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完善我国行政公诉制度几点看法

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现象,紧紧依靠行政自诉制度已难以解决出现的新矛盾。行政公诉制度作为保障公共利益的重要手段,其设立已成必然趋势。因此,在我国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诉要从多方面加以具体制度设计。本文拟从行政公诉的概念、行范围和检察机关在行政公诉中职能来研究行政公诉制度。     

创设行政公诉制度之我见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公民民主法制观念的加强，原有的行政自诉制度渐渐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建立行政公诉制度应当提到议事日程。本文拟对行政公诉制度作一番初步探讨。一、建立行政公诉制度的必要性依照通说，行...     

试论行政公诉

通过借鉴刑事公诉制度并参照国外的立法实践,行政公诉应当定义为:为维护公共利益而由检察机关就行政违法行为向法院提起的诉讼. 建立行政公诉的目的既非"借助社会的力量帮助司法权制衡行政权",亦非在于"保护弱者",而是为了保护公共利益.虽然我国的行政法承认公共利益,但现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不足以维护公共利益,因而有建立行政公诉制度的必要,从长远看,设立行政公诉制度也可为实行宪政制度做铺垫.     

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诉的立法研究

公诉制度在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和当事人的权益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而在我国行政诉讼中尚未确立行政公诉制度.阐释行政公诉制度的理论基础,分析我国目前行政诉讼中有关行政公诉的现状、缺陷,论证建立行政公诉制度的必要性,并提出立法的具体构想.     

浅析“行政公诉制度”

行政法学界对公益诉讼作了比较全面的探讨,而对行政公诉制度则常常仅作为其中的一个问题简要提出。针对种情况,本文在总结其他国家现有行政公诉的基础上,详细阐述了行政公诉的涵义、行政公诉在我国构建的理论基础、现实需要以及构建我国行政公诉制度的意义。     

浅议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

行政公益诉讼,又称行政公诉,是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一种诉讼形式。在国外,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已经建立且积累了许多立法和实践经验。鉴于我国当前行政公诉的情况,有必要以行政公益诉讼的概念和基本特征为基础,探讨我国建立行政公益诉讼的可行性,并对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提出初步设想。     

论行政公诉制度之构建

作为行政诉讼的一种类型,行政公诉是指当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或不作为对公共利益造成侵害或有侵害的危险时,由检察机关为维护公共利益而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制度.我国现行法律没有规定行政公诉制度.而行政诉讼的理论和实践表明,代表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主体缺位,不利于对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为此,探索建立检察机关启动的行政公诉制度,成为当前中国保护公共利益并拓宽监督行政权渠道的必然选择.     

论行政公诉制度的必要性

作为行政诉讼的一种类型,行政公诉是指当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或不作为对公共利益造成侵害或有侵害的危险时,由检察机关为维护公共利益而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制度.我国现行法律没有规定行政公诉制度.而行政诉讼的理论和实践表明,代表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主体缺位,不利于对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为此,探索建立检察机关启动的行政公诉制度,成为当前中国保护公共利益并拓宽监督行政权渠道的必然选择.     

设置行政公诉的价值目标与制度构想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和利益纠纷呈高发态势,通过厉行法治,保证行政权正确行使,是预防、减少和妥善应对社会风险的良策。由于行政诉讼在制度架构方面的缺陷,其制度功能发挥并不充分。设置行政公诉制度,应当成为完善行政诉讼制度的一个重要选择。它具有监督和促进依法行政、引导市民社会生成、化解社会矛盾等多方面的价值,也是完善中国特色检察制度的应有之义。建立行政公诉,应当从理念和制度建构等不同层面予以设计。     

行政公诉制度的前置程序

行政公诉前置程序是指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诉前设置一个程序,通过提出检察建议的形式督促有关行政主体依法履行职责。它使部分社会矛盾在非诉形式下得以解决,促进社会和谐,防止滥诉,节约司法资源,还能体现对行政自治的尊重,发挥行政主体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域外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国家除少数未对前置程序作出特别规定外,大多数国家均有相关的限制性规定。我国未来构建行政公诉前置程序时,要合理设置前置期间、科学判定纠正效果并严格限制前置程序的免除。     

对未成年人犯罪寓罚于教的理论探讨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存在多种诱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不良因素,而未成年人正处于身体和智力的发展时期,他们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想亲自去做,但由于他们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经验所限,他们的认识能力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和表面性,容易养成不良品质和恶习劣迹,最终导致违法犯罪。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考虑到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为了让他们既能改过自新又能健康成长,在对他们进行惩罚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教育、启发、感化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政策,这就是所谓寓罚于教。在管理过程中始终贯穿教育、感化、挽救的精神,从而达到治其心、治其本的目的。     

论诱惑侦查之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其合法性的标准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所提出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标准的利弊,提出了修正应立足客观,兼顾主观的标准,建立一种首先考察客观,然后考察主观的两步判断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的目的.     

比较法视野下的遗产范围制度研究

作为继承客体的遗产,其范围的确定不仅涉及被继承人及遗产债权人的利益,且关乎其他继承制度的设计.囿于当时立法环境和立法技术,现行法关于遗产范围的规定不能反映现实之需,与公众继承习惯亦不相符.借鉴他国立法经验,尊重民情,重塑我国遗产范围制度.     

论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以一元推定主义为中心的理论探索

对于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但通过一种形而下的还原性考察可以发现,罗马法及近现代范式民法其实既未采取绝对的一元主义,也不是纯粹的二元主义,而是以一元推定主义为共性,英美法亦不例外。我国立法尚有必要进一步契合一元推定主义的法理,妥善安排土地权利与建筑物权利的得丧变更,以保障秩序、自由、平等和效益等多元价值目标的协调。     

世纪之交的劳动法发展——一种全新的思维和开放的观念

人类进入20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全球化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潮流,由此也给法律的发展带来了广阔前景,劳动法的立法和研究也因此而更加繁荣。在开放的社会和世界性的经济环境下,以一种新的思维和观念来研究和探讨劳动法律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论不服仲裁裁决应有之救济途径及其适用

对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之救济,是指在仲裁裁决作出后,若有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则依照法定程序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审查申请,进而通过司法程序对裁决予以处理的一种机制。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仲裁机构作出裁决后,当事人可以通过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和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两种方式来获得救济。本文在对仲裁裁决救济机制确立之依据从理论上予以阐释的基础之上,对我国现有机制运行之机理加以析明,最终得出结论:申请不予执行之途与理不合,须予删除;申请撤销在适用上亦存在缺陷,须予改进。     

“知青作家”的身份认同——“文革”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历史起源研究

“知青作家”对于他们“革”中的“知青”身份有着强烈认同,而对作为“知青”前身的“红卫兵”身份却着意回避,这一方面意味着他们在刻意“剥离”其历史身份中的“革命”内涵,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历史反思的巨大局限,这一状况,与意识形态,历史转型以及他们的个人生命周期和身份认同历史均有重大关联。“知青作家”只有“正视”并且深刻反思其早期的“革命”身份,才能为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份形象和话语体系的重建确立一个有效的前提。     

论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若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自身需求为依托,可以发现学界所认为的其存在的"缺陷"中有许多并非真正缺陷,如未将运用争端解决机制的主体扩展到私主体、临时仲裁庭的设计不合理、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力度及惩罚措施不适当等。而该争端解决机制在仲裁员回避、仲裁裁决形成方式及仲裁裁决的复核等方面确实存在不足,应当予以完善。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