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全球经济治理变革与中国策略

数字技术的进步和广泛应用推动了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全球经济治理也因此进入新的历史时代。从治理客体上看,数字技术拓展了全球经济治理空间,使全球产业治理、贸易治理、货币金融治理和可持续发展治理的内涵更加丰富。从治理手段上看,数字技术带来了全球经济治理的路径创新,并从全球经济信息交换、风险防范、危机应对和政策效能评估等方面引发了全球治理变革。在此背景下,中国应当把握全球数字经济治理改革和创新进程中面临的新机遇,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积极参与和引领数字国际合作,不断提升全球数字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和创新。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转型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目前正经历从一个"侧重经济治理、务虚为主"的"对话论坛"向"政治与经济治理并重、务虚和务实相结合"的"全方位协调机制"转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外汇储备库的建设对推动金砖合作机制的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导致一定程度上"金砖威胁论"的兴起。本文在阐述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转型的基础上,从金砖国家在G20和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作用,以及金砖国家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案例实践出发,提出金砖国家合作的基本定位是"内谋发展、外促改革",旨在推动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进行"包容式改进",而非对抗发达国家或推翻全球治理体系。     

“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贸易治理机制变革

全球贸易治理机制为维护战后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各国的开放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自身也存在一些缺陷。多边贸易体制缺乏公正性,区域贸易协定不断涌现,导致全球贸易治理出现"碎片化"趋势,非正式制度安排缺乏法律的约束力,合法性也受到质疑。全球贸易治理机制的缺陷导致了诸多治理低效率问题,逆全球化浪潮就是贸易治理机制低效率的突出表现。此外,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经济格局中地位日益上升,现行的全球贸易治理机制所界定的利益分配格局越发不合时宜。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并付诸实施,将会引领全球贸易治理机制变革,促进全球贸易治理向公正导向、发展导向转型,将整合"碎片化"的全球贸易治理机制,引领新的经济全球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为全球贸易治理提供新的多边合作平台。"丝路新秩序"为全球贸易治理机制变革设定新范本。     

“一带一路”背景下全球贸易治理体系重构

传统的全球贸易治理体系由美国等发达国家掌控,受霸权主义、单边行动影响,应对经济全球化问题步履维艰。在自身经济增长乏力、民主制度和发展模式逐步暴露不足的情况下,美国等发达国家参与全球贸易治理的意愿有所下降。目前,全球贸易治理处于比较严重的"治理困境"和"治理赤字"状况,全球性贸易问题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构建更加均衡普惠的全球贸易治理模式,这种全球贸易治理新模式的宗旨是共同治理,实现各国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贸易治理理念和共建"一带一路"的国际实践将有助于解决当前全球贸易治理的失灵、失衡和失序问题。     

“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逻辑根源——基于发展逻辑与资本逻辑的比较分析

长期以来,全球经济治理由西方国家主导,遵从新自由主义的资本逻辑和竞争单方取胜的经济全球化运行逻辑,建构单方面契合西方国家利益偏好的统一规则治理模式。当前,这一传统的全球经济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而亟待变革。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以"中国道路"的成功为事实基础,顺应发展导向与实践理性相互加强的理论逻辑,践行"发展共赢"的包容性全球化运行逻辑,塑造以包容性发展机制为核心特征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方案"。对发展逻辑而非资本逻辑的遵循是"一带一路"倡议能够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逻辑根源。     

中国崛起与全球安全治理转型

中国崛起与全球安全治理转型是21世纪初国际关系领域两个备受瞩目的全球性现象。文章以全球安全治理体系中的安全制度安排和安全规范设定为主要分析路径,以全球政治安全治理和全球经济安全治理为主要分析单元。一方面,自二战结束以来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可分为"单边全球主义"和"全球单边主义"两个阶段,并且每一阶段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均可分解为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政治规范和经济规范四个领域;另一方面,运用比较研究法,对各个时期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在上述四个领域所体现出来的差异性进行剖析,可以发现,这种差异性集中表现为正在进行中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转型,崛起的中国在此次转型过程中开始发挥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的作用。在传统全球安全治理体系陷入危机之时,中国崛起在相关领域所带来的制度效应和规范效应正在逐渐潜移默化地嵌入到全球安全治理体系中,中国的政策和实践也将相应日益形成规范化的趋势。     

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路径选择

全球经济治理的新变化既为中国的参与带来了新机遇,也增加了风险与挑战。机遇主要来自全球治理理念的多元化、治理规则的新发展和新兴国家影响力的总体增强。与此同时,阻碍性力量有所加大、支撑性平台作用有限、不确定性因素日益增多等使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性约束增加。为了更有效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升中国"共商、共建、共享"治理理念的影响力,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需在机构平台建设、议题设置及构筑重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安全防护网络方面加大投入。     

低碳经济背景下的全球气候治理新趋势

《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由上至下的减排义务分配体系和对发展中国家的免责优待构成了全球气候治理"京都模式"的主要特点。由于这两大制度安排与实际需求的矛盾,全球气候治理很快陷入困境之中。《巴黎协定》对"京都模式"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改革,是复杂国际政治经济发展进程的阶段性成果,也是多元行为体和关键国家共同推动的结果,将有效地化解"京都困境"。一方面,多元行为体和关键国家在多个层次上对治理实践的创新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从以国家减排为重心转向以经济低碳化为重心。另一方面,随着多边气候谈判僵局的持续,发展中国家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的认知逐步更新,而发达国家推动的"自愿减排原则"的传播也为南北气候治理规范的再融合创造了条件。为有效利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转型这一机遇期,中国应更加积极地发展低碳经济,并主动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欧盟数字治理:理念、实践与影响

在全球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近几年来欧盟加速推动数字化转型,提出了"数字主权"的战略理念,在全球引起强烈反响。欧盟在规范数字市场发展方面持续发力,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新的监管规则,成为全球数字治理规则的制定者、贡献者和引领者。依托于庞大的数字经济市场和先进的技术基础,欧盟将数字治理理念推向世界,产生的影响值得重视:一是在全球数字治理规则制定中的"欧洲色彩"愈加浓重;二是欧盟数字单一市场对全球数字经济格局的塑造力不断提升;三是"消费者主权"正在成为全球数字治理领域的新特征。     

试析国际组织的协同治理策略——以国际劳工组织推广“社会保障底线”政策为例

协同治理是一种国际组织通过"中间人",利用软性约束开展间接治理的方式。本文利用这一概念分析了2009年以来国际劳工组织(ILO)推广"社会保障底线"政策的过程。ILO一直视实现惠及全民的基本社会保障措施为组织宗旨与目标,但其缺乏必要的执行手段与工具。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ILO抓住机遇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讨论。在此过程中,它以联合国系统以及G20机制为"中间人"开展协同治理活动,不仅使得社会保障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议题之一,而且推动世界主要国家以及世界银行、IMF支持"社会保障底线"政策。此外,通过对比发现,国际组织协同治理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间人"的制度特征。G20作为当前全球经济治理的首要论坛,在推动落实全球社会治理政策上十分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