最终走向了形而上学。     

论“仁爱”与“兼爱”之异同

关于儒墨两家思想比较研究,学界多有讨论和辩争,有主张二者是异名同实、本质为一的,也有认为原则有别的。对此,在立足前人之论的基础上,分析儒墨两家"仁爱"与"兼爱"的异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儒家讲"爱",发自人之内在性情,以"情"说"爱",由"爱"而"仁’;墨家讲"爱",以"情"为"理",由"理"说"爱"。儒家讲"爱",严于"利"之界限;而墨家"兼爱",则以"交相利"之"利"来诱导。儒墨"爱"之学说的差异使得儒墨两家不仅各趋一途,而且其现实性与理想性的亲和程度也大大影响到儒墨两家在后世的存续。     

“性之时”与“性之实”:陈乾初人性论探究

陈乾初的人性论包括性之"时"与"实"两方面内容:"性之时"是通过对"继善成性"、"尽心知性"中"成"与"尽"的独到解读,凸显人性的时间性、动态过程性和结果的证成性;"性之实"则强调对人性的言说要切实有据,而非悬空徒说,这主要体现为反对宋儒天地、气质之性的划分,乾初认为气质之性即天地之性,性善气情才皆善、气情才构成性的内容。乾初强调性之"时"与"实",是出于对佛家言性之虚的批判及对王学流弊的纠正,因此他特别强调功夫,化本体为功夫。乾初之学属于修正王学的心学,同时体现了实学精神。     

论《金刚经》中的“无住”思想

佛教虽然是一种宗教，但是佛家思想却是最早提倡实证主义方法的东方哲学思想。“性空幻有”是大乘佛家理论的重要命题。以“空”为哲学基础的“无住”思想是《金刚经》的核心思想，有着很抽象的哲学含义，是研究佛家思想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本文拟就从“四相”、“六境”等方面来阐述其“无住”思想及其对现代生活的启示。     

海德格尔之“无”

以"无"直接显现存在是后海德格尔运思的主题.而"无"无法以逻辑化方式道说与把握,所以,对"无"只能拆诸于非概念非逻辑的方式.以畏启示"无","无"之情形才能显明,"无"作为在者之根据才能"在"起来.对"无"的把握需要诗与思,惟有诗与思才具有建基存在的强力.     

论唐代律赋之“丽”——关于“雅正”之外的另一宗

唐代律赋体制因素与艺术风格之间存在密切联系,除却"以雅正为宗"外,还存在着另一范畴——"丽"。作为"小赋"的本体特性,唐律赋的"丽"有"媚丽"和"清丽"之分。唐代律赋的创作实践体现出一种"丽不伤雅"的和谐统一。     

自然生态艺术审美的生成性特征--以中国美学为例

自然生态艺术审美从生成论的视域中将文艺审美活动视为人的一种自由精神的生命体验形式,它超越人的现实存在,在最有效、最合理的层面上凸显人与自然的生态关联与生命共通感.自然生态艺术审美特征表现为"天地自然"与"人心营构"之"象"的生态生成性;"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境界"生态本体性;"不著一字"与"浅深聚散"的"无工"生态契合性;"芙蓉出水"与"外枯中膏"的"心意"生态流转性;"观山观水"与"悦心乐知"的"主客"生态互证性.     

“象”“象外之象”与“境”之间的张力——意境生成的必要条件

本文引入西方文论中的张力理论,对意境的生成作一些新的探索。认为:"象"与"境"、"象"与"象外之象"之间的张力是意境生成的必要条件。在文本内部,"象"与"境"之间的张力大小和作者在文本中营造的"潜意境"的有无息息相关;在作者——文本——读者这个系统中,发生在作者和读者之间的"象"与"象外之象"的张力也制约着意境的生成。     

孔子的“方内之游”与庄子的“方外之游”

"游"是孔子、庄子身上共同存在的重要文化事项,二者之"游"在表现、本质及风格上均呈现出不同的文化特质。孔子之"游"主要体现为一种带有游学、游教、游宦等功能含义的现实之"游",带有鲜明的实践品格;同时,孔子之"游"也包括心志之"游",主要表现为游历过程中所表现出的雍容气质,即"乐道"精神,以及其"游艺"思想。庄子之"游"则主要表现为一种心灵、精神之"游",其终极目的在于达到一种绝对超脱、"无待"的自由境界。现实色彩鲜明的孔子之"游"与理想化、虚幻化的庄子之"游",共同开启了中国士人"游"文化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传统,对中国古代的士人"游"文化活动具有重要的标示性意义。     

陈水扁极力“独化”台军

近期,陈水扁为了进一步“以武谋独”,采取种种方法和举措,全面加强台军建设,在执意“废统”、人事安排、调整军事战略、加紧军购、大抓军演、祈求美援等方面,极力“独化”台军,企求牢牢掌控军权,进而巩固他剩余两年的执政,不当“跛脚鸭”。一、极力“独化”台军高层将领,指挥系     

“德”是领导干部从政之基

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这一重要要求,加强从政道德建设,对于加强干部队伍建设,贯彻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一、加强领导干部从政道德建设的现实意义 从政道德是从政者在其工作实践中以善恶为标准,依靠内心信念、社会舆论和传统习惯来评价人们的行为,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行为准则和规范的总和。 领导干部从政道德建设至关重要,有德才能从政,无德无法从政。     

现代的古典:“感应美学”再发展

郁源先生提出的感应美学既具古典特色,又有当代价值,对建构当代中国特色的美学理论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对感应美学的再发展,既要深入理解其古典智慧,又要看到其在当代的生长性。本文首先从咸卦理解感应的特点,主要有交相感应,诚感悦应及感应的普遍性等;其次,对感应的两种类型无心之感和私心之感进行了分析,无心之感即中正之感,私心之感即偏邪之感,在美学上,无心之感能达到审美的最高境界,是道之境,私心之感也能实现审美中的主客合一,在审美境界上,是人之境;最后,结合东方的匠人精神谈到了虚受之感才能真正实现"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实现物与人互成互生的和谐之境。     

“法”与“刑”之异同

古"刑"字有两种写法:"W刂"和"井刂"。"W刂"指断颈斩首的刑罚,"井刂"指作为法制的刑法,但后代因混淆而模糊,至清代已皆写成"刑"。《尚书.吕刑》中"惟作五虐之刑曰法"一语是记苗民以"刑"为"法"之罪,不能据以认为苗民创制了刑法。《尚书》中,虞谈法,士论刑;《论语》中,孔子将政法与道德并列对举,将刑与礼并列对举,从中可看出"法"与"刑"的区别。上古各代法籍很多,并非都是刑法。即便是商鞅的"赏诛之法",其赏罚之中,刑也只是法的一个方面。汉代的政界和学界混淆了"法"和"刑",但中国社会并没有从此就忽略了"法"与"刑"的区别。     

对“沧浪之水”地望之争的几点思考

"沧浪之水"有四种命名模式,即以水色命名、以地命名、以山命名和以文化命名。这四种文化模式是相互交织的,不可能有先后之分;而且,它所指称的东西也不是唯一的。因此,无论是以何种模式命名,也不论是以孔子、屈原听《沧浪歌》为据,来说明"沧浪之水"到底在何处,在逻辑上都不是充足的理由。与其争"沧浪之水"在何地和"沧浪文化"以何地为正宗,不若联合起来,共同构造和建设真正的"沧浪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