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视野下的警察权

维护人民民主专政政权是警察权的重要内容,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警察权的这一功能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但随着我国社会结构和所有制形式的变化、社会自治领域的形成,社会价值观念趋于多元化,警察的社会管理职能及其公共权力的特征日益凸现。警察权作为公共权利的一种,本源于人民,并应服务于人民,在促进广大人民群众整体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同时实现社会成员个体利益的最大化;强制性以及必要时使用暴力是警察权得以顺利实现的有效途径,但不是目的,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也就是把强制性权威真正转变为合法性权威的过程;警察权还具有不断扩张的特性,必须对其进行规制。     

警察权的缘起

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警察权的缘起等警学基本问题进行解析固然应该，但以和谐社会理论为指导．对警察权问题进行多维视角探讨更加必要。需要是警察权产生的内在动机和驱动力；秩序是维系社会群体存续的基础．警察权应社会共同体维护秩序、控制冲突的诉求而产生。但并不是任何时态下的社会秩序都是合理的、有活力的、合乎民意的，人们更需要警察权所维护的是一个正义的秩序。基于正义的普适性特征和人类对于正义秩序的追求，警察权被赋予其存在的合理性。     

简论古希腊早期的正义观

古代希腊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今日西方学界关于正义观念的争论和历史演变均是在古希腊思想家们奠定的基础上展开的。虽然这些思想家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和阶级立场各不相同,因而对正义的本质、根源、内容和实现方式的理解各异其趣,但他们已经提出了正义理论的主要问题,创建了正义理论的研究框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更是形成了自己完善的正义理论,是他们之中的杰出代表。而二位巨匠的理论又是以古希腊早期各派思想家的成就为基础的。本文将对这些早期哲学家的正义观作简要归纳。     

程序正义在正义理论中的功能

本文认为当前各种关于正义的规范理论都借用了程序正义的正义界定功能。这一正义界定功能有别于程序正义这一广义概念所具有的其他功能。文章通过罗尔斯和哈贝马斯的正义理论例示了对正义界定功能的运用。文章的主旨认为,惟有对公平三个要素进行补充论证,对正义界定功能的运用才具有说服力。而从这一点着眼,各种正义理论常常是有缺陷的。     

论罗尔斯的正义观及其借鉴意义

罗尔斯的正义观是一种普世化的正义观,主要是为了解决社会不公平问题,在保证大多数人利益的前提下,力求保证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对罗尔斯的正义原则进行重新探讨和分析,从中汲取合理的因素,有助于重建社会公平。辩证地解读罗尔斯的正义观有助于我们正确把握正义的内涵从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有益的启迪,而且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解决弱势群体问题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浅议中国正义观及现实构想

国外对于正义的理解起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众多法学家和思想家都对此内容进行了阐述。中国古代法家思想和儒家思想等对于正义的观点则与西方有着一定的文化差异。本文认为对正义观的研究将有利于法治理念在中国的贯彻实施。     

修复正义的理论之争

在西方,存在着修复正义的不同理论模型,其中纯化理论模型和泛化理论模型在修复正义的概念界定、修复正义的目标、修复正义的实践形态、修复正义的地位等方面存在激烈的争论。正是在双方的争论中,凸现出纯化理论和泛化理论的利弊,促进了修复正义概念的演化,推动了修复正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柏拉图与孔子的正义观:比较与启示

人类历史上很多思想家都对正义展开过细致的论述,柏拉图和孔子便是其中重要的代表。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孔子的《论语》中都有大量的关于正义的论述。对二人正义观的比较,既有助于我们深入探讨"正义"的内涵,也对思考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启发意义。     

马克思正义观视域下推进共同富裕的价值意蕴

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对马克思正义观的践行。在马克思正义观视域下研究如何推进共同富裕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有利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正义理论,有利于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利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有利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新时代,应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共同富裕,在新发展阶段推进共同富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推进共同富裕。     

限权与分权:刑事法治视野中的警察权

警察权存在的正当根据在于维护社会治安 ,其行使应遵从公共原则、责任原则、比例原则和程序原则。我国现有的警察权设置具有垄断、广泛、重大的特征 ,对此应通过分权实现对警察权的限制 ,将行政警察与司法警察分立 ,行政警察内部再根据职责分工进一步分立。警察权的合理构造有赖于侦羁分离和侦鉴分离的实现 ,需要强调控辩平衡和司法审查 ,以最终符合刑事法治的要求。     

治理理论视角下的交通协管员探析

交通协管员作为一种对交通警察管理公共交通事务的辅助力量，在当前国内现实的车路矛盾、人路矛盾、人车矛盾凸显的情况下，有着积极的作用和意义。在公共管理理论中的治理理论视野下，尤其是在公共治理与多中心治理理论的角度探析交通协管员，把国内交通协管员的实践看作是一种公共治理理论和多中心治理理论的较为典型的实践形式，提出交通协管员发展的多元化发展，综合化发展，法治化发展和组织化发展的方向和趋势。     

对警察权的法律调整着力点新思考

警察权的运行,是通过警察执法的权利化和公权化,以实现警察权的要素化和运行化的过程,与此伴随的还有警察权的权力异化过程。法律应当以警察权的权利与权力化、公权化、运行化、要素化和异化为着力点,对警察权进行规制与调整。     

论社会基本制度的正义——对罗尔斯正义理论的讨论

社会的根本问题均可归结为社会基本制度问题,而社会基本制度问题的核心则是正义问题。社会基本制度的正义必须建立在正义对效率的优先性和自由对利益的优先性原则之上。在罗尔斯看来,正义的优先性是一个关乎人们的尊严与价值以及社会合作的可能性与有效性的条件。     

社区警务的社会自治渊源

社区警务已在我国推行了几年的时间,虽然这是我国公安机关引入的一项具体警务制度,但这一警务战略却是为了社会自治在社区的实现而创设,社区警务根源于社会自治。从更深层次角度而言,社区自治乃至社会自治是人权实现的重要途径,而社区警务是警察权在社区领域得以运用的体现,警察权来源于人权并以保障人权为目的,所以从社区警务的社会自治渊源进行推演所得出的结论是警察权的人权性。     

论警察战术权机制的社会适应性

警察战术权源于前苏联《犯罪侦查学》兴起过程中创造性智力成果之侦缉措施为主要内容的机制需要,其机制生成具有在计划经济时期进行侦查行动和侦缉措施时的适应性。当代中国警务在构建创新型社会过程中须认真对待警察战术权的社会适应性问题,既要选择适宜其社会稳定的警察战术权机制,也要改善适宜其机制运行的社会基础,因而实践中应正确认识警察战术权的私权属性、公法调整及其保护强弱等问题。     

我国警察行政处罚权的分阶段解析

以《治安管理处罚法》为样本，在警察行政处罚行为规范研究的基础上将我国警察行政处罚权分阶段解析为调查权、决定权和执行权，并以宪政理论的分权和制衡模式加以研究就能发现其权力属性上的模糊和含混。而只有含混中寻求清晰，方能为控制和规范警察行政处罚权提供可能。     

公共领域中的警察权

从传统警察国到现代法治国的转变意味着重新调整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分配格局，随着私权利的扩张进入到警察权管控的公共领域，冲突至始而生。公共舆论视野下警察权的行使以公共场所的物理空间为权利的自由基础，以公共舆论的理性达成为权利的原则。警察权的现实转变根源于自由主义理念的深化和新公共管理的运用，最终将保障私权利的安全性和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