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制下的中央与地方立法权划分模式之比较——美国与德国

美国和德国虽同为联邦制国家,但中央与地方的分权模式却并不相同,这不仅表现在执法上的区别,也体现在立法上的细微差别.通过比较,我们发现规则、制度的相似与差别背后还隐藏着文化,历史的相似与不同.     

联邦制下的中央与地方立法权划分模式之比较——美国与德国

美国和德国虽同为联邦制国家,但中央与地方的分权模式却并不相同,这不仅表现在执法上的区别,也体现在立法上的细微差别.通过比较,我们发现规则、制度的相似与差别背后还隐藏着文化,历史的相似与不同.     

美国联邦制中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划分

本文主要评述美国式的联邦制度,通过分析美国宪法条文的规定和相关具体案例,以试图全面的总结出这一体制的优缺点。     

关于我国税收立法权划分的思考

本文在税收立法权划分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近年来税收立法权划分方面存在的重要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税收立法权划分的若干政策建议。     

合理划分税收立法权与税收管理权

合理划分税收立法权限,在统一税政的前提下适当下放税收管理权是贯彻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我国当前制定《税收基本法》(或称《税法通则》)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收立法权符合中央、地方立法权限适当划分的宪法原则,应统一认识,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范并有效实施税收立法权与税收管理权的适当下放。     

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的划分标准:“重要程度”还是“影响范围”?

我国目前主要是把立法事项的重要程度作为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的划分标准。从立法实践来看,这种划分标准不仅容易造成中央立法在某些事项上的虚置与空缺,而且更容易造成地方在一些亟需以地方立法形式加以调整的事项上的不作为、难作为或乱作为。根据现代立法民主化与科学化原则,并且参照国外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划分的经验,我国中央与地方立法事项的划分应合理引进影响范围的标准和方法。     

论中央与地方法律关系的变革

要检讨目前宪法的中央与地方分权的不明确,进而期待日后修宪能够弥补这个缺憾,我们有必要从宏观的角度检视一下地方分权所具有的宪政意义。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有几点极为特殊,是世界其它国家所难比拟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运用在中央与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划分方面,应注重地方自治的精神,来妥善地平衡中央统一领导,以期达到最能充分发挥地方主动性、积极性之目的。重新评价宪法政策,可以获得地方分权和自治有正当性的结论;法治原则也要求地方分权、地方自治的体制能有一个较为坚实的宪法基础。只要宪法设置国家统一及禁止分裂的防卫机制,地方分权和自治不会造成国家分裂。今后中央地方彼此的权限,应尽可能地在宪法的位阶上加以明确界定,成为宪法保留的制度。     

新时期下地方立法权之配置与评估

立法法治不仅显现于立法之过程,新时期立法之法治还应体现在法律制定之后的综合评析与度量,从而完整了整个地方立法权行使的始末立.地方权法治革新之关键一在权力之配置,二为立法后之评估.如何珍惜立法之资源,如何完善法律之适应,乃立法法正在考虑和必须解决之义,本文试以现有立法法之框架,以中央立法权和地方立法权关系为度,提出地方立法权配置之方案,完善立法法统一之大框架.     

论单一制中国的财政联邦制——以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为视角

单一制与联邦制只不过是国家纵向权力配置模式的类型化。任何国家都存在集权或分权两种力的作用,中国便是一个带有联邦制因素的单一制国家。中国财政联邦制的发展与单一制国家结构框架内的体制多有抵牾,但中国财政联邦制的变革并不意味着宪政联邦制的确立。     

近代中国联邦制学说的传播与实践论略

本文旨在梳理近代以来联邦制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争论,集中于民国时期的几次联邦制单一制论争,以及上世纪二十年代的联省自治和省宪运动中的相关理论与实践,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近代中国联邦学说的勃兴背景、呈现形式、现实语境等理论特质以及学说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吊诡,以求能对相关学说加以更为妥帖的理解。     

地方立法权扩容的放与限

正2014年8月25日,随着立法法修正案草案提交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初审,在中国立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有小宪法之称的立法法在施行14年后,迈出了首次修改的实质性步伐综观立法法修法草案,最具分量的改革方案莫过于:拟将以往49个较大的市才享有的地方立法权,全面扩展至其余233个设区的市,其力度、规模堪称空前。然而,也正因为这一修法动议可能引发利弊参半的后果,该不该放权、如何放权等等,成为此次修法最大的争议焦点。放权的历程     

浅议中央与地方纠纷之协商解决模式

构建中央与地方纠纷的协商解决模式具有极大的可行性,但是同时又面临着极大的理论和实践阻力。尤为要注意的是,学界将这种协商与政治协商作等同的倾向是存在误区的。同时,在法制化的语境中,在“协商之后的法制化”与“法制框架下的协商”之间也体现出了更多的外在制度区别与内在理念融合并存的特点。     

单一制下中央地方关系体制应作两类划分——我国中央集权式中央地方关系的动态平衡

虽然我国宪法规范了民主集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模式 ,但由于政党因素、历史积淀和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影响 ,实践中 ,我国的中央地方关系更多具有中央集权的特点 ,从而应属于中央集权的体制模式。从规范上来讲 ,单一制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多作三类划分 ,即中央集权制、地方自治制和民主集中制 ,但从实践的角度看 ,应作两类划分 :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     

论地方立法权的范围——地方分权理论与比较分析的双重视角

根据地方分权理论,分权体制具有满足不同地方人民的偏好、促进地方政府的竞争、鼓励制度创新等优点。在联邦制国家,地方立法权一般由地方专属立法权、中央与地方共享立法权和剩余立法权组成。以《立法法》的颁布和修改为分水岭,中国地方立法权经历了急剧下放、适度上收和再次适度上收的过程。与联邦制国家相比,中国调整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的方式具有更大的灵活性,有助于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转型。《立法法》修改后,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应该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推进地方立法的创新和发展,为未来继续探索地方立法权范围的制度边界打下基础。     

中美中央与地方关系比较研究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始终是宪政史上经久不衰的话题,合理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必然影响到国家的政治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和谐.在我国,中央与地方之间关系中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因此,我们有必要通过比较与实证研究的方法,寻求解决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制度化方案,以实现中央与地方的和谐发展.     

中央和地方关系视角下地方立法权扩容的治理效能

2015年《立法法》修改后,扩充地方立法权主体范围,鼓励地方发挥主动性、积极性,运用地方立法进行治理,加强了地方的民主治理、适应性治理、竞争性治理、创新性治理机制,提升了地方治理能力,有利于发挥我国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制度优势。然而,实践中的地方立法受中央集权主义、法律工具主义和法治建设的形式主义影响,在立法过程中出现政治程序空转、立法资源浪费、公众参与不足、过分关注形式等问题,在治理进程中出现立法缺少特色与创新、配合运动式治理等问题。地方立法的治理效能未充分体现,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制度优势也未充分发挥。健全完善中央和地方关系,关键在于加强地方政权建设,通过不断充实地方立法的自主基础,积极鼓励地方的法治改革和创新试验,逐步提升地方立法质量,增进其治理效能。     

国家权力纵向配置的法治化选择——以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划分为视角的分析

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划分的同构性及中央与地方权力配置方式的行政化是我国纵向权力配置存在的主要问题.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划分应以法治化为且标,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政府间事权划分法治化的成功经验,逐步完善中央地方事权划分的法律体系.     

论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司法调节功能——以美国联邦司法判例为线索

如何有效地处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是许多国家面临的重大宪政课题,也是自古以来长期困扰我国的一个问题。化解这种难题需要我们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探索多样化的解决方案。美国在联邦制实践中形成了司法调节联邦与各州之间关系的功能,这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美国联邦司法在历史上形成了众多判例,以这些判例为线索可以发现:联邦司法调节功能是通过"弹簧"机制的运作来实现的。这种机制维护了美国政治的稳定、国家的统一和地方的自治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