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会带社会下层一起玩吗?

这些知识精英、经济精英们,会带下层玩吗?在社会分层中,当精英们和既定的政治社会结构,和下层相遇时,会有什么发生呢?《左传·昭公七年》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任何一个社会,无论是否具有某种特色,都有社会学上所说的社会分层现象,根据人们所占有的权力、金钱、机会等社会资源,以及所处的利益结构的不同,分成各个不同的阶层等级——至于是否十等,那就要看怎么分了。     

社会“变狠”

万物皆流。社会从来就不会一直呆在它曾经呆过的地方。在向未来的演化中,或者在表层,或者在社会结构的内部,隐藏着一些神秘的符码。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但我们仍能够模糊地感觉到,现在的中国社会,和去年,和过去几年,在氛围、心态上已经有了一些不同。这个不同,就是社会变狠的趋势,正在被加剧。     

2013,中国如何变好?

中国社会出了问题,这很多人都能感觉到。百姓似乎更富裕了,但是并没有更幸福,也没有带来足够的安全感。一些没有钱的人对社会不满很正常,但一些有钱人也对社会不满,干脆移民海外。人与人之间缺乏足够的善意和谅解,空气中充斥着剑拔弩张的味道。19世纪的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说过:对社会结构的分析是理解一切社会现象的出发点。之所以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不安的感觉,正是因为中国的社会结构调整远     

参与的困境:2012年的社会冲突

不仅国家对社会的管控习惯已经不适应当下的社会结构、人们的权利意识以及市场体制,而且,也已经不适应存在着很多失意者、存在着复杂的利益冲突的社会格局了。2012年,中国发生了很多社会冲突事件,相对于往年,在特点上有一些变化。总体来说,群体冲突事件在数量上有所减少,原因有许多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2012年是中国政治权力换届移交变动较为重要的一年,从中央到地方都加大了管控力度,并采取一系列措施预防和化解群体性事件。     

医患冲突的社会逻辑与求解

<正>医患社会冲突内在于两者关系的重新建构中。换言之,他们的社会冲突,不过是体制、市场,以及社会利益群体分化进行设置的结果。每一年,每一月,每一日,身患疾病的人,他们的家属,和医护人员在医院这个社会空间里相遇。大多数时候,他们的相遇平淡无奇,医院保持着特有的秩序—包括医患在博弈能力上并不对等的秩序。但有时候,这种秩序会骤然间被撕破,就像有汽车在十字路口闯红灯引发交通事故一样,医患的相遇,也产生了一系列的冲撞。它们构成了剧烈地冲撞人们心理的社会事件,这些年来接连不断地发生,并在公共领域得到传播和放大。     

社会泄愤事件反思

贵州瓮安事件与近几年发生的重庆万州事件、安徽池州事件、浙江瑞安事件、四川大竹事件,在起因、过程、后果等方面具有高度的结构相似性,可统称为"社会泄愤事件"。瓮安事件的性质据报道,6月28日下午,贵州省瓮安县部分群众因对一名女学生死因鉴定结果不满,聚集到县政府和县公安局。在县政府有关负责人接待过程中.一些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县公安局、县政府和县委大楼。随后,     

给社会一个疗伤的机会

很多东西再也不能这样了!—包括社会治理的思路,以及社会群体之间的相处。中国社会,急需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中国社会能更好地转型吗?很多人都明白:就看未来的5年、10年了。这也是两会后,人们的普遍期盼。今天各种社会问题的确不少。它以普遍缺乏信任和不安全感为标志,来到了是否变坏的临界点。不下大力气进行社会拯救的话,也许会积重难返。     

开启“了事”新思维——2010群体性事件的警示

所有的群体性事件在处理方面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协商对话。应对群体性事件,了事不仅指政府对民众利益的兑现,对民心的抚慰,还应指向善治。     

政府——社会——公民的良性互动:政府应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善治之道

网络群体性事件是指某些群体为了实现某一目的,利用网络大规模发布、传播某一方面信息.制造舆论、发泄不满或发表评论,以达到轰动效应或实现某种诉求.网络群体性事件已经对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执政水平提出了新的挑战.研究网络群体性事件,对于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构建和谐社会、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都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阻遏身份社会

贫富差距既给阶层固化提供了空间,也给政府和全社会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时间。这个时代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但中国社会的前方并不是一片迷雾。站在2010年的终点上往后回眸,阶层固化的现象日益严重。媒体措词谨慎地频频预警:这样下去,     

群体性事件的“非政治”因素

一些人常把群体性事件上纲为政治问题,动辄情绪化地把矛头指向制度,这完全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还可能激化矛盾。毕竟,对于有着实际利益诉求的普通民众来说,具体利益诉求的满足才是最重要的。认真审视群体性事件中的"非政治"因素,有助于政府作出科学的判断和处置。冲突或大或小的群体性事件成为中国社会挥之不去的焦虑。但它也在变化,因此,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也在增加。按照一般的说法,群体性事件是中国转型过程中社会矛盾集中爆发时的一种社会后果。在性质上,它相当于     

2012年的“社会命运”

一个理性缺乏的社会根源于人们并没有多少机会,作为权利主体参与实际的政治-社会进程,从中找到尊严。对于中国社会来说,2012年就像英国人类学家特纳一本书的书名那样,是一种象征之林。在时间的轨迹上,这一年是这样走过来的:以年初的城镇化率达51.27%象征着社会结构翻开历史性的一页开始,以年末十八大后人们看到了     

如何建立和谐劳动关系

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和社会矛盾多发的特殊历史时期,随着首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非公企业大量增加,影响首都劳动关系稳定的一些源头性、基础性问题依然存在。同时,职工队伍结构发声深刻变化,新兴产业和行业大量涌现,用工形式更加多样,新一代产业工人逐渐成为职工队伍主体,职工诉求日益多元化,职工的民主意识和维权意识越来越强,使得劳资矛盾日益凸显,劳动争议案件大幅攀升。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部分非公企业劳动关系矛盾突出,职工群体性事件频发,已经直接影响了职工队伍和社会稳定。本期话题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如何建立和谐的劳动关系——     

失意者正在走来

无论是失意者还是既得利益者,都在心理上共同制造了乱的假想敌,把频发的群体性事件,看成是假想敌来临前的征兆。然而,这并不是这个假想敌即将到来的证据。最近,有媒体的声音,要一些现实境遇不佳的网民明白这样一个道理:骂,骂不倒党和政府,也骂不来自己的幸福生活和光明前途。嗯。有些网民是要教育教育一下。这个声音概括了大家都体验得到     

社会变了,知识分子变了吗

今天的中国,进入了一个全面的利益冲突时代。社会变了,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松散的群体,在整体上变了吗?赫拉克利特说:万物皆流。知识分子,无论指的是一个有点含混的概念,还是一个松散的异质性群体,在时间的流逝中,也不会停留在它,以及他们曾经呆过的地方。在中国——当然不仅仅是在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职能,     

危机处理的逻辑与盲点

谁也未曾想到,偶发的事件激起了巨浪。6月28日,偏僻小城贵州瓮安县委县政府和公安局机关及车辆遭打砸抢烧,瞬间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7月1日,中国治安的首善之区上海,爆发了可怖的至今尚在调查之中的袭警案,多名警察遇袭身亡。由偶发的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或其他小事件,因最初的处置失当,引发大规模的突发群体性事件,甚至其中带有暴力行为的,近年     

直面矛盾,加强社会建设——专访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

今年4月,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课题组(下称课题组)发表《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报告,报告指现有的维稳思路和工作方式不足以有效化解日益增多的社会矛盾和冲突,提出必须转变思路,形成维护社会稳定的新思路,更加重视利益表达和社会稳定,以法治为核心,推进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与利益表达的制度化建设,形成社会长治久安的坚实基础。引起知识界和媒体的热烈讨论。近日,以清华社会学系孙立平、郭于华、沈原、晋军等,再加上政法大学应星和毕向阳、北京大学周飞舟所组成的课题组,发表了《走向社会重建之路》,为直面当下社会矛盾和出路的系列报告之二。报告开篇就指出,中国经过了30年市场化改革,经济社会生活在日益复杂化,对社会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急需一种更为有效的治理结构以应对这种挑战。报告提出只有形成政府、市场、社会相互配合的治理结构,才能达致更有成效的治理能力。本刊特约记者卢思骋于共和国61岁当日,访问了课题组的郭于华教授。     

十年来国内学界关于人民内部利益矛盾的研究述评

正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分化的加剧,中国社会的利益矛盾和冲突日益增多,有的利益矛盾甚至发展成为群体性事件,对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党的执政安全造成了巨大冲击。在这一背景下,人民内部利益矛盾问题引起了国内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首次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命     

云南马关：矿区群体性事件善后

"靠山吃山,靠着矿却没过上好日子。"开采中国第三大锡矿的云南华联锌铟股份有限公司,决定让矿区范围内的所有百姓以入股的方式从矿区生产中获得收益,化解矿区因利益冲突引发的普遍仇恨。"2006年我们县里发生过著名的‘5·02’事件,可以说冲突的激烈程度比最近贵州的‘瓮安事件’差不了多少。"2008年7月3日,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的一名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