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内地同澳门刑法保障功能的比较研究

刑法的保障功能应当主动并独立地存在于刑法之中 ,并不是惩罚功能的附属物。我国内地 1979年颁布的刑法典忽视刑法保障功能的发挥 ,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典加强了刑法保障功能的规定和完善。但是 ,同我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新刑法典相比较 ,仍然显得不足。澳门特别行政区新刑法典关于保障功能的指导思想、涉及的范围、保障的力度以及立法技术上有许多地方值得内地刑法借鉴和吸收。     

关于刑法价值与功能之辨析

刑法有助于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并且可以维护人民的正当权益和惩罚犯罪。因此,在我国和谐社会构建及法制建设进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防护体系。本文从刑法的相关背景出发,重点从刑法的价值及刑法的功能这两个角度出发,分析了刑法价值与刑法功能的主要内容构成与变革发展趋势。     

刑法的目的及其观念分析

刑法的目的与刑罚的目的应当区分开来。否则刑法就会被当作实现刑罚目的的工具，这势必导致只强调刑法的惩罚性、报应性，而忽视刑法的其他社会功能的后果。在并合主义的刑法观下，刑法有其自身的目的。刑法的目的包括根本目的和直接目的：根本目的是维护社会基本秩序，直接目的则包括保护法益、预防犯罪、确认刑罚权和限制刑罚权。     

论刑法的功能

针对长期以来学界将刑法功能仅仅定义为"刑法的积极影响与作用"的片面观点,本文提出应将刑法的功能划分为正功能、负功能与零功能三种,并详细阐析了各种功能的主要表现形式,绘制了一幅完整的刑法功能系统图;为正确而全面地评价刑法的功能,树立科学的刑法功能观、破除"刑法万能论"的迷信思想奠定了基础.     

刑法目的论要

刑法目的是为了保护法益,不是为了惩罚犯罪.刑法目的与刑法任务不同,刑法任务在相当程度上是立法者、司法者工具化地设计、使用刑法的世俗性、政治性"目的".刑法目的应当采取保护主义的立场原则,这与人权保障机能一致,但是人权保障并不属于刑法目的.     

惩罚犯罪与人权保障

国家行使刑罚权,从具体角度来说,也就是当发生具体的犯罪时,国家就可以处罚具体犯罪人,在法律体系中,刑法的强制性最为明显,它是其它法律的制裁力量。刑法涉及对公民生命、自由和财产等限制和剥夺,其存在的必要性在于保护社会,使社会免遭犯罪的侵害。因而惩罚犯罪彰显的是刑法保护社会的功能,而人权保障则是在刑法的另一重要功能——保障功能中获得体现。由此而论,惩罚犯罪与人权保障     

暴力与屠杀:刑法上的“敌人”还是刑法上的“不人道”

法律对屠杀问题的回应,始终在两种模式之间徘徊:一种是以国家刑法为给养来源的刑法上的敌人模式,另一种是源于国际刑法的刑法上的不人道模式。后者更适合屠杀的定性标准,它暗示了在大量死难者面前,对人性的否定。建立刑法上的不人道模式需要回应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罪的含义;第二,归责;第三,惩罚的实质。首先,根据《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第7条,我们至少可以认为反人道模式中被保护的人性包含着两个相辅相成的要素:每个人的特殊性,以及每个人都平等地归属于人类共同体。其次,在归责问题上,我们不能满足于只制裁处于权力链条最顶端的人,还必须考虑等级体系的所有级别。最后在惩罚实质上,我们不仅要在刑罚制裁上考虑惩罚的本质,而且还需要从修复以及协商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文章最后指出,刑法上的不人道模式成为一个可以实现的、普世的理想,尚需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合作以及各个学科之间的协力。     

论刑法的目的

一般认为惩罚犯罪是刑法的目的，可是，如果为了惩罚犯罪，我们根本不需要刑法，而且没有刑法，惩罚犯罪会更有效。犯罪需要用刑罚惩罚，惩罚犯罪是刑罚的当然目的。惩罚犯罪虽然需要依据以刑法为核心的刑事法律，但刑法的目的与刑罚的目的却截然不同，作为法的一部分，刑法的目的应当是遏制国家刑罚权的滥用。我国的刑事立法及理论均认为惩罚犯罪是刑法的目的，实际上混淆了刑罚的目的与刑法的目的。     

刑法解释的功能性考察

刑法解释做为联结刑事立法和刑法适用的桥梁和纽带,在刑事法体系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在对现行生效刑法解释的实证分析后,可看出解释资源的流向和分配。刑法解释的"入侵"立法现象,固然有其实用价值和即时作用,然而,对刑法解释的功能性考察,必然要求"立法的归于立法,解释的归于解释",使得刑法解释作为刑法立法到刑法司法的良性承继,发挥其明确、安全、具体、可操作的功能。立法原意的重新解读和挖掘,或可为这种承继发挥作用。     

刑法中的行政规范:表达、功能及规制

行政规范在刑法及其司法解释中大量存在。不同立法目的决定了重在陈述的肯定表达和重在价值评价的否定表达方式。行政规范在刑法中具有影响犯罪成立的动态功能、征表犯罪特征的静态功能以及执行刑罚的实践功能。行政规范的扩张和易变决定了其刑法功能应有一定的限度:行政解释不能作为定罪量刑的直接依据;除刑法明确规定外,违反行政规范的处理不能成为刑罚阻却事由;行政规范的入罪功能和方式应受其形式和制定主体的限制。对刑法中的行政规范,应从三个方面进行规制:确立对涉案行政规范的一般司法审查机制;建立行政规范与刑法的良好衔接;有限度地认可行政解释的参考意义。     

刑法机能产生的制度基础

刑法的整体机能是由刑法的诸多构成要素共同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是,对于刑法的每一种具体机能来说,其产生却分别由刑法不同的构成要素所决定。考察刑法机能产生的制度基础,其实践上的意义在于:我们可以在对刑法机能与刑法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充分了解的基础上,通过优化刑法的结构而建构刑法机能的良性机制;以技术手段增加刑法的有效性,使刑法真正成为有目的的社会控制手段。     

刑法的机能和我国刑法的任务

刑法的机能是关系到刑法理论体系以及刑法解释的重要问题。国外有关刑法机能的见解,是他们所主张的法律理念的结果。我国由于法律价值观和刑法规定内容和国外不同,因此,我国刑法的机能也与国外的情况不同。在我国,刑法的首要机能是维持社会秩序,其次是保障人权。     

理性建构中国刑法私法化之路

过于注重惩罚的公法建构,虽使刑法满足了预防犯罪的需要,但却漠视了被害恢复的积极价值。随着恢复正义理论的异军突起、社会效果的日渐重视以及私法精神对正统刑法的反攻,刑法私法化模式逐步成型:因刑事和解与二元化犯罪模式能够实现恢复被害和预防犯罪之双重目的,已成为当代刑法私法化的基本类型。其中,固守国家对犯罪治理的垄断,明确基本类型及其适用对象,把刑法谦抑作为判断基准,就是理性建构中国刑法私法化的基本路向。     

刑事诉讼的制度变迁与理论发展——从《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切入

根据《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一书展示的两个理论命题（合作性司法模式和案卷笔录中心主义）,以一种制度变迁的大历史观和理性行动者视角,站在社会科学研究的立场,分别从刑民边界模糊还是清晰、两种司法正义观的冲突以及时空交错背景下的刑事诉讼制度变迁三个角度对刑事诉讼法学中的一些重要的学理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基于此,对于未来的刑事诉讼制度变革,＂拿来主义＂式的法律移植效果恐怕不佳。在司法实践层面,我们可能需要更多地方性的制度创新和试错;在理论研究层面,则需要更多扎实的实证研究和基于中国问题的理论创新。     

人权视野下传统工具主义刑法观之价值超越——对“许霆案”有罪判决的批判与反思

“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是罪刑法定原则的核心内涵。许霆无罪是贯彻和落实罪刑法定原则的应有之意。“许霆案”有罪判决的根源在于传统工具主义刑法观偏颇运行。超越传统工具主义刑法观，必须以维护人性尊严为前提，以树立目的权利观为核心，重新建构刑法机能的价值序列。     

监所检察权利保障职能的优化与实现-基于对新《刑事诉讼法》的研判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基于司法文明的要求,在更高层次和水平上完善了监所检察权利保障的司法职能。然而,监所检察．Y-作的客观现状与新《刑事诉讼法》的现实要求之间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消弭和制约了监所检察监督职能的发挥。因此,如何深化对新《刑事诉讼法》中涉及监所检察权利保障理念变革与制度更新的思考,是我们全面落实新《刑事诉讼法》、正确履行监所检察权利保障职能着重探讨的课题。我们应当以强化监所检察权利保障的理论基础为逻辑起点,优化监所检察权利保障职能的立法设计,并就如何落实好、发挥好新《刑事诉讼法》赋予监所检察的权利保障职能,解决好监所检察的执法理念转变、加强基础保障和机制创新等问题作出贡献。     

回应与应对:我国刑事诉讼法哲学属性与功能再认识

"部门法哲学"研讨热潮需要回应,刑事诉讼法哲学研究中逐渐暴露的难题需要应对。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哲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刑事诉讼法哲学是刑事诉讼法学与法哲学之间的一个交叉学科,具有刑事诉讼法学与法哲学双重属性。针对刑事诉讼现代化,我国应自觉运用反思方法有的放矢地开展狭义上的刑事诉讼法哲学研究。     

试论刑事政策与国际刑法的关系

刑事政策是对犯罪有组织的反应,国际刑法以研讨国际犯罪为己任,对国际犯罪的研究需要以刑事政策为视角。本文通过分析刑事政策的含义及其国际化特征与国际刑法的发展方向,在刑事政策的视野下,揭示国际刑法的发展趋势——刑事政策的国际刑法化与国际刑法的刑事政策化,进而把握刑事政策与国际刑法两者的契合性。     

刑法规避探析

公平、公正、规范是刑事执法的内在要求。论述刑法规避的概念、构成要件,研究刑事执法实践中出现的刑法规避现象并分析其原因,提出遏制与预防刑法规避的对策,对追求刑事执法公正、公平、规范的刑事执法目标,具有重大意义。     

论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应有视角和立场——以刑事诉讼法与刑法比较为中心

作为国内公法的一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共同展示了国家诠释、认定、处罚犯罪的整体流程和态度。通观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各国的刑法具有巨大的差异性,凸现了不同的国家性格,表现出执著的国内特色,国际和区域领域的刑法统一步履维艰;而刑事诉讼法在各国日益呈现出一种统一的趋势和样态,各主权国家的刑事诉讼法价值、理念、原则、制度趋于同一,其内容已经成为超越国家的真理性共识,并最终成为国际刑事司法准则。本文在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国际与国内两个层面的表现样式作一番比较和考察后,着重于探讨形成这种不同样式的原因。揭示样式背后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制定的不同的生态机理,提出我国立法机关修改《刑事诉讼法》的视角和立场应当是充分考虑刑事诉讼程序的超国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