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的管辖权

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的管辖权包括五类:其属地管辖权涵盖卢旺达及其邻国;其属人管辖权限于自然人;其属事管辖权包含种族灭绝罪、反人道罪和战争罪;其属时管辖权仅限于1994年度发生的犯罪,遭到卢旺达政府的批评;其并行管辖权和优先管辖权则与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规定的同名管辖权有着质的区别。     

论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对国际刑法发展的贡献

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在1994年的建立和12年的审判实践经验为国际刑事法的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主要表现在: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是历史上首次建立专门审理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国际刑事法庭;丰富了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内容;扩大了对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犯罪的管辖权,进一步积累了国际刑事法院的审判经验,对国际刑法中的三大罪行的界定作出了新的阐释;推动了非洲国际法学的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常设性国际刑事法院的建立.     

前南国际刑事法庭的创立及管辖原则

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是联合国安理会针对前南斯拉夫武装冲突中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而设立的国际特设法庭 ,该法庭不仅传承了纽伦堡和远东军事法庭的原则及审判精髓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延展了国际刑事审判的原则与理论 ,并未以后的国际刑事审判以及常设国际刑事审判机构的建构提供了可行性的先导模式     

论成立国际刑事法庭的合法性问题

刑法上的“合法性原则”要求一个法庭必须“依法成立”。法庭只有“依法成立”,才有资格进行审理、并在确定被告有罪时对其进行定罪。刑法上这个原则,当然也适用于国际刑事法庭。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社会为了惩治严重的国际犯罪行为,已成立了不少国际刑事法庭。尽管这些国际刑事法庭的宗旨和目的相同,但它们的成立方式却各不相同: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是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成立;塞拉利昂特别法庭是塞拉利昂政府与联合国通过签订协议而成立。虽然,成立方式可以不一样,但都必须符合“合法性”原则。本文将通过案例分析,来探讨这些国际刑事法庭在实践中是如何论证和裁决关于成立国际刑事法庭的“合法性”原则的法理问题。     

赛珍珠文化相对主义思想溯源

美国作家赛珍珠一生所从事的跨文化创作、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均为其文化相对主义思想的体现.这一思想的形成首先来源于她的跨国界的生活,在几个不同世界的生活使其发现文化差异是普遍存在的现实,文化差异不是文化低劣的表现,相反,它赋予人类文化以多样性;其次来源于她的跨文化阅读,特别是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性阅读,使得赛珍珠认识到文化差异存在的历史合理性,东西方文化因此应该遵循"和而不同"的原则,并在此基础上由沟通交流达到融合.     

从我国刑事法庭设置看刑事审判构造的完善

刑事法庭的设置因其直观形象地反映了控、辩、审三方诉讼主体在审判中所处的法律地位和相互关系而成为刑事审判构造的重要表征。由于我国古代以“审讯”为核心的审判模式的影响、被告人沉默权的缺失以及刑事审判方式改革不够彻底等原因,导致我国现行刑事法庭设置呈现出“伞型”特征。重塑我国刑事审判构造,应当去除目前庭审方式的“审讯”色彩,加强庭审的“听证”性,建立审判中立、控辩平等、当事人主导的“正等腰三角形”的审判构造。     

认识相对主义与诉讼的竞技化

在当前证据法学研究中 ,存在着将认识相对性加以绝对化的倾向 ,由于实质真实的发现被认为是不可能的 ,因此形式正义取得了凌驾实质正义的地位。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 ,诉讼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种只重形式不重实质的活动 ,诉讼变成输赢之争而非是非之争。因此 ,新一轮对诉讼程序的轻视随之产生 ,其突出表现是普通程序简易审和引入“辩诉交易”。为了防止实质的不正义为程序正义所掩盖 ,我们应当重新审视客观真实的价值     

论国际犯罪刑事管辖权的演变

与国际社会体制的发展相适应,国际犯罪管辖权从“单一模式”向“复合模式”转变,形成了间接管辖权和直接管辖权并存的格局。间接管辖权即国家管辖权是国际犯罪管辖权的主要模式。一系列国际特设刑事法庭管辖权开创了国际犯罪直接管辖的理论和实践,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则是国际犯罪直接管辖权的最新发展。     

审判通奸罪的常设刑事法庭的运作以及《惩治通奸罪的优流斯法》的适用效果

通奸罪常设刑事法庭是审理通奸罪的机构,它由控告人发动程序,由裁判官主持的陪审团设立案件。陪审员以多数为决定,其判决不可上诉,直接执行。但是,尽管《惩治通奸罪的优流斯法》设定的目标很高,但其执行效果欠佳,表现为适用案例寡少,且有被滥用的记录。虽然如此,该法把通奸公罪化的做法影响欧美国家的刑法近两千年,多数国家的刑法都有通奸罪之设。这种状况直到近年才改变．通奸逐渐被除罪化。     

浅析引渡的新形式──向国际刑庭乃至国际刑事法院进行的引渡

从犯罪和犯罪主体的角度来看，国际犯罪与责任涉及个人和国家两个方面。由于实施国际犯罪的个人身份不同，个人的国际犯罪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个人以私人身份实施的国际犯罪；另一种是个人以国家代表的身份或者作为代表国家行事的人实施的国际犯罪。当有管辖权的国际刑事法庭乃至国际刑事法院对实施后一种个人国际犯罪的罪犯进行审判时，必然存在一个引渡罪犯的问题。本文拟就向国际刑事法庭乃至国际刑事法院移送罪犯的特殊性略陈意见。     

国际刑法的国内立法研究

在国内刑法中确认和体现国际刑法规范是缔约国应尽的国际义务,也是有效打击国际犯罪的需要。国际刑法公约中有关国际犯罪的实体法规定、程序和证据规则的规定、刑事合作的规定、预防性措施的规定等,应当成为国内立法体现国际刑法规范的主要内容。在中国,国内立法确认和体现国际刑法公约的主要途径有制定单行刑事法律、修改补充现有法律条款、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等。     

伊拉克战争涉及的国际法和国际刑法问题

战争行为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残暴的行为之一,在国际犯罪种类中也属于最为严重的罪行之一。近代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不仅没有达到战争发动者所欲追求的结果,反而进一步暴露了战争的残酷性,也发展了涉及战争行为的国际法律文件。1949年的四个《日内瓦公约》及两个《附加议定书》确立了战争行为采用的规章和规则,并进一步确认了战争罪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习惯国际法的基本模式。因此战争,尤其是国际性的伊拉克战争不可避免地涉及国际法和国际刑法的问题。