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文化视角下的亚洲开发银行研究

学术界对亚洲开发银行已经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但是从组织文化视角的研究并不多见。从组织文化视角对亚洲开发银行进行研究在学理上和个案贡献上都具有重要价值。通过对亚洲开发银行组织文化的分析，我们可以对亚行的价值理念、行为规范、决策机制等有更深的了解，而通过对上述问题研究的介绍，我们也可以找到亚行研究的新路径，开拓亚行研究的学术空间。     

亚洲开发银行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

在亚洲区域经济合作中,除了东盟、“10＋1”和“10＋3”等由国家主导的合作模式外,还存在另一种由专业性国际组织主导的合作模式。本文以中亚区域经济合作为个案的分析,考察亚洲开发银行在促进地区合作上的作用。本文认为,亚行在中亚区域经济合作中扮演了倡导者、组织者、协调者和融资者等多种角色,起到了有效的枢纽作用。     

亚洲开发银行

<正> 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ADB),简称“亚行”,是根据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1974年8月1日改名为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决议成立的向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发展中国家提供信贷资金的区域性金融机构。     

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GMS)框架下积极利用亚洲开发银行项目支持的对策研究

亚洲开发银行作为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区域性多边金融机构,对消除亚太地区贫困,推动发展中成员的繁荣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如何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GMS)框架下继续借助亚行的支持,加速广西发展,值得深入探讨。     

俄罗斯的公司治理

俄罗斯的公司是对苏联国民经济基层单位进行人为改造的产物,这就决定了俄罗斯的公司具有不同于自然成长而来的市场经济国家公司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在公司治理结构上,就是兼具英美和德日两种公司治理模式的某些特征,成为一种转轨国家特有的、尚未成熟的综合型治理结构.这种治理结构的特点是:公司的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结合失当,内部人控制过度,股权与资本脱节,委托和代理一体,管理与经营失衡;结果是企业无效率运行.俄罗斯公司治理结构方面存在的根本问题是主体缺位、市场幼稚、产权缺乏切实保护.俄罗斯公司治理结构的成熟和合理化还需时日.     

亚洲国家的持续经济增长与技术革新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于1996年4月出版的《亚洲发展展望(1996年版)》的预测数字,亚洲地区各国在今后20—30年的长时间内仍将可以保持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经济增长率,这是由于在劳动力短缺的资本输出地区和资本短缺的经济后进地区之间存在着强有力的经济互补关系之故(见亚洲开发银行上述报告书的第11页、第13页);如果,亚洲开发银行的这一预测能成为事实的     

北极治理机制的构建与完善:法律与政策层面的思考

在全球气候变暖、北极海冰消融的推动下,北极治理问题日益突出。《海洋法公约》、北极理事会等相关治理机制的不足与缺陷使得构建与完善北极治理机制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议题。在北极治理机制的构建上,国际学界目前存在两种不同的模式,一种是自上而下地拟制《北极条约》,另一种则是强化现有治理机制在领域性与功能性问题上的治理。对此,中国应立足于实现本国利益和各国共同利益的统一,从而推动该地区国际合作和治理机制的完善,并最终为北极的和平开发和利用做出应有的贡献。     

新时代中国参与区域安全治理的模式探析

随着安全地区主义以及安全区域化的发展,区域安全治理逐渐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议程,这实际上是全球安全治理在局部地区的具体表现。具体而言,区域安全治理介于全球安全治理与国家安全治理之间,是地区公共与私人部门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机制来管理地区安全问题的过程。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一开始作为区域安全治理的消极参与者逐渐进化到了现在的开始扮演积极建构与主动塑造者的角色。迈入新时代后,中国参与区域安全治理的动力与能力不断增强,通过倡导亚洲安全观,以及推动加快区域安全治理机制创新与治理体系变革,发展出了"多元协作共治"模式,把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作为区域安全治理的主要目标。新时代的中国区域安全治理在治理主体、治理原则、治理方式、治理路径、治理目标等方面均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新气象,并与其他治理模式存在着重大差异。通过理解新时代中国参与区域安全治理的逻辑,有助于强化区域安全治理中国经验的总结与升华,推进中国式安全治理理论的深入发展。     

从规则治理到关系治理——三十年来中亚地区治理模式的变迁

2021年是中亚国家独立三十周年的特殊年份。回顾中亚地区的治理历程可发现,该地区的治理模式大体经历了规则治理为主到关系治理为主的演进。中亚国家独立后的优先任务在于学习并接受国际规范与规则,提升自身的国际生存能力,而国际规则在很大程度上指引着中亚国家间的互动及其对国际事务的参与。这种态势,导致中亚地区治理具有浓郁的规范治理的特征。而“9·11”事件后,尤其是当2003～2005年间“颜色革命”波及后苏联空间时,中亚国家意识到处理好与域外大国的关系极为重要,因其直接影响到各国的政权生存,由此导致各国将实现对各种关系的大致平衡视为国家优先任务,这使中亚地区治理的关系治理特征凸显。中亚地区治理模式的转型,反映了参与中亚地区治理的行为体逐渐增多、地区治理议题日益繁杂、治理主体间关系日益复杂等现实。中亚地区治理模式的转型有多重影响,如中亚国家自主性得到显著提高,地区治理成效好坏参半,各国寻求关系平衡增大了大国主导中亚事务的难度,使中亚地区逐渐形成了后自由主义的地区秩序类型。     

澜湄水合作的守正创新与包容性次地区秩序构建

经过多年发展，中国倡导、澜湄六国共同推进的澜湄合作机制渐趋成熟，成为次区域层次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典范之一。在水资源合作领域，富有澜湄次区域特色的治理叙事与实践正在形成。澜湄水资源合作的治理叙事融汇古今中外和地区特色，统筹发展与安全，兼顾上下游国家利益，践行“共生、共治、共享”的真正多边主义；与之相应的治理实践则形成兼顾开发与治理、自主与开放并重的特点。澜湄水资源合作的守正创新有助于打破西方竞争性的叙事模式和偏狭的实践模式。面向澜湄合作“金色5年”，中国宜以水资源撬动多领域合作，加强应对澜湄水问题的战略定力和话语建设，构建包容性次地区秩序与高质量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     

澜湄合作中的非传统安全治理:从碎片化到平台化

澜湄地区的安全问题以非传统安全为主,涉及跨境犯罪、社会公共卫生、水与环境安全、信息网络犯罪等广泛议题,呈现出明显的复合性与联动性的结构特征,深刻地影响着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安全。自2016年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正式成立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澜湄合作给予广泛关注和多视角研究,但对于该机制框架下的非传统安全研究还相对缺乏。长期以来,澜湄地区的非传统安全治理属于“碎片化”治理模式,机制拥堵,治理政策、资金、技术、人力和物力的投入分散,且缺乏持续性,导致安全问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澜湄合作机制成立后,从合作治理内容、结构、参与主体等方面,推动了非传统安全治理逐步向“平台化”模式演进和发展,从根本上促进了澜湄地区国家之间的务实合作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解决。《澜湄合作五年行动计划(2018~2022)》已将非传统安全合作列为重点合作内容,未来澜湄合作需要在治理范式创新、多层平台搭建、早期项目设计和收获等方面完善非传统安全治理机制,持续推动澜湄合作拓展和深化。     

论地区一体化进程中的地区治理

地区治理是伴随着地区一体化进程的一种地区内的公共管理活动和过程 ,是地区一体化组织稳定和发展的内在因素 ;地区治理的基本要素包括 :治理的主体、治理的制度和机制、治理的对象以及各种因素共同作用所产生的治理绩效 ;地区治理在地区一体化过程中的功能主要是规范、协调和化解矛盾与冲突 ;现时代 ,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可能为地区治理提供新的发展机会和条件。     

中国对大湄公河次区域ODA现状分析

大湄公河次区域（GMS）合作是指由澜沧江——湄公河流经的6国（缅甸、老挝、柬埔寨、泰国、越南和中国）组成的一个次区域合作机制。GMS由亚洲开发银行于1992年最先提出，旨在将湄公河地区特有的丰富的人力和自然资源转换为新的亚洲经济增长点。亚洲开发银行实施这一GMS项目计划用于促进区域经济合作，引导公共资源转向整个区域的私营投资。从第二届起，每年召开一次6国部长级会议，并确定了8个主要合作领域，即：交通、能源、环境和自然资源管理、人力资源开发、贸易和投资、旅游、通信和禁毒。     

中亚地区合作机制的竞争态势与挑战

近年来,中亚地区合作机制呈现“竞争化”趋势,这不仅是大国主动塑造的竞争性多边主义,也是中亚各国主观上默许的地区合作模式。通过大国之间的国际制度竞争,中亚国家能够赢得更多自主性,也能够更好地实施其多向平衡外交政策。这种制度竞争趋势表现为:美俄均致力于提升“C5+1”制度化合作的水平以维持地区均势;欧盟多措并举强化与中亚国家的合作机制以赢得更多机遇;地区强国积极发展与中亚的合作机制以谋求更多利益;中国扩大与中亚国家的合作范围以打造全方位合作体系。中亚地区合作机制的竞争主要受到地区安全环境变化、大国关系变化、中亚国家外交政策变化三方面因素的影响。未来一段时间,大国将加大对地区资源的竞争以获取投资收益,也将重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以塑造地区治理规则。中亚国家将持续提升外交自主性,以便赢得更多发展机遇。     

东亚区域气候治理合作困境分析

在当前全球气候治理谈判进程缓慢背景下,区域层面的气候治理显得日益重要。然而,气候变化形势严峻的东亚地区并未能形成类似于欧盟一体化程度较高的气候治理合作机制。东亚国家因领土争端等安全议题使国家间关系相对紧张与复杂,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气候变化治理的区域性合作;域内国家发展现状差异较大,经济发展模式和能源消费结构的差别导致针对发展性问题的关切不同;在联合国框架下的治理机制中,分属不同气候谈判集团,所持立场也存在一定的分歧;加之外交传统惯性和域外其他行为体的影响,使得东亚区域气候变化治理一体化进程相对滞后,造成区域合作困境。在构建和推进东亚气候治理合作机制时,应注重在域内大国引导的基础上,通过协商一致以体现不同个体的利益诉求,并借鉴其他地区的治理经验,促使区域治理机制同国际层面的制度接轨。     

试析全球治理模式的转型——从国家中心主义治理到多元多层协同治理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全球治理模式转型成为国际社会的热点问题。在国际权势转移、治理失灵以及全球治理自身不断演进的背景下,国家中心主义治理模式难以为继,因此推动全球治理模式的转型显得必要且迫切。本文在借鉴不同治理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全球治理模式应该向多元多层协同治理的方向转型。具体的转型路径包括:推动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机制的改革与完善、治理理念的创新以及治理体系的互动。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治理主体,对全球治理模式转型的态度总体上是积极的,同时也存在一些疑虑,因此应通过能力提升、培育非政府组织发展、处理好双重国家身份的关系等方式来适应治理模式的转型,并在转型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体制复合体理论视角下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进程

体制复合体理论包含多利益攸关方与多边治理等两种治理模式,在应对网络空间治理等复杂性全球治理议题时有很强的解释力,它同样适用于复杂的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体制复合体理论中所包含的多方和多边治理两种治理模式,可以分别应用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不同领域治理议题中。如在算法歧视、伦理问题、就业问题、数据安全等议题适用于多方治理模式,而与全球经济、安全、政治相关的议题更适用于多边治理模式。最终,通过多方和多边等体制复合体包含的多种治理模式共同构建起以标准、规范、规则和机制等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体系。     

亚洲开发银行的运行分析及其对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启示

亚洲开发银行的成立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各方国际力量追逐利益博弈的结果。经过40多年的运营,亚洲开发银行在资金来源、职能定位、组织结构、主要业务及未来重点发展领域等方面日趋成熟与完善。通过对亚洲开发银行运行现状进行分析,可归纳出四个方面的成功经验,但也存在五个方面的问题,这些经验与问题给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建和未来的运营带来了诸多的启示。     

美国非政府组织参与湄公河流域国家社会治理的机制研究

非政府组织活动的国际化,对国家外交政策的实施发挥着积极的支撑作用,是一国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非政府组织在大量参与区域性国际公共事务治理的过程中,国际化程度得到不断提升,同时对本国的外交和国际战略的实施形成重要支撑。美国非政府组织参与湄公河流域国家社会治理的成效显著,建立了国际公共治理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协调的有效机制。本文以现代国家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在公共服务中的伙伴关系为理论基础,系统分析美国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在国际合作中的机制,详细阐述美国非政府组织在湄公河流域活动的实践方式,为我国社会组织提升国际化水平,在"一带一路"建设和澜湄合作中更好地与政府协调共进提供经验借鉴。     

二十国集团有效性的评估及影响机制

二十国集团治理议题涉及经济、金融、气候等多个领域，然而不同领域的治理有效性却存在差异。基于过程有效性与结果有效性两个维度，行为改变与问题解决这两个关键指标可以作为衡量机制有效性的标准并用以验证不同议题领域的治理有效性。二十国集团的有效性主要由政治机会与集体治理能力两个核心变量决定，当两个变量同时具备时，该机制有效性较高；当只具备一个变量时，该机制部分有效；当两个变量都不具备时，该机制有效性较低。这一理论假设通过以下案例得到验证，打击恐怖主义融资不仅具备较高等级的政治机会，而且二十国集团对这一议题的集体治理能力较强，相应地其治理有效性较高；国际金融机构改革虽具备较高等级的政治机会，但二十国集团对该议题的集体治理能力受限，因而其治理只是部分有效；全球气候治理仅具有较低等级的政治机会，并且二十国集团对该议题的集体治理能力较弱，相应地其治理有效性则较低。本文有关影响二十国集团有效性重要变量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的分析框架既为研究多边国际机制的有效性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也为提高多边机制的治理有效性指明了着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