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整村推进扶贫中的村民参与——以甘肃W村为例

群众参与式整村推进扶贫通过调动村民特别是贫困群众的广泛参与，选择项目、监督资金使用、集中解决改变生产条件、发展特色产业及教育、卫生设施等方面的突出问题，以达到整体推进、稳定解决温饱的目标，并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扶贫开发机制。本文以甘肃某村为例，就整村推进扶贫中的公民参与进行了理论和实践的探讨。     

共享发展理念引领教育精准扶贫

在经济进入新常态,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新的发展理念——共享发展理念的背景下,通过剖析教育精准扶贫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中的意义,以及对当前中国教育扶贫的现有模式进行反思,不难发现,我国脱贫工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教育精准扶贫方式粗放、分散,导致目标不准、效果不佳以及过度依赖政府扶持、贫困地区内生动力不足等。据此,本文提出了教育精准扶贫可以努力的方向。     

参与式发展的路径比较：对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反思——基于广东省G市L村的案例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如何让乡村振兴落地成为重要议题。参与式发展理念强调被发展者的主体地位，乡村振兴有必要重申参与式发展。基于对广东省G市L村两家社会组织参与乡村发展的比较研究发现，乡村振兴中存在两种类型的参与式发展模式，即“社会经济参与模式”“市场经济内生型参与模式”。两种参与方式虽然都强调发挥村民积极性与本地社区优势，但在价值选择、工作方法、工作策略、行动主体、社区影响等五个方面有显著差异，更是产生了难以评判的实践效果。因此，乡村振兴需要秉承参与式发展核心的赋权观念，但同时要超越其局限，形成官民共治的协同治理机制、推动农村社区自组织发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积极公民是实现乡村振兴可持续的有效途径。     

我国实施可持续扶贫战略研究

我国的扶贫工作在经历救济式扶贫、区域开发式扶贫和扶贫到户三个重要历史阶段之后,已经进入更为关键的扶贫攻坚时期,必须实施政府支持背景下的农户参与式可持续扶贫模式,采取与之相配套的政策措施实现扶贫战略的重大调整。     

贵州扶贫:赋权优于给钱

长期以来,我国为农村发展投入了大量资金,但自上而下的投资方式不同程度地存在资金使用效益差、工程质量低、发展效果不明显的问题,农民的内在活力没有充分激发出来。而贵州省农科院在推广“参与式”扶贫项目中,将经济权彻底交给农民,仅以少量的资金即取得完全不同的效果。     

“参与式行政”视域下行政法理念的反思与重塑

参与式行政的兴起提出了对行政法制度变革的要求,而行政法制度的变革,首先是行政法理念的变革,这种变革要求我们对行政法理念进行反思与重塑.传统与晚近的行政法理念都已无法完整地反映参与式行政语境下的行政法基本精神的要求,需要重塑体现民主、正当、协商、合作等当代公共行政基本精神要求的参与式行政理念.     

精准扶贫中政府角色转变问题研究

精准扶贫是我国政府为实现减贫治理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提出的针对不同贫困地区和不同致贫原因进行精准施策的扶贫新模式。政府兼任多重角色的主导模式须向引导协调者转变,向协同参与式转变,从加强顶层设计、严格考核机制、优化政策执行和引导多元主体参与等方向转变政府角色,积极引导和协调其他社会力量参与扶贫,转变政府角色和实践多元精准扶贫。     

大数据背景下的精准扶贫模式创新路径——精准扶贫绩效提升机制系列研究之十

自国务院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以来,大数据信息集成及处理应用已逐渐发展成为国家现代化治理体系的基础性战略资源,体现在贫困治理领域,尤其是在当前的脱贫攻坚战倒排工期的关键时期,更需要应用大数据思维和技术对扶贫开发资源进行高效整合。从大数据精准扶贫的现实需求出发,通过大数据技术与精准扶贫的有机结合和大数据理念与精准扶贫的有效对接探讨了大数据思维与精准扶贫理念的契合逻辑,认为大数据技术支持对精准扶贫进程的绩效影响显著,大数据扶贫平台建构是精准扶贫实践的新模式,提出了大数据背景下的精准扶贫理念转变和精准扶贫发展方向等大数据视域下的精准脱贫实践创新路径,以期深入推进大数据技术在扶贫开发领域的全面应用,实现大数据扶贫的减贫脱贫绩效。     

提升可行能力:精准扶贫的政治哲学基础分析

精准扶贫是我国的新型扶贫理念与扶贫方式,旨在彻底解决我国仍处于贫困中的7 000多万人口的脱贫问题。然而,没有理论支撑的扶贫工作只会成为最一般的救济,而且缺乏相应理论指导的扶贫政策也存在政策扭曲的风险。以政治哲学的视角探寻精准扶贫的理论预设、理论逻辑并进行相关梳理,可以明确精准扶贫必须最终落实到提升贫困人口的可行能力上,从而使精准扶贫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得到进一步彰显,更好地推动我国扶贫事业的发展,帮助和促进我国现行贫困标准下的贫困人口脱贫,进而使我国广大民众能够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早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乡村扶贫物质资源供给溢出效应研究——基于四川省A村的个案调研

扶贫资源的"输入"不仅事关扶贫成效,而且事关乡村社会生态的"健康"。探究扶贫物质资源供给与乡村社会生态之间的关联对于评估乡村扶贫的社会效果具有重要价值。通过对四川省A村的实地调研可以发现:乡村扶贫物质资源供给"过剩"不仅会降低资源的使用效益和扶贫效能,而且会损害乡村传统的文化生态,瓦解乡村传统的人际纽带,摧毁乡村治理秩序生成的可能。乡村扶贫物质资源供给负溢出效应本质上是政府职能转变迟滞、政府和乡村信息不对称、政府扶贫理念错位和供给方式"失当"的产物。有效规避乡村扶贫物质资源供给负溢出效应,关键是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双向交流、纠正扶贫理念和优化供给方式。     

由面到点:教育扶贫政策的中国经验

教育扶贫是破解贫困问题的根本手段,在助力国家脱贫攻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教育扶贫政策历经以"面"为主的"普惠式"扶贫、"面线"结合的"多维式"扶贫、"线点"结合的"专项式"扶贫、以"点"为主的"精准式"扶贫四个阶段。扶贫方略由全国"面"上带动、区域的"面线、线点"协同推进,向以"点"为主的精准扶贫转变,并在扶贫理念、扶贫方略、扶贫方式等方面彰显了教育扶贫政策的成就,反映了教育扶贫政策的价值追求,是党和人民在教育扶贫方面的智慧结晶。新时期的教育扶贫政策要深度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策理念,完善教育扶贫动态监测体系,搭建多维度立体式教育扶贫体系,提升解决新时代教育问题能力的精准性、高效性。     

生态扶贫思想研究

生态扶贫思想是绿色发展理念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机统一,扶贫开发是为了发展生产力,从而帮助当前中国1 600多万贫困地区人口顺利脱贫,而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因此,在目前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补足生态贫困这一短板,推动生态贫困地区扶贫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实施生态扶贫方式,是打好脱贫攻坚战的重要战略举措,也是习近平生态扶贫思想的理论内涵。     

“绿色扶贫”的理论意蕴、建构困境及其消解路径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开放、绿色、协调、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绿色扶贫"是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当代扶贫开发战略中深度凝合的产物。当前,这一融入了环境机制要素的现代性扶贫方略,面临生态"脱钩"式建构困境。消解绿色扶贫困境,应注重把握顶层生态扶贫设计与底层绿色脱贫落实有效贯通、传统扶贫方略合理扬弃与现代绿色扶贫科学倡导有机结合、生态扶贫参与意识培育与绿色扶贫环境构建深度融合、区域内绿色扶贫安置与区域外生态扶贫移民相互补充。     

对产业化扶贫的调查与思考

今年是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最后一年，解决贫困地区温饱的任务将基本完成，扶贫的工作重点将转移到如何巩固扶贫成果，增加农民收入，实现稳定脱贫致富上来。扶贫方式如何适应这种转变?带着这一问题，我们对顺平县和涞源县近年来推行产业化扶贫的情况进行了调查。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的三重维度——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体现了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三个维度的内涵:一是世界观维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着眼于整个人类的长远发展开展扶贫工作;二是价值观维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从个体命运的动态发展过程出发,分阶段推进扶贫事业;三是方法论维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方法论,积极为世界减贫事业做贡献。     

人类学教学方式改革探讨

人类学教学改革要突出人类学学科的特点。在树立参与式教学理念作为教学改革指导思想的基础上,通过使用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学手段、采用研讨式的教学模式、推行实践式教学方法等贯彻落实参与式教学理念,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高层次人才。     

提高农民素质是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

向贫困挑战，一个世纪性的难题。从中南海的决策者们向全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到我省领导提出的一项特殊政治任务，上上下下，正打响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扶贫攻坚大会战。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对贫困地区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进行了全面的扶贫开发建设，并先后创造了企业扶贫、项目扶贫、科技扶贫、兴教扶贫、产业扶贫、劳务扶贫等方式，对促进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扶贫工作在“七五”期间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解决了近一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就山西来说，在最近短短的三年时间里，全省380万贫困人口中已有154万人实现了温饱，特别…     

西方参与式民主:理论逻辑与限度

西方参与式民主理论主张通过在基层社区、工作场所和地方政治中广泛、深入地参与,在民主实践中培养政治能力和兴趣,进而为更高层次乃至国家层次的参与做好准备。参与式民主理论适应了当代社会多元发展的现实,成为西方国家民主发展的一条新路径。然而,这一理论在实践中并没有大行其道,其主张更是遭到不少批评。究其原因,西方参与式民主理论将参与作为核心和构建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参与现实和人们对参与的真实需要。参与式民主的参与和自治局限于特定的层次和议题,难以扩展到所有的政治领域和公共领域,因而只能是对代议制民主进行修正。尽管西方参与式民主存在诸多理论上的缺陷,但其构想对于当前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现人民民主的有效路径。     

公民参与式民主理论的拓展——异体问责的视角

公民参与式民主能够完善异体问责的理论和发展路径,而异体问责作为公民参与式民主的重要体现,能够为公民参与式民主的发展提供新视角。公民参与式民主理论强调公民与政府的双向互动,公民可以通过制度保证对政府管理进行监督问责,政府必须对公民监督问责做出积极回应并改善行政管理。民主模式从古希腊城邦的直接民主发展到近现代的代议制民主,20世纪中后期,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参与式民主理论在对代议制民主的批判和重构中逐渐发展成熟。在该理论指导下的参与式民主实践逐步深入,从而加强了公民作为政府异体问责主体的地位,在具体实践中体现为宏观领域的行政民主、中观领域的电子民主、微观领域的工业民主。     

我国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的变迁、检视与创新

加快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创新,是我国农村扶贫攻坚决战阶段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实施的要求。从法制变迁视角分析我国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所取得成效与存在缺失,是推进其完善与创新的重要进路。我国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大致经历了产生与形成、全面发展与勃兴、现代性转型与优化三个阶段。其取得了许多现代性成效,也存在与农村金融扶贫现代性发展不适应的缺陷。为优化农村金融助推精准扶贫脱贫战略功能与推进农村金融法治发展,应从创新规制理念、优化立法保障体系和构建农村弱势群体金融权利倾斜配置制度、扶贫激励与约束制度、风险控制制度及扶贫实施保障制度等方面,继续推进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