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犯罪诉讼程序研究

我国《刑法》规定了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和处罚原则,而在诉讼程序上如何追究单位犯罪的责任,《刑诉法》却未作出任何规定。当前,在单位犯罪的诉讼程序中存在不少问题。文章提出单位犯罪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是：从属管辖、不诉不理、代表诉讼、经济强制、个人优先、平等诉讼。文章还对单位犯罪的诉讼程序提出了具体立法建议。     

试论单位犯罪追诉程序中的诉讼代表人制度

单位犯孚追诉程序的核心制度是诉讼代表人制度,对诉讼代表人制度的研究有助于单位犯罪追诉程序的落实及完善。     

浅析单位走私犯罪诉讼程序中的诉讼主体及诉讼代表人制度

走私犯罪是法定犯罪,以违反海关法律法规为前提,故具有很强的海关专业特征,而单位走私犯罪主体为单位,进一步增加了理论研究和司法认定的困难.故根据单位走私犯罪的特征及相关立法规定,深入研究我国单位走私犯罪诉讼程序中诉讼主体和诉讼代表人制度,以及单位走私犯罪诉讼代表人的确定问题,对我国单位犯罪刑事诉讼的理论研究及司法实践都有重大意义.     

应当针对单位犯罪刑事诉讼增设特别程序

从目前单位犯罪刑事诉讼实践分析,存在管辖空白、诉讼地位与角色混乱、强制措施与审判程序规定欠缺等局限。根据单位犯罪诉讼理论研讨和实践发展,亟待规定单位犯罪诉讼程序。单位犯罪诉讼程序作为一种特别程序,涉及立法体例、适用原则和具体制度。     

单位犯罪诉讼代表人指定问题实证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活动的发展活跃,单位犯罪的问题日益引起关注.在依法指控单位被告时,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解释需要承担为被告单位指定诉讼代表人的职责,而能否顺利指定取决于涉案单位是否配合等检察机关无法掌控的因素,实践中出现指定诉讼代表人流于形式、被告单位时有逃脱刑罚制裁等窘境,影响了刑法平等、罪刑法定、控辩平等原则的实现.因此,有必要扩大诉讼代表人适格人员范围,并将单位犯罪诉讼代表人制度以立法方式加以规定,以更高位阶的制度文本和更具有可操作性的条文规范来准确打击单位犯罪.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诉讼程序的缺陷及完善

当前我国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缺乏力度,知识产权案件犯罪化率较低,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诉讼程序上存在缺陷。应当强化公诉主导的诉讼模式,加大被害人诉讼权利保护,处理好知识产权民事程序与刑事程序、行政保护与刑事司法保护的衔接,区分不同证据标准,完善证据规则。     

论我国反恐怖主义犯罪特别诉讼程序的构建

反恐怖主义犯罪也是我国刑事法制的重要任务,由于生命安全在法律价值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以及恐怖主义犯罪所具有的特点,我国也应当建立一种针对恐怖主义犯罪的特别诉讼程序.在立法原则上,应当遵循国家主权原则、非歧视原则、人权保障原则、承担国际义务原则、法治原则等.特别诉讼程序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管辖、侦查、程序公开以及司法人员与证人的保护等方面.     

单位犯罪适用刑事诉讼程序若干问题探讨

在司法实践中总结出了一些单位犯罪适用刑事诉讼程序的经验。涉及到单位犯罪的管辖、附带民诉讼、如何行使回避权、辩护权、上诉权及以何种方式参加诉讼程序等方面。     

我国小额诉讼程序的构建

随着我国法制水平的不断提高,诉诸司法的纠纷将会越来越多,现有的审判力量已难负其重。而解决的有效途径之一就是构建小额诉讼程序,分流大量简单的民事案件,使当事人及法官从繁琐、低效的程序中解脱出来。     

析单位犯罪侦查中的几个问题

在侦查过程中,应当根据单位犯罪区别于自然人犯罪的特征来认定单位犯罪。认定犯罪嫌疑单位,在涉及单位和单位分支机构的情况下,应当根据分支机构是否独立实施犯罪而确定。犯罪嫌疑单位诉讼代表人的确定,应当由犯罪嫌疑单位根据一定规则来确定。单位犯罪案件侦查的地域管辖,应当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并参照《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加以确定。     

论单位犯罪中的特殊主体

犯罪主体可以分为一般主体和特殊主体，单位犯罪亦不例外。刑法分则中某些单位犯罪之单位主体，除了需要具备单位的一般主体要件以外，尚需具备某种特定的刑法身份。这些特定身份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以特定的所有制为内容的特定身份、以从事特定行业为内容的特定身份、以进行特定法律行为为内容的特定身份和以负有特定法律义务为内容的特定身份。     

浅谈技术犯罪与我国刑罚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技术犯罪也由此产生 ,严重影响了社会生活。而我国《刑法》对技术犯罪的规定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着困难 ,作者在提出完善技术犯罪定性的同时 ,提出了预防此类犯罪的重要性。     

论我国金融犯罪的刑事立法政策——以刑法修正案为视角

我国金融犯罪刑事立法政策基本合理,主要表现为：犯罪圈扩大;合理的非犯罪化或从轻化;保持经济、行政法规的衔接与协调;入罪标准科学化。但也存在一定局限,主要表现为：刑罚处罚趋向加重;缺乏超前和预见性;部分罪名修改缺乏一体性考虑。建议在未来金融刑法立法上。谨慎保持扩大犯罪圈的趋势;改变立法的重刑结构;注重立法的科学性原则。     

试论刑案现场的犯罪信息

近年来,犯罪分子作案水平不断提高,主动有意识地破坏犯罪现场等反侦查现象正不断出现,而传统的现场勘查工作思路主要是注重对现场有限的有形痕迹物证进行提取和鉴定,这也是当前公安机关因现场提取不到有用的痕迹物证而导致一些案件难以侦破的重要原因之一。犯罪现场所寓含的犯罪信息十分丰富,除了那些有形的痕迹物证外,还包括很多潜在的隐性犯罪信息。获取犯罪现场的犯罪信息需要利用先进的科学仪器设备,更需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犯罪人格视野下的犯罪预防

犯罪人格之于犯罪预防的价值在于,犯罪人格研究促进了动态、整体犯罪人观的形成,使建立于犯罪人格之上的刑事政策更加科学、合理。犯罪人格视野下的预防犯罪路径是: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控制犯罪心理的生成;以犯罪人格为视角对犯罪人进行分类治理,改善犯罪人格。     

刑事简易程序之启动与被告人意志

《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首次规定了被告人的程序选择权 ,这一规定是实现程序正义和保障人权的基本要求。但是完整的程序选择权应当包括程序变更权 ,基于此 ,应当在即将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中增加程序变更权的相关规定。     

论新《刑事诉讼法》与取证规范化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证据制度作了较大幅度的修订,对于进一步促进取证规范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刑事诉讼法》修订对取证规范化的新要求,重新划分了证据种类,取证客体更趋合理化;规定了新的取证机关,取证主体更趋科技化;严格了非法证据排除,取证程序更趋严密化。取证规范化的发展趋势是突出取证过程中的人权保障,加强取证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注重取证技术的标准化建设。     

刑事诉讼法中的公安刑事执法监督内容的立法修订问题研究

刑事诉讼法在公安刑事执法监督方面的立法内容存在的缺陷是 :一、对公安刑事执法监督的规定过于笼统 ,且缺乏强制力保障措施 ;二、有关公安机关侦查程序监督的规定 ,遗漏的环节多 ;三、缺乏庭审前司法控制机制 ;四、对律师调查取证权力限制过多。针对上述立法缺陷问题 ,特提出完善和修订有关内容的立法建议 :一、应考虑对公安机关刑事执法程序的全面监督 ;二、应建立对公安机关实施强制措施行为的庭审前司法控制机制 ;三、要明确赋予律师与被告方当事人对公安机关执法活动的监督权。     

从国际《刑法》的角度看新疆及其周边地区毒品犯罪

新疆的毒品问题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新疆的吸毒人员大量增加,跨国毒品交易量和关于毒品的案件成倍上升,阿富汗逐渐取代金三角成为全球最大的毒品出货地。我国新疆地区紧邻阿富汗,是毒品运输和交易进入我国的主要通道,为此,我们应当对新疆及其周边地区的毒情加以分析,并制定出相应的对策来控制和根治这里的毒品犯罪问题。     

建立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制度

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证据材料只有经过当庭质证才能成为定案的证据。鉴定结论是定案的重要证据,因此其在法庭上的质证显得尤为重要。然而,无论是被告人、被害人,或者是辩护人,往往都不具有鉴定结论的相关知识,鉴定结论的质证往往流于形式,因此有必要建立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