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失公共性的公共空间 ——基于浙东农村的考察

浙东S村公共空间的变迁与现状揭示了其公共性流失：公共舆论解体、公共议题失语和公共交往排斥。在经济分层下,村庄社会关联改变、农民社会分化、富人治村的政治垄断和农民生活意义去村庄化是造成公共性流失的原因。引入区域比较视野对深化乡村公共空间研究有着深刻意义。     

寻找重建公共空间的路径——齐格蒙特·鲍曼的“个体到公民的回归”视角

在全球化时代,随着资本的迅速流动和扩张,消费主义横行,权力与政治分离,个体的政治冷漠导致逐渐丧失公民的资格,呈现单子化的生存状态,私人忧虑难以转化为公共问题,原来的公共空间被私人问题殖民化。鲍曼怀着对社会发展和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之心,从经济、道德、政治等多个视角努力探索个体回归公民与重建公共空间的路径。     

回归公共性:消费社会中乡村公共空间的资本化及其超越

乡村公共空间是村民可以自由出入并进行各种社会交往和思想交流的公共场所,其形态和功能对促进乡村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当前,乡村正逐渐由传统生产社会向现代消费社会转型,乡村的消费属性日益突出。在消费社会,乡村公共空间的发展呈现出资本化趋势,即资本与空间深度融合,资本成为推动乡村公共空间发展的重要动力,乡村公共空间成为资本增值的工具。资本化一方面有助于促进乡村公共空间的发展,另一方面导致乡村公共空间也存在诸多问题。克服空间的资本化危机,需要以公共性为导向,通过树立正确的空间发展观、促进社会参与、创新治理机制、丰富乡村公共活动等途径,重构乡村公共空间。     

秩序与整合:村落多元公共空间的型构

村落多元公共空间具有强化地方认同、整合地方秩序的功能。近百年来的乡村社会变迁表明,乡土多元公共空间正在经历着结构转型。乡村社会结构从原有的民众、乡绅和国家的三元关系演变成国家与农户之间的二元关系,意味着原有乡土公共空间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传统治理权威的消亡。人民公社时期建立政治性社区的公共空间,是一种全能主义的治理方式,政治性社区对村落内生多元公共空间政治意识形态和组织结构的改造替代了地方社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改革开放后中国的乡土公共空间急需从国家与乡土内部的糅合中发育出新型的公共空间,以维系乡土社会的整合和秩序。     

村与户的空间联结与村庄治理:以村民组长为主体的分析——鄂东南樟村的个案研究

在当前的农村治理结构中,村民小组处在行政村与农户的中间阶段,最近的政策与研究掀起了开发村民小组功能的新热潮。以往对村民小组(及村民组长)的研究着重关注的是村民小组的历史变迁与村民小组如何调适以适应基层治理结构的变化两个层面的内容。为了准确厘清村民小组的功能,我们可以将村民小组的代表者——村民组长放在村与户的空间治理结构中考察,引入社会联结的动态观。通过个案研究发现,村民组长在空间结构上具有内向家户和外向村庄扩展的二维特性,它这两种特性的交织与互构统构着村组户三者的关系。总的来说,从村民组长的空间联结特性中探索一条重构村庄与农民的社会联结路径,从而使农民在日益社会化和在村内日益敛聚的状况下实现农村民主治理的发挥和发展。     

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的建设与应用

<正>随着经济社会的日益发展和社会信息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人们每天生产生活所产生的数据信息呈几何级数增长,工作重点逐步由物质生产转向信息处理,我们逐渐步入了数字时代。当前,国际上对地理空间数据的定位是"找不出哪一类生产和生活信息与地理空间数据无关",地理空间数据作为国家战略资源,呈现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社会转型期农村的非正式公共空间：集市

集市在农村社区研究中的地位有诸多争议。社会转型期的农村集市,作为非正式的公共空间,给社会关联和人际交往提供了空间,对婚姻圈的形成和维持、社会交往、信息传播等具有重要意义。随着社会流动的增强、交通的便利、通讯的迅捷,人们的社会生活也突破了标准集市界限,从而在更大的空间中实现交往活动。     

新农村公共娱乐空间建设的功能及其价值

公共娱乐空间建设对于满足个体休闲需求和推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价值。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民获得了更多的闲暇时间,这导致了农民休闲娱乐活动的增加和对更多休闲娱乐空间的需求。拓展农村的公共娱乐空间,丰富农民的闲暇生活是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一项紧迫任务。     

西班牙以“白菜价”卖村庄

西班牙被废弃的村庄正在成为外国买家的抢手之物,包括英国人在内的许多外国人纷纷出手抢购这些环境优美、价格相当低廉的小村庄,其中不少买家都是五六十岁的中产阶级,他们希望在这些小村里颐养天年。西班牙目前有超过3000个被废弃的类似的村庄,多数村庄数代人以来一直都属于同一个家族,但自上世纪后半叶以来,这些村庄的居民纷纷迁往城镇寻求更好的生活,村庄逐渐被废弃,村里的房屋也渐渐年久失修。     

社区空间秩序重建:基层政府的空间治理路径——基于J市D街的实地调研

从空间治理的视角来看,城中村改造是在政府主导下从失序走向有序的空间再造过程。城市基层政府的空间治理能力,决定着急剧转型中多维社区空间的秩序建构。基于J市D街城中村改造的实地研究发现,政策执行、制度规制与文化引领构成基层政府空间治理的实践维度与行动逻辑。城郊街道以调适性政策执行对村庄利益空间进行政策引导;在博弈与合作中对村庄权力空间加以规制;通过运用"地方性知识"以及促进村庄集体认同与规范,重建生活空间变迁中的文化秩序。为了实现城乡空间有序衔接、有机融合的空间治理目标,应着力提升城市基层政府的空间治理能力;强化城郊街道党工委与社区党组织的领导动员能力;提升城郊街道统筹协调城乡发展的政策执行能力以及促进城乡融合与参与的文化引领能力。     

新型城镇化视域下我国城市公共空间建设的检讨

良好的城市公共空间可以有效提升居民生活品质、塑造公共意识、促进产城融合,因而成为城镇化质量高低的重要体现。人与地、人与人的和谐以及"人的现代化"是城镇化质量的应有之义。据此评判,我国城市公共空间建设还存在一系列问题,主要表现为:规划理念落后,供求矛盾突出;追求宏大平整,破坏自然肌理;割裂历史文脉,丧失文化个性;突出审美价值,忽视人文关怀;排斥弱势群体,加剧社会隔离等。为此,政府应把政策干预的重点放在四个方面,即挖掘私人资本与资源,构建完善的公共空间体系;增强文化自觉与自信,形成个性鲜明的公共空间;转变设计理念,强化公共空间的人文关怀;发挥非政府机构作用,建立公共空间的大众参与机制。     

关于提升南昌市公共交往空间品质的建议

通过将南昌市公共交往空间为研究对象,以城市发展的角度研究南昌城市旧城公共交往空间建设存在的先天不足以及新城建设中城市被孤立等现实问题。对如何提升南昌市公共交往空间的品质,提出自己的建议,目的是增强城市持续发展力,使人与城市空间环境形成有益互动,从而营造出人性化的、充满活力的城市生活环境。     

城市公共空间研究——以辽宁省鞍山市为例

城市公共空间是市民公共生活的场所，关系到每一个市民的生存状态、生活水准和生活幸福，其水平和质量是一座城市成熟与否的标志，上自城市决策者、规划设计者，下至城市建设者和普通市民无不对其给予特别关注。为实现将鞍山建设成为经济振兴、社会和谐、生态环境优良的世界级钢铁基地、全国知名的风景旅游城市，以近现代工业文化为特色的现代文化名城的城市发展目标，关注鞍山的城市公共空间，提升其城市公共空间的质量和档次，是不可或缺的必要环节和关键要素。     

民生改善与乡村居住空间治理——以合村并居为例

当前乡村空间治理的情境比较复杂,地方政府、进城农民和居村农民对居住空间治理有不尽相同的需求。从城镇化看,乡村居住空间有合村并居的要求和趋势。从利益博弈看,合村并居有一定的限度,不能以合村并居为引擎推进乡村居住空间治理,迫使那些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因集中居住而放弃农业生产,也不能借口“保护村庄”,抵制合村并居,阻碍农民进城或到集中社区生活。乡村居住空间治理既要照顾部分村民进城、转变身份的需要,促进他们到城镇、集中社区居住;又要照顾居村农民的居住意愿,为坚守在村庄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保留生存和发展空间。     

国外公共空间的罚与教

最近，“中国式过马路，就是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和红绿灯无关”成为热门话题。其实，公共空间禁忌是个复杂的话题，远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的，我们来看看国外在这方面的经验。     

大众、民主与公共空间:古典民主的一种叙事

雅典城邦是一种建构化的公共空间,一个横向集会和议事的公共空间。它为大众参与政治提供了有效的机制,抵消了政治寡头化的危害。虽然,柏拉图曾经批评民主制中大众的鼓噪骚动与群众煽动家的恶意操纵,但是即使是这个本质上是精英主义的思想家,在反思“理想国”时也承认,现实国家需要大众的参与,否则统治就不可能维持。在古代,大众的参与需要公开性和透明化的公共空间,民主的生发、维续和消亡,都系于此。缺少这个建构化的舞台,大众一旦“参与”政治,其结果将比在公共空间中的参与更为可怕。     

浅论高校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建设

信息共享空间作为一种新型的服务方式和学习空间,已成为当前图书馆界信息服务模式研究的一个新热点。当前,我国高校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建设初步实现了空间、服务、资源的整合,但仍然存在着信息资源与人力资源整合的障碍、经济成本的制约等问题。为此,我们要确立信息共享空间服务理念,建立与其相对应的物理层、虚拟层、支持层,以完善我国高校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建设。     

从公共空间看城市文化建设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的发布为城镇化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从公共空间的角度思考让城市更好地成为人们的生存和生活场所具有积极意义。良好的城市公共空间运作应该具备人性化的服务设施、开放的视野、良好的生态效应及包容自信的心态等特点。     

从当家权流变看村落社会的内聚与离散——基于对晋西南伯村生活世界的考察

在传统时代,妇女的依附性地位和依附性角色使得村庄以男性为中心编织了一张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之网。随着核心小家庭地位的提升,年轻妇女不再依附于家庭和男人,成为一支独立而有主体性的力量,妇女成为核心家庭中的当家人。在这一当家权流变过程中,妇女作为村庄的外来人角色恰恰成为冲击以内聚性及男性中心链条为特征的传统村庄,从而使村庄逐渐表现出现了离散性的特征。可以说在变革时代,妇女的外来者角色发挥着重要的牵引作用,甚至可以说是变革的原动力。     

论村庄社会交往的变化:从闲话谈起

阎云翔与贺雪峰都讨论了村民间“串门子”减少与“七家不知八家事”等现象，但他们都是在空间转化这一形式角度来论述私人生活变迁与公共生活需求的，并没有深入到村庄社会生活的内容中去考察村庄社会交往。本文以村庄闲话为着眼点，在考察村庄闲话的含义与其变化的基础上，从形式与性质上探讨村庄的交往的变化，认为村座社会交往中公共性弱化与私人性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