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药品监管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的优化——基于药品安全的视角

从1998年到2008年十年时间,中国药品监管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出现多次调整甚至反复,现行的制度安排有诸多不尽合理之处,表现在地方各级药监部门归同级卫生行政部门领导难以保证药品安全监管的独立性;将食品、化妆品的部分监管职能配置给药监部门忽视了监管产品的差异,难以体现监管的专业性;各级地方政府也难以对药品安全负责等方面。因此,建议药监部门实行中央到地方的垂直领导,剔除药监部门保健食品以外的食品、化妆品监管职能,对药品及相关产品的监管职能进行同类整合。     

混合型监管：政策工具视野下的中国药品安全监管

在当代中国,社会性监管正在被越来越多地运用到公共卫生、生产安全和环境保护等公共治理过程.以药品安全监管为个案,结合西方社会性监管的有关理论,从建章立制、设立标准、建立奖惩机制以及优化执行系统四个政策工具角度,对当代中国药品安全监管的政策过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由于受到社会治理模式转型的影响,中国药品安全监管模式可以被界定为"混合型监管".一方面,中国的药品安全监管政策在形式上已经具有了一些现代监管型政府的特点,例如建章立制、设立标准,并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等手段;另一方面,却在许多方面仍然带有许多前监管型政府特征,而这些特征大都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虽然监管型政府正在逐渐取代全能型政府而成为未来中国政府可能的治理模式,但是从政策分析的角度来看,监管型政府的建设在中国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建设一个高效的现代监管型政府,仍然是市场经济时代下中国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的重要目标.     

乳品安全的政府监管研究

"三鹿事件"以来,乳品问题频发,人们对企业诚信失望之余,希望政府能加强对乳品监管,保障乳品安全。但目前政府对乳品安全的监管还存在问题,影响了监管效果。相应改进措施如下:加快职能调整和机构改革,尽快确定各级政府乳品安全监管主体;健全乳品安全法律法规;完善乳品安全国家标准并坚决贯彻实施;政府应加大对乳品安全监管检验检测技术和设备的投入支持力度。     

药品安全协同治理的多主体责任落实——基于我国十大典型药害事件的案例分析

药品安全协同治理的本质是一种合作治理,要求多元利益主体在厘清责任和明确分工的基础上进行协调与配合。通过运用多案例分析法考察我国典型药害事件的治理责任落实情况,发现各主体责任彼此孤立、整体责任落实呈碎片化特征。基于多主体责任分析框架,可从四个方面落实协同治理的多主体责任路径:重视全方位监管,健全政府责任体系;外部规范与内部自律同时作用,强化企业第一责任意识;整合外部协同力量,提升社会履责能力;建立政府、企业与社会联动监管机制,进一步规范药品监管工作的内容和程序,明确各责任主体在工作协调联动过程中的有关职责。     

全力防控风险 互助共享安全——山东临沂、济宁“企业联合监管”机制建设调查

在深入贯彻安全发展理念,对企业安全监管抓要害抓关键的同时,地方应急部门与消防机构高效联动,创建重大危险源企业联合监管机制等,打出来一套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组合拳。山东省地方应急部门通过联合共治机制,创新开展企业联合监管实践,实现了企业安全管理由"单打独斗"向"抱团升级"转变,推动企业"互帮互助、共享安全",联合监管机...     

习近平对安全生产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树牢安全发展理念 加强安全生产监管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李克强作出批示

4月1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安全生产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当前,全国正在复工复产,要加强安全生产监管,分区分类加强安全监管执法,强化企业主体责任落实,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习近平指出,从2019年的情况看,全国安全生产事故总量、较大事故和重特大事故实现"三个继续下降",安全生产形势进一步好转。     

协同治理审视下的药品安全及其治道逻辑

药品安全由数量安全和质量安全两部分构成,具有跨部门、跨领域和跨层级的特点,其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需要协同治理予以提升。在整体性的协同分析框架下,药品安全协同治理的行动者网络可分为府际协同、部门协同和内外协同等三个实践维度,并且在微观—中观—宏观等三个层面上呈现出协同演化的交互过程。在此过程中,协同治理要秉持有理有据、有度有节的实践原则,理性把握药品安全监管体制改革中垂直管理和属地管理的迷思、部门联动与行政协调的困境以及地方社会共治的局限性等问题。     

中国药品召回制度研究——以“毒胶囊”事件为例

“毒胶囊”事件震惊全国,再一次给我国食品药品领域敲响了警钟.涉事企业对待药品召回的态度方法不尽如人意,引起了人们对药品召回制度的关注.药品关乎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因此必须加强对药品召回的监管与规制.笔者以毒胶囊事件为例,结合《药品召回管理办法》,分析了我国药品召回制度存在的不足,并从法律规制、行政监管等方面提出了完善建议,以切实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我国信用评级法律制度的完善——以金融安全为视角

金融危机证明了信用评级在现代金融体系中的关键作用,它与国家金融主权和经济安全密切相关。金融危机后各国纷纷通过立法加强对信用评级机构及信用评级业的监管,我国基于金融安全的考虑,应通过立法明确评级机构的性质和监管主体,加强对外资评级公司的市场准入和业务规制,建立健全内部信用评级法律制度,强化对外部信用评级的监管与约束。     

安全生产的政府监管深度与多元政策调适

安全生产的政府监管存在治理深度与事故风险严重程度失衡与错位的问题,即监管政策应用中出现的对重大风险轻微处置、对轻微风险严苛规制的现象,这会导致政策实施的低效,不利于发展与安全的统筹,甚至诱发外延风险,带来社会问题。为把握地方政府安全生产监管与风险治理的内在逻辑,以需求溢出理论为观察视角,构建“公共风险—治理深度—监管效能”分析框架,并结合T市开展“包容审慎监管”的案例,依照差异化的事故风险定位监管深度,形成“审慎—包容”两种治理深度不同的监管政策,同时推行监管效能的内部调适政策,在安全生产的同时,也对执法措施冲击群体利益的公共风险予以有效化解。     

沿海十省(市)药品监管机构能力之比较研究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当代中国,药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正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而药品监管机构能力的建设与评估也开始成为社会监管领域的重要问题.通过回顾国内外已有的对政府能力概念和要素的研究,借用Nelissen的潜在能力和现实能力理论,结合世界银行2003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对机构现实能力的要素分析和"行政储备"理论对机构潜在能力的要素分析,构建起药品监管机构能力的结构模型,并提出一套评估的指标体系.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后,通过统计排序对沿海十省(市)药品监管机构能力进行评估和比较,进而利用最小二乘法(OLS)建立回归模型,分析潜在能力中的财力和人力因素对现实能力的贡献率.研究发现:地区财力对监管机构现实能力的影响较之人力因素要大,这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可以得到证实;各地药品监管机构的潜在能力与现实能力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就那些现实机构能力较低的地区而言,现阶段有必要把工作重点放在医药企业生产经营行为的监管和农村地区医药监管基础设施的建设上;而对于潜在机构能力较低的地区来说,从"专业化、程序化和独立性"等方面提升机构整体的人力资源是当务之急.     

浅论药品安全问题的法律规制及完善

药品安全关乎公众生命健康,但近年来多起药品安全问题给人们敲响了警钟。我国多个部门法都对药品安全问题做出了规定,但是收效甚微。我国当前法律体系主要从民法、行政法以及刑法等三个部门法对药品安全问题进行管理,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为此提出制度完善的建议如下:尽快制定《药品安全法》,在该部法律中确立相关制度;完善政府主管部门的职能;推进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重视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的衔接。     

危害药品安全犯罪法律适用问题分析

药品安全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生产、销售民间偏方"、"生产、销售保健品"、"销售假冒中药材"等危害药品安全犯罪行为的定性,应结合具体案情选择适用生产、销售假药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非法经营罪等罪名。在犯罪形态上,生产假药罪以制成成品得以出厂销售为既遂,销售假药罪以进入交易环节为既遂。在刑罚裁量上,应贯彻从严刑事政策精神,加大刑法打击力度。     

论网络空间政治安全风险的构成及其韧性治理

伴随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与更新迭代,网络空间日益成为人类政治活动的重要场域,网络空间政治安全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风险。网络空间政治安全风险主要包括网络空间意识形态渗透的风险、网络空间关键基础设施入侵的风险、网络空间政治认同弱化的风险和网络空间政治参与无序的风险。应从技术韧性、组织韧性、制度韧性、文化韧性四个维度构建网络空间政治安全风险韧性治理体系,运用先进技术提升网络空间政治安全风险的精准治理能力,强化不同组织间网络空间政治安全风险协同治理能力,构建多元主体相互联动的网络空间政治安全风险治理体制机制,增强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引领作用。     

前瞻

提高出口商品质量安全水平关于出口商品的质量安全监管,要做到三个所有、四个加强。所有出口商品都要纳入监管范围,所有出口商品都要按照进口国的标准和要求组织生产,所有关系人身健康安全的出口产品的设计都要进行再审查。加强涉及人身健康安全商品的监管。一是要将生产涉及人身健康安全商品的出口企业全部纳入监管范围,建立     

论预防式社会性监管 ——以化工行业风险监管为例

科学技术引发的大量风险使传统社会性监管遭遇失灵。为完成风险规制任务,应在传统社会性监管中引入预防监管。内含风险预防、合作监管等理念的预防式社会性监管制度,既有助于政府履行风险监管义务,又回应了风险社会下安全、健康、环境监管的现实需求。考察具有风险特性的化工行业,其风险广泛分布于生产、贮存、运输等环节且难测难治,同时化工行业社会性监管预防性不足,存在风险识别不准、评估不科学、处置不及时、信息沟通不顺畅等问题。因此,构建预防式社会性监管制度,应在风险预防、合作与效能原则指引下,对化工行业法律法规进行"立改废",增强规范中的预防条款,为预防式社会性监管提供依据;平衡预防式社会性监管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将监管范围限定在化工行业生产、贮存、运输等环节的安全、健康、环境风险领域;建立风险监管职能清晰、纵向权力差异化配置、机构独立设置的预防式社会性监管体制;以信息公开、专家参与、监管影响评价程序增强预防式社会性监管的民主性、科学性与责任性;建立复合的预防式监管责任体系,保障监管的实效。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净化药品安全环境——由“毒胶囊”引发的思考

近年来,继屡见报端的"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等食品安全事件的恶劣影响尚未消退,又有"毒胶囊"事件进入人们的视野。众所周知,药品的用途极其清晰且单一,即治病救人,从"问题食品"向"问题药品"领域的转移无疑是对普通民众的更大伤害。就"毒胶囊"事件产生的行业特点及社会原因作出简要分析,通过运用思想政治教育的手段及功能规范药品行业生产,落实政府职能,加强群众监督力度,发挥其积极引导作用。探索解决药品安全问题的方法和途径,从而达到净化药品安全环境的目的。     

中国金融格局变化及其对金融监管的影响

在经济增速放缓和金融市场化改革双重力量的驱动下,中国的金融体系已经成为一个多元化和互联互通的金融体系。由于各部门之间的金融联系越来越多,就增加了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概率。要防范潜在的系统性风险,中国的监管当局应进一步加强内部协调,建立更加便捷的信息收集和共享机制。2017年7月召开的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决定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强化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该委员会的基本出发点是构建基于消费者保护的金融监管框架,工作的重点是要保证市场之间、产品之间、产品与市场之间监管的无缝连接,建立起逆周期风险调节机制。     

互联网金融风险产生的路径与防范对策分析

在对互联网金融风险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系统探讨了金融风险产生的路径,并在介绍美、英等国互联网金融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在互联网金融背景下防范金融风险、实现金融安全的具体对策。由于"规则空白""中介脱离""监管缺位""基建落后"等四个原因,导致互联网金融出现了行业主体风险、投资主体风险、监管失灵风险和信息安全风险。为了克服这些风险、促进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美、英等发达国家实行了改革监管体制、转换监管模式和增强消费者保护的措施。为了维护我国的金融安全,应该采取完善相关法规、改革监管体制、建立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等防范措施。     

两会代表谈食品安全问题

近年来，毒大米、毒豆油、劣质奶粉等事件频频曝光，食品安全引起了全社会前所未有的关注。而有关药品市场的整顿、规范和安全问题，也是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食品如何吃得放心，药品如何用得安全，两会代表纷纷提出了自己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