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不能打扰“法”——从法治的角度看法与道德

法与道德可以说是法学的永恒主题，法治是社会发展的潮流和趋势，在建设法治中国的背景下，如何看待和处理法与道德的关系仍然值得我们深思。然而，法与道德的关系，横看成岭侧成峰，本文从法治的角度看待法与道德，希望能从法治这一条线索试探索中国建设法治社会，处理法与道德的关系的更佳方法。     

市场、道德与法治

市场竞争是否必然带来社会道德的沦丧 ?在市场经济中如何寻求法治与道德的契合点 ?本文在分析了市场经济下的道德现状 ,以及法律对道德的积极作用后 ,从健全权力约束机制、完善竞争法律、建立危难救助制度和完善利益补偿机制四个方面 ,就以上问题提出几点看法     

论法治的道德保障

依法治国方略确立以后,我国的社会运行已走上法治轨道。但在依法治国实践过程中,法治状况 尚不理想,有必要建立完整的道德文化体系,提高全民的道德水平,并在公权行使者中形成公认的道德判断标准,因为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必然蕴含着道德精神,道德建设与法治紧密结合,才能有效地调整社会关系,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浅论环境法治与环境道德

作者在简要回顾环境法治与环境道德等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就环境法治所存在的困惑及环境道德回归的必要性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并就环境法治与环境道德二者的辩证关系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粗浅的看法.     

从罗马法的道德基础看我国法治

本文试从西塞罗的《论义务》中提炼出作为罗巴法道德基础的古罗马道德观，分析其在罗马法中的体现及对现代法律制度的影响。在确认社会道德观对于同一时期法治巨大影响的前提下，参照罗马法道德基础对于我国的法治建设提出了“转变法律权威来源；”、“以超前立法唤起法治精神”、“设立公民不损于已的利他义务”等建设性意见。     

守法与道德——法律道德化及理想法治的实现

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社会的形成包含两重意义,一是法律为良法,二是公民的普遍守法。良法即符合人类正义道德观的法律,普遍守法即法律道德化后的守法精神。本文从这两方面来论述理想法治社会的形成。     

法治的法律:人化的道德

本文以探讨法治条件下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为宗旨，提出了法治之法律是人化的道德这一新的命题。文章认为，一方面，法治是一种人化的道德需要，另一方面，法治也是主体普遍道德需要的制度安排和规范表达。人化道德的基本要求是公平、普遍、人权、自由、秩序、公开、程序和发展等，相应地，法治之法律必须以记载并确保主体的这些道德精神需求为宗旨。文章还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以“以法治推进道德，可否？”这一问题，并给予相关的回答     

浅论法治运行中的道德因素

从法的运行的角度看 ,法与道德的关系非常密切。道德因素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各个环节中有极大影响 ,尽管我们应当力倡法治 ,但决不可忽视道德因素在法治化进程中的应有作用。     

法治与道德相结合:社会治理的必然选择

依法治理和道德约束,是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两种调整手段。法律以其强制性从外在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是构建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有力保障。道德以其教育感化的力量从内在对人们的行为作出指引和劝导。在实际工作中,如果法治不力,丑恶横行,社会治理必然困难重重。如果不注重道德建设,人心不稳,社会矛盾和问题必然难以妥善解决。因此,坚持运用依法治理和道德约束两种手段进行综合治理,才有利于提升社会治理水平。     

法、道德对法治社会的作用及关系

法是社会发展为国家形态后的产物;道德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而产生的;法与道德在法治社会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法治社会的理想状态应由法制来调节,由道德来补充。     

论道德在法治中的地位

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始终是法学范畴内倍受人们关注的话题。道德的多元化导致了法律规范的产生,也使得相容的二者之间存在着冲突。历史表明道德在法律体制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决定了我国今天的社会主义法治也不能忽视道德建设。道德的法律化是解决道德与法律关系的一种重要途径,但它只是在立法层面上解决了问题;法律的道德化可以使得制订的法律被自觉、良好地遵守,从而真正实现法治的要求。     

浅析法与道德的关系

在众多社会群体的几千年的文明中,无论历史如何变迁,法和道德都是相互依存着,交替出现着,以法治国或者以德治国的文明历史,纵观历史,无非是过激的法治或者德治,但是两者中的任何一者从未消失,反而总是在另一者的极端终结时,以更重要的方式出现。而在高文明的现代,很多社会群体都实现了法治的根本原则,同时紧抓道德的建设,使两者相互依存,相互补充,使得社会群体的政治环境与经济环境和谐融洽。而本文着重通过对两者的共同点进行分析,同时对不同点进行比对,使得二者关系更加明朗,使法与道德两者更好的促进社会群体的融洽发展。     

浅谈法与道德关系的现代价值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社会具备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双重保障.实现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是法制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现今时代的呼唤.法治和德治应当相互促进,相互补充.本文首先分析了法与道德的共同性与区别,然后围绕法治与德治的互补性,法治与德治的差别,法治与德治的统一性、法治与德治的协调性灯几方面加以论述,明确了二者的关系,期待对二者的协调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论法治推进道德建设的基本途径

本文立足于法律与道德关系理论的基础之上,从法治与道德建设的相互作用入手,深入研究了法治推进道德建设的基本途径。文中指出法治推进道德建设的基本途径主要在于法律运行的四个基本环节,即立法、执法、守法与司法。假设国家(政府)能够做到立法的公平、执法的正义、守法的道德使命与司法的道德保障,就能够实现法治对道德建设的推进。     

法治进路中的反法治现象——以法学学者不要轻易对法官"指手画脚"为视角的分析

"什么是你的贡献"是每位法学学者在探索法治进路中都有必要扪心自问的问题。显然法学学者的贡献并不在于逆程序正义而对当案的法官就该案进行"评头论足",因为这种程序不当的行为不是在创造与推进法治,相反,是通过传统的人际关系说来扼杀正义与创造社会不公。法治进路中,尽管时下法官素质不高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作为学者应给予法官应有的宽容、尊重与信任。     

论社会主义法与道德的关系

本文指出法与道德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社会主义道德是社会主义法的评价标准和推动力量,社会主义法是传播社会主义道德、保障道德要求实现的有效手段。     

法治的道德性格及其完善

真正的法治必须体现道德理想和信念。即具有道德性格。所谓法治的道德性格，就是指法治所蕴涵的道德理想和法律对践行一般道德理想的功效。在遵循法治的前提下，将法治建设与道德建设结合起来，才会带来良善的社会秩序。道德为法律提供心理基础和评价标准，实在法的合法性可以上溯到经由自然法和经院哲学所体认的抽象的道德正义。法律的道德性自身也存在两个层次，那就是法律的外在道德和内在道德。本文试从法律的合宪机制、法官的道德约束和公民守法机制的形成三个方面论述完善法治的道德性格的途径。     

论我国法治进程中法律与道德问题

我国法治进程中面临着诸多问题,但最终可归结为一个核心问题即法律和道德问题:法律秩序的构建与形成实际上是社会成员道德秩序重构的过程。在一个缺乏道德信仰的社会里,无论如何都是无法建成法治社会的。因此,社会存在的各种法律问题可能只是表层现象,其背后的问题应当是道德问题,即道德自觉、道德修养与道德信仰。所以,在我国法治进程中,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法律和道德问题!     

论法治推进道德建设的效力

法治推进道德建设的效力源于二者在结构与功能上存有诸多耦合,其逻辑前提乃在于法本身的效力。本文从向度和效度二个方面对法治推进道德建设的效力进行解剖,揭示了推进效力的实然与应然状态及由实然向应然进发的理论逻辑,指出法治推进道德建设的效力大小依赖于法治本身的完善、发达程度。     

经典形式法治观的两难困境及克服——从富勒到菲尼斯

经典形式法治观面临着如下两难困境:如果固守形式性要求,则其面临着"功效性难题"与"兼容性难题";如果增添实质性价值要求,则其可能就转化为实质法治观。形式法治观的典型代表富勒和菲尼斯都坚持形式法治,他们对"功效性难题"与"兼容性难题"分别发展出各自的解决方案。针对"功效性难题",究其根本,富勒的解决方案可以说奠基于义务论伦理学立场,而菲尼斯的解决方案则奠基于自然法伦理学立场。然而,两者都面临着深层次规范伦理学层面的论证难题。一个更合理的重构性辩护策略在于,虽然经典形式法治关注于形式,但其完全可以逻辑蕴涵的方式安置实质价值。针对"兼容性难题",富勒的"历史可能性"解释过于武断,而菲尼斯提出了更"薄"但更合理的"理由可能性"解释。对于中国法治建设的启示在于,形式版本的法治才是一种值得追求的理想,因为其蕴涵最低限度的人之尊严、自由等实质价值,由此可以搭建一种更具包容性的价值共识"平台"。尽管如此,我们仍需警惕,法治也仅是诸多美好价值的一种,其并非开启人类兴盛的万能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