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式治理理论的反思与超越——兼论中国式国家治理的理论逻辑

西式治理理论一度在世界政治中广为流行,被认为是实现“善治”和解决现代化问题的良方,然而事实证明,西式治理理论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一些国家和地区因此而陷入政治失序的“治理困境”。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理论,建立在理性人假设之上的西式治理理论只是基于西方地域性经验的建构理论,其适用性必然存在限度。国家作为治理主体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强大的国家能力是帮助其实现社会长期稳定和有效治理的重要基础。基于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实践的中国式国家治理理论,不仅是对强调“强社会—弱国家”的西式治理理论的反思和超越,也为“强国家—强社会”的中国式现代国家治理新道路的治理逻辑提供了理论解释,为其他追求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另一种解决方案。     

党建、执政与国家治理——国家理论视域中的"三个代表"思想

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中,党的建设以执政为价值导向,政党执政以人民为价值导向,国家治理则以社会为价值导向。“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揭示了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党的建设、政党执政与国家治理在国家理论上的价值一致性,阐明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本质及其新的价值根基,厘清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实践原则,也规定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之历史发展的价值趋向。     

治理理论的层次分析

治理理论的兴起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治学研究中的重要事件。根据政府与各种组织和个人合作的层次及范围，可以将当前流行的治理理论划分为全球治理理论、国家治理理论和地方治理理论。对治理理论进行层次分析，有利于更为深刻地理解治理理论。     

和谐社会建设与国家理论创新

国家产生于社会并从属于社会,应重视从社会视角考察国家问题。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为突破某些传统认识、推进国家理论创新提供了契机,有助于人们丰富和深化对国家本质的体现过程、国家角色定位、政府职能转变、社会管理主体的类型、国家公职人员发挥作用的方式等问题的认识。     

论基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国家治理能力观

国家治理能力并非通常所说的国家能力概念,而是国家治理体系完成和实现国家治理之目标任务的能力。国家治理是基于公共利益而管理国家公共事务的集体行动,其目标任务具有规范性,即通过管理国家的公共事务,使得国家的所有成员都可以相互满足需要、互惠互利、共同受益并最终实现幸福的生活。国家治理体系则是国家治理主体的组织体系,这是根据国家治理的定义来判断的,可以说一切按制度渠道被组织起来参与国家治理的人都构成国家治理体系。根据这样的界定,国家治理能力其实是国家治理体系的能力,是它在国家治理过程中的功能表现,包括动议、决策和执行三种能力,其判断标准是动议是否全面及时、决策是否正确明智、执行是否有力高效。由于是国家治理体系在从事国家治理,所以国家治理能力就只可能源于国家治理体系。但国家治理体系并非无数个人的散乱集合,而是遵循集体行动的一般组织法则而构建起来的一套组织体系,所以更准确地说,国家治理能力取决于国家治理体系的设计和构建,即分工、协调和控制机制的设计和安排状况。这就是基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国家治理能力观,它应当胜过强调治国人才作用的国家治理能力观,也优于强调外在环境条件作用的国家治理能力观。     

论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政策范式转型

实践层面的政策范式,常被理解为一种稳定的和能够识别的政策模式或政策风格,包括政策问题、政策主体、政策价值和政策工具等构成要件。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涉及到具体政策和基本政策的改变,亦是对我国元政策的一次重塑,具有丰富的政策内涵。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将带来一次我国公共政策范式的转型。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构成的二重性解读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议总是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定位有关.回应科学的客观性要求,体现人和社会历史独特性的历史性思维,二者的结合促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这二者也正是历史唯物主义创立背后的学术动机.在理论结构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包含一个前提一理论(纲领)一解释的架构.呈现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思考的表述逻辑.在理论性质上,历史唯物主义则具有科学、哲学的二重性.这一二重性也预示着历史唯物主义未来发展的二重路径.     

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中国化的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深刻的价值,推进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中国化是理论和实践发展的需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国家治理理论,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中国化,指导了国家治理实践。在新时代,习近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及中国化成果,形成了一脉相承又独具特色的国家治理理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中国化的新境界。     

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法治向度

国家治理现代化包含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法治化的双重向度。国家治理方式的演进需要符合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而法治本身对国家治理体系的逻辑建构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秩序规制,从源头上就已经勾勒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法治前景,因而法治所呈现的理性力量满足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的现实需求。法治化程度决定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深度和广度,因而法治秩序拓展和维护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行为边界,同时也在治理逻辑层面理顺国家治理体系内在的冲突和矛盾,因而法治化明确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的基本方向。因此,在新时代国家治理转型背景下,法治本身的内在逻辑和外在逻辑贯穿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的始终,不管时代和社会主要矛盾如何变化都应当坚持国家治理法治化的基本向度。     

国家治理的基层逻辑:社区治理的理论、阶段与模式

国家治理的价值关怀与最终归宿都落脚于社区及其居民,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层逻辑。学术界对中国社区治理的理论关切,经历从国家中心论到社会中心论,再从宏观结构—微观行动论视角到介入式定性观察和引导的嬗变。社区治理的现实实践经历从动"物"到动"人"到动"资源"再到动"专业"等四个治理阶段。在四个阶段的演进中,社区治理围绕城市特色,形成六种典型模式:武汉百步亭、青岛、上海、沈阳、江汉和成都模式,这些治理模式不尽相同,却都与国家治理的基层逻辑息息相关。社区治理的良莠关乎国家治理的合法性与绩效。     

历史唯物主义与国家理论的重建

哈贝马斯通过交往行为理论重建了历史唯物主义，并通过工具理性和交往理性的结合分析了政治秩序和政治系统印国家的起源、产生、性质，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晚期资本主义民族福利国家的总体危机，这对我们现时代思考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有着不容忽视的重大理论意义。     

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建构及其原创性贡献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机成分和基础性工程。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成果。其理论建构以探析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转向的动力及内在机理为指向,以诠释“国家”与“治理”的兼容与耦合为发端,以推动构建“善治”的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为目标,在理论议题上回应“中国关切”,在逻辑演绎上创造“中国话语”,在形态建构上呈现“中国范式”,在价值指向上追求“中国之治”,并在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等层面上形成了新突破,历史性地回应了“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的重大命题。     

论交往行为理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通过阐述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容、异同以及交往行为理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对交往行为理论加以分析。并提出,现当代社会应当站在"交往理性"的角度考虑社会发展和人的解放问题。     

国家建设与国家治理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所推出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和“依法治国”概念,集中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层治国理念的核心思想,也预示了未来中国政府改革的方向。从“国家建设”和“国家治理”的角度予以解读,并从国家运行“动力系统”和“制动系统”平衡、国家“上层制度”和“基础制度”构建、国家治理“传统方式”向“现代方式”转变的角度,说明国家治理改革的目标和任务,认为把“国家治理现代化”和“依法治国”作为施政理念,表明了执政当局对现代政治文明核心价值的认可,表达了执政党把中国送入法治轨道的意愿和决心。     

理解治理多样性：一种国家治理的新科学

现代社会及其公共事务的复杂性对治理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为了应对公共事务的复杂性、多规模性、嵌套性和动态性,很多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的治理理论,并且都试图寻找“治理万能药”,以一种治理方式适用所有情景。然而人类要真正解决所面临的公共事务治理难题,就需要实现“认识论哲学”的转型,以“多样性”的思维范式取代“单一性”思维范式,按照“治理多样性”的新范式来重构治理体制“。治理多样性”分析范式是一种治理的新科学,其分析框架主要包括“行动者、机制、物品属性、结构和绩效”等要素,核心是公共事务与治理系统的有效匹配,实现基于“多行动者——多机制——多属性——多结构——多目标”的治理,多样性是其内在逻辑。治理本身是一个复杂演进和相互调适的过程“。治理多样性”要应用于治理实践,就需要发展出“诊断、设计和学习模型”。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黑恶势力“保护伞”的危害与治理

治理黑恶势力"保护伞"作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关键环节,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向基层进军的"战略要地"。科学地探讨黑恶势力"保护伞"的危害与治理路径,对全面从严治党和加强基层治理具有重要意义。黑恶势力"保护伞"的危害突出表现为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恶化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扭曲健康的社会意识,弱化上层建筑的公信力。治理黑恶势力"保护伞"要多策并举,要坚持党对治理工作的全面领导以强化治理根本保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治理方向以赢取治理民意基础,完善治理黑恶势力"保护伞"的体制机制以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加强治理黑恶势力"保护伞"的意识形态宣传以营造治理良好氛围,从而形成治理黑恶势力"保护伞"的多维合力以凝聚治理各方力量。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国家政治安全

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政治安全之间具有深层关系。一方面,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可以在根本上解决国家政治安全所遭遇的困境与难题;另一方面,国家政治安全又是推进和最终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野下中国政治安全面临的挑战主要有:国家治理的功能类型及能力方面与现代社会需求存在一定程度的不适应;国家治理在民主与科学方面还难以充分满足社会发展及公众期待;国家治理过程及结果在公平系数和正义刻度上还与民众需求有一定距离。全面深化改革是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根本举措,要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应有作用,促进国家治理体系服务的均衡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走上法治化轨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有与之相对应的制度形式,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时代发展和实践推进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它在过去的三十多年时间里发挥了巨大效能。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走向国家现代化的总进程当中,     

治理类型的多样性演化与比较——求索国家治理逻辑

作为学术讨论和实践理念中的时髦词汇,治理是广大研究者关注焦点,而在此过程中其基本内涵却变得愈加模糊,这构成研究进一步深化的潜在障碍。本文基于对实践中差异明显的治理类型的理论推演和比较,避免陷入不同知识背景和研究视角下概念界定的纷争,借力类型学分析作为理论探索的切入点进而呈现治理的学术脉络及治理知识的内在秩序。展现善治、全球治理、多层次治理、互动治理、元治理与智性治理等主要治理类型的形成传播过程、理论假设、实践特点与现实影响,并通过分析各类型所隐现的治理失灵,从而客观认识治理的适应性局限,指出每一种治理类型不意味着要对其他治理模式的吞噬,其本质和共性均在包容共存的态势下求索国家治理能力和效能提升的路径,并在此基础上为定位中国国家治理战略选择的着力点提供理论依据,最后通过政治学所具有的解释的、反思的特征对各国差异化治理模式的未来研究图景做出展望。     

国家治理绩效:概念内涵与评价维度——兼议新冠肺炎抗疫中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将绩效理念导入国家治理之中是拓展理论研究的内在逻辑。作为新的概念范畴,国家治理绩效为治理现代化注入价值导向、度量标准和动力机制,是完善制度体系和检验能力水平的价值尺度。有管治就有评价,绩效评价体现结果导向和满意度导向,旨在追求治理的公信力与执行力。其中:结果导向折射工具理性,满意度导向凸显价值理性。不论从概念内涵还是现实场景来看,国家治理绩效评价基本维度指向经济性(如资源节约、环境美好)、效率性(如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效果性(重要产出目标实现)和公平性(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审视新冠肺炎疫情中地方治理体系和能力表现,以绩效评价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应强化顶层设计,深化理论研究,创造环境条件,建设信息平台,构建具有科学依据及普适性的通用模型、指标体系、技术准则和运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